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正确的纲领，还必须有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方针、政策和策略。为了实现党的最低纲领，党的“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议决案指出，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暂时联合民主派才能打倒公共的敌人——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我们共产党不是空谈主义者，不是候补的革命者，乃是时时刻刻要站起来努力工作的党，乃是时时刻刻要站起来为无产阶级利益努力工作的党；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49议决案强调：“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50这个议决案还确定了建立联合战线的实施计划和步骤：先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会商讨建立联合战线问题；使倾向共产主义的激进民主派组成“左派联盟”；再与工、农、商、学、妇女、法律、新闻各界群众团体建立联系，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
尽管党的“二大”未能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但这次大会提出的关于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的决策，为党的杭州西湖会议以及次年召开的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为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它表明我党在建立国共合作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但是，中共二大提出的“民主联合战线”的“党外合作”方式却无法得到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同意。那么，要实现国共合作还有什么途径呢？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根据自己在印尼多年工作的经验，认为只有采取以共产党员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种“党内合作”的方式，才能实现国共合作。他主张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自己的组织和报纸，并应继续在工人中建立自己的活动和组织中心。”51然而，马林的建议却又遭到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反对。陈独秀在1922年4月6日亲自写信给俄共远东局的维金斯基，明确表示反对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他在信中列举了以下理由：第一，共产党同国民党宗旨及阶级基础不同；第二，国民党在国际上联合美国，在国内联合张作霖、段祺瑞的政策和共产主义不相容；第三，国民党未发表党纲，广东以外各省人民视之为一争权夺利的政党，共产党加入将在社会上完全失去信仰，永无发展之机会；第四，广东实力派陈炯明反对孙中山甚烈，我党加入将受陈敌视，在广东也将不能活动；第五，国民党向来对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给予权柄；第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地共产党员均已开会决议，不同意加入国民党。52这封信反映了我党当时对国民党的认识和对待国共合作的态度。面对这种情况，马林只好重返莫斯科，同共产国际负责人商谈建立国共统一战线的具体办法。
1922年7月，回到莫斯科的马林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了一份反映中国情况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介绍是轻描淡写的，却很详细地介绍了国民党的情况。指出：孙中山国民党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力量，中共党员应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并断言：“共产主义小组若不在组织上同国民党结合，那他们的宣传前景暗谈”。53马林的报告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高度重视，经过几次讨论，马林的党内合作的建议被共产国际采纳。8月，共产国际作出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第一次明确指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组织，“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国民党，特别是国民党内代表无产阶级分子和手工业工人的那一翼”；共产党人应该在国民党内和工会内把拥护共产党的人组织成一些小组，“以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54
应该说，马林关于国共党内合作的建议，无论对共产国际还是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都是一个很有价值和意义的战略规划。但他对国共两党的认识与评价却存在了很大的主观性、局限性。首先，马林对于自己一手促进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并不重视。他认为，“我们的团体（中国共产党）还一直这么小，谈不上是一个政党”，“建立一个宣传性的小组会更好一些”。虽然党也开展了一些工作，但“没有建成一个有影响的现代组织，因为共产党只是秘密地工作，它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果。”55其次，对于国民党，马林则认为，其由知识分子、华侨、士兵、工人四部分组成，“在党员中可以找到各种社会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党的纲领为各不同派别的人入党提供了可能性”，国民党的领导人“愿意在国民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56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国民党占据着广州，有着几十万党员和几万军队，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可以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见，马林过于轻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高估了国民党的作用与地位。他对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性质的分析并不完全符合实情，带有主观想象成分，掩盖了国民党的主体是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上的复杂性、软弱性等事实，为后来的国共合作运动埋下了隐患。
（四）西湖会议对国共“党内合作”的正式确定
1922年8月，带着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令回到上海的马林，将中共“二大”《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斥之为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左”倾幼稚的表现。在他的提议下，中共中央于8月29日至30日，在杭州西湖举行了特别会议。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张太雷和马林共七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大家就共产党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和指示，坚决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统一战线。他的理由是：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作用都还很小；国民党是中国现在一个有力量的革命政党；孙中山只允许共产党员个人加入国民党，而不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平行的联合战线；中共要学习西欧共产党加入社会民主工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必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向。李大钊等人基本同意“党内合作”，认为我党少数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作为两党合作的桥梁，是实现党的“二大”既定政策，避免与马林及共产国际发生严重争执的两全办法。蔡和森、张国焘等人反对“党内合作”，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无异是同资产阶级的混合，这样做势必混合阶级组织和牵制我们的独立政策。