民主党派是我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争取和联合各民主党派从来都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无论民主革命时期抑或社会主义时期，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对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完成党的革命和建设任务，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各民主党派合作实际，实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合作的双方已经结成了“长期共得，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新型政党关系。它既丰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关政党建设的理论，又充分凸显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一节 中国民主党派的形成和民主革命时期
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一、我国民主党派形成的历史条件
（一）民主党派称谓始于何时
19世纪40年代，英国用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此后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不断入侵中国，使一个独立的、封建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实现民富国强，开始了不屈不挠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统治的斗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结成了政治联盟，形成了带有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其中著名政党和派别有：中国致公党、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或称改组派、人权派（没有固定组织，部分志同道合的人谈论人权问题）、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乡村建设派（观点相同的人，主张搞乡村建设，无机构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10月成立，1944年9月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青年党、民社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三民主义同志会、中华革命党等等。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时代的发展，有些党派合并为一个党，有些党派达到一定目的后自动宣布解，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仅余8个民主党派，它们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这些民主党派虽形成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有着自己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诉求，但也存在着共性。即：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反对封建独裁专政，要求获得民主自由权利。同时，它们热爱祖国，为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做出过积极的贡献。在民主党派建立之初，曾被称为“反蒋党派”、“抗日党派”、“在野党派”、“各党派各盟帮”、“各党各派”、“无党派”、“各党派”等等。但从1945年4月24日开始，“民主党派”就成为对其固定的称谓。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民主党派，迫切地需要一个互相同意的共同纲领。”202从此以后，中共中央文件和一些主要领导人的讲话，都用“民主党派”这一专用称谓。1948年1月，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关于当前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中写到：“我党对蒋管区民主党派问题根据中央去年十月二十七日指示作进一步的具体的分析，并规定对待他们的明确方针。”203
中国共产党提出“民主党派”的称谓后，迅速得到了那些并不依附国民党且为争取民主而斗争的党派的认同。如1945年10月11日，民盟在回顾历史中指出，为了适应那时客观环境的要求，“于是产生了这个民主党派联合体的同盟。民国三十三年经过一度改组，把民主党派的联盟改为广大民主人士的联盟。”204对于如何能被称为“民主党派”的标准，周恩来1949年9月在《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强调，作为民主党派，主要“应看其代表的单位在民主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如何”。对于这一标准，民主党派也是同意的，如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务理事马叙伦就认为：民主党派“无疑地是一贯主张民主，而且有工作的表现，有群众的拥护，可以代表全国性的政治团体”。205因此，民主党派是指坚持民主、爱国立场的党派的统称。
（二）民主党派形成的历史条件
周恩来曾指出：“各个民主党派，不论名称叫什么，仍然是政党，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不能用英、美政党的标准来衡量他们。他们是从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206
旧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即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人口的少数并尖锐对立，而农民和其他中间阶级却占了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中间阶级主要是指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其他爱国民族分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但它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束缚，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有着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要求。中国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与剥削，日益走向破产和没落境地的阶级，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的要求。然而，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也由于旧中国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使它们不可能形成独立的、强大的政治力量。这些阶级、阶层要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就必须向工农阶级和共产党寻求支持与合作。而中国的无产阶级尽管是一个最有觉悟、最有组织性、革命性最强的阶级，但它们的人数毕竟比较少，力量比较弱，且中国革命的敌人的联合力量又过于强大，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要取得革命的成功，也必须争取联合这些阶级、阶层，建立包括绝大多数人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努力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以便在长期斗争中逐步壮大自己，削弱敌人，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使革命力量最终压制反革命力量，从而夺取革命最后的胜利。我国各民主党派就是在这种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经过长期的孕育、发展，在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胜利后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形成的。
二、民主革命时期各民主党派中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一）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必然性
