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捆的是谁呀！”楚王故作惊讶地站起来问。
“禀报大王，是齐国人——盗贼。”小官赶忙回答。
这是晏子代表齐国出使楚国的时候，楚王演的一场“戏”上的一幕，在《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中有记载。晏子名晏婴（？～公元前500），字平仲，是春秋时代齐国的一个智慧过人的官——大夫。
原来，晏子到楚国以后，楚王设宴款待。酒过三巡，只见两个小官绑着一个犯人走进宴会大厅。这时就有了前面的对话。
“齐国人都善于偷东西吧？”楚王转过头，看着晏子，得意地说。
“我听说，橘子生在江南，就结出橘子；移到江北，就长成枳实，虽很相似，但果实味道却大不相同。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水土的差异。老百姓在齐国从来不会偷东西，到了楚国却会偷，请问这是不是楚国的水土使人善于偷盗呢？”晏子站起身来，“借刀杀人”、反唇相讥。
楚王和晏子的话，从逻辑上讲，都犯了以偶然性代替必然性和以个别代替一般的错误。不过，晏子所说的“橘逾淮为枳”，却说明了“环境对事物的发展和改变很重要”这个哲理。
的确，南方的橘子又大又甜，很使北方人“垂涎三尺”。于是，就有人把它带到北方栽种，但结果却大失所望——结出的果实又小又酸。这样，就有了“南橘北枳”即“淮橘为枳”或“橘化为枳”的成语，和“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记载。其喻义为，同一事物，因生长环境不同而发生变异。
南橘北枳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众所周知，北方的马铃薯不但个大，而且单位面积产量高。于是，南方人也引来种植，但个子变小，单位面积产量也不高，而且还一年不如一年，只好年年到北方带回母种，期盼好的收成。
南橘北枳在医学上的克隆版，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东坡（1037～1101）赞扬的“圣散子”“杀人无数”的故事。
宋神宗在位的时候，苏东坡曾担任中央和地方的官职，因反对王安石（1021～1086）变法，被以作诗“谤讪朝廷”的罪名，贬放到黄州。
苏东坡到黄州的时候，正好当地流行传染病，患病的人很多。医生用一种“圣散子方”的中成药治疗，效果非常好，患传染病的人大都被治愈。于是，苏东坡就一再挥毫称赞“神药”圣散子的神奇疗效。
随着苏东坡文章的传播，圣散子也名扬四方，受到全国各地的文人及医生们的重视，被视为灵丹妙药。
宋朝元佑年间（1086～1094）的1091年，永嘉地区闹传染病，很多人也用圣散子来治疗。但是，非但没有能治好，反而使许多人病情加重，甚至死亡。
到了宋朝宣和年间（1119～1126），圣散子又在汴京广为传播。因为“大学生”们都是大文豪苏东坡的“粉丝”，也都读过他的文章，对它的疗效自然深信不疑。但是，医生们在用了它之后，却“杀人无数”，只好停止使用。
又过了近300年，到了明朝弘治癸丑年（1493），吴中即苏州一带传染病大流行。曾读过苏东坡赞扬圣散子文章的苏州府地方官孙鉥，为了阻止传染病继续蔓延，就命令当地的医生及药店都配制圣散子，除了沿街叫卖以外，还将圣散子方印刷刊行，到处散发宣传。结果导致许多病人狂躁昏瞀而死。
那么，当年在黄州大显神通的圣散子，为什么后来就不灵了呢？
原来，黄州地处江边，临江雨多，比较潮湿，当地人多患有寒湿类的疾病。所以，吃圣散子——祛寒燥湿的药，恰好针对病情，疗效就很好。因此，苏东坡盛赞圣散子也不足为奇。
但是，在后来三次提到的那些地方所流行的传染病，却正好与黄州的传染病相反——病人是受温热的邪气侵袭而致病的。此时，再去吃圣散子这种燥热助邪的药物，就好像火上浇油，怎能不加重病情、误治而死呢！
苏东坡赞扬过的圣散子之所以会“杀人无数”，是因为这些医生不懂得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特殊性的缘故。所以，医生必须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对症下药”，遵循“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才能奏效。
治病是如此，做其他工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最近一二十年，一些人盲目引进、大量种植仙人掌和芦荟等——因为这些“美容保健食品”在外国“火得很”。结果都因为中国人和“老外”的生活习惯和口味等不同而折戟沉沙。
不管是地域不同也好，还是疾病不同也好，都告诉我们一个哲理：推广成果不能不看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要因时因地制宜；那种“万能药方”是没有的。科技发明发现中的成果如此，方法也是如此。现实生活中一些强行推广某一经验或方法的失误，都从反面明确无误地验证了这一哲理。
近年，到处流行诸如“求职十大诀窍”、“创业八大经验”和“择偶六大秘诀”之类的“人间指南”。对此，我们当然可以从中吸取适合自己的“精华”。然而，如果株守这些伊人昔日他乡的“戒律清规”，就很可能橘化为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