陈独秀也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的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并指出：“一个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57尽管无法达到统一的意见，但由于此时中国共产党已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根据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规定，“国际共产党大会一切决议及他的执行委员会一切决议，有强迫加入国际共产党之各党一律遵行的权力”。58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是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是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的关系，对于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必须执行。对于这一点，中共领导人是非常清楚的。因此，陈独秀在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同时也表示，如果这是共产国际不可改变的决定，可以服从，但必须向国民党提出：只有孙中山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他本人等原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共党员才能加入国民党，否则他将坚决反对。经过激烈讨论之后，参加会议的多数人基本上接受了加入国民党的主张。
西湖会议后，我党先后派出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同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其他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晤，共同商讨建立国共合作的有关问题。特别是李大钊从1922年8月到1924年2月不辞辛劳，多次跨长江、赴上海、下广州，奔走于南北各地，为促进国共合作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西湖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确定了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在联合战线方式上由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的转折点。它不仅揭开了国共合作结成统一战线的历史，也使中国革命呈现出崭新的形势。1922年11月，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陈独秀、刘仁静等人，向大全报告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工作的进展情况。刘仁静在大会发言中说：“要在中国消灭帝国主义，就必须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我们党根据这一原则，已决定和国民革命的政党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其形式是我们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59这表明，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上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
党的“一大”、“二大”召开后，中国共产党派出部分共产党员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从事工人运动。在共产党和领导和组织下，一些地区的工人运动逐步开展起来，工人群体中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同时还成立了工人斗争的组织机构——工会。工人群众中有了党的组织和工会，有利于团结、动员更多工人直接参加革命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推动下，从1921年下半年开始，工人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1922年初，以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在一年多时间内，全国罢工达百余次，参加罢工工人在30万以上，形成了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其中以1923年2月的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此次运动的顶点。1923年2月4日，在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号令下，全路3万多工人，在3个小时内即在长达1000多公里的京汉线上实现了总罢工，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坚强的组织纪律性和伟大力量。这次罢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严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利益，因而遭到了他们的血腥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使工人运动转入低潮。
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一方面充分展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伟大力量，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英勇坚决、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另一方面，斗争的实践也使中国共产党人深切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强大的，也是凶残的，工人阶级如果孤军奋战，没有强大的同盟军，没有自己的武装，就无法在毫无民主权利的条件下战胜全副武装的反动派。要夺取革命斗争的胜利，就必须“把工人阶级组成一个极大极强的团体，再联合农民商界学界，同心努力”，60只有这样，才能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的联合战线。此后，为开拓革命的新局面，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一项重要的革命任务。
“二·七”罢工后，根据革命运动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加快了同国民党进行全面合作的步伐，共产国际、苏联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关系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为了适应新形势下国共统一战线的需要，确定我党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着重研究解决三个主要问题：一、合作的重要性。从革命的主观需要看是应该联合的，联合两党更有力地推动中国的反帝反封建事业。二、增强国民党的革命性。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具有革命性，也有软弱性。实行党内合作，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使国民党转化为革命联盟，增强革命性，克服其软弱性。三、共产党坚持独立性。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并非合二为一，仍是一分为二。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都保持原有的独立性。经过与会者三十多人的深入反复研讨，大家对上述问题有了共识后，同意以党内合作形式与国民党合作，并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还特别强调指出““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61也就是说国共两党实现党内合作后，不仅共产党仍然存在，还要发展扩大共产党，而且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三大”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有三：第一，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第二，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使全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适应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第三，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中国共产党内来。党的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的通过，标志着我党关于国共统一战线政策的最终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