抗日战争胜利后，民主党派的一些人，包括某些领导人，既不满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又不赞同中国共产党的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和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鼓吹走中间路线即第三条道路。周恩来曾指出：“民盟由于抗战特别由于政协的机缘，客观上一时造成了他在全国的第三党地位，使他中间许多领导人物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想法，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出第三条道路。”207当时，民主党派中的一些人认为，目前的形势是，国民党不能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武力推翻国民党，而且国际形势也不允许中国出现一个完全右倾的国民党政权或一个完全左倾的共产党政权，那么，在中国就只能趟一条中间路线。他们认为，只有把右的拉向偏左一点，把左的拉向偏右一点，才能找到一个各派政治力量都能接受的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主张走中间路线的人，他们所坚持的实质上是一条走英、美式的资本主义道路的旧民主主义路线。但中国历史和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这条路线在中国是走不通的。因为：
第一，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不是要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掠夺中国从而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对它们来说，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是其理想的商品倾销市场、资本输出对象和廉价原料与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帝国主义既不愿意失去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利益，也不愿意看到中国成为其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所以，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无论怎样向西方学习，帝国主义国家都不会支持中国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
第二，作为民主党派阶级力量主体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在政治上十分软弱。基主要表现在：一是不能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二是脱离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三是内部涣散而无法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四是没有建立革命的武装力量等。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决定了它不可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也决定了在严酷的现实斗争面前，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代表蒋介石的反动政策面前，中间路线的“基础是极不稳固的”，是“随时可被人拆散破坏的”。208正如周恩来所说：一接触到实际斗争，尤其是内战重起，就使得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的各民主党派“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道路。”209
事实表明，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旧中国的一切政治力量，或者是压迫工农群众，或者是害怕工农力量的发动，或者是没有能力发动工农力量。因此，这些政治力量或者只能依附于帝国主义，或者畏惧于帝国主义。而要战胜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买办势力，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力量，并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不可能的。能够做到这点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所以，民主党派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共产党合作，才能生存与发展，才能对国家做出贡献。
（二）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可能性
我国的各民主党派是各种社会阶级、阶层的人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民主的共同要求基础上的联合，是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而在他们的成员和领导骨干中，还存在着一定数量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少数共产党人。曾任“民革”中央主席的王昆仑是1938年入党的中共党员，他参与了“民革”和“民盟”的组建，并长期担任其领导职务。此外，曾任“民革”秘书长的梅龚彬；“民盟”负责人楚南图、李文宜；“民建”的沙千里、罗叔章、南汉宸；“民进”的周建人、徐伯昕；“九三学社”的孙承佩、周培源；“致公党”的黄鼎臣；“台盟”的李纯青、谢雪红等人都是共产党员。各民主党派这种阶级联盟的性质和领导骨干中进步分子的优势，是使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始终能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各民主党派能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另一个原因是：民主党派的历史发展情况表明，它们成立时的政治纲领，主要是反帝爱国和要求民主，这同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纲领是基本一致的。正是这种一致性使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有了共同的政治基础，也使他们从成立之日起，就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同中国共产党建立程度不同的合作关系，并且在革命斗争中逐步走向发展。正如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所说，我国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是同我们党共同奋斗的。
（三）抗日战争时期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全面抗战开始后，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合作，共同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倒退而努力。
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使民主党派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形势，抗战成为各民主党派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日军占领卢沟桥后的第三天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就发表了《为保卫北方紧急宣言》，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妄图使华北变成“东北第二”的图谋，要求“集中一切的人才，解放人民的枷锁，使我们的政治和社会都成为一个胜利的能发挥最大力量的机构，以保障民族复兴大业完成”210。同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致电国民党当局，提出抗日救国的八项政治主张，要求“保障最低限度的民主政治”等。同时，其余各党派也纷纷发表他们的抗日主张。中国青年党的曾琦、中国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等表示支持政府组织抗日，职教社的黄炎培以及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也提出了自己的抗日主张。一时间抗日成为各民主党派政治生活的主题。此外，民主党派也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政策与方针。如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由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人在1936年7月15发表了题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告全国同胞书，全面阐述了救国会希望各党各派各方面共同联合起来抗日救国的立场，并表示“我们赞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这一政策，而且相信这一个政策会引起今后中国政治上重大的影响”。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