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杨闇公成长为科学社会主义者的标志是组织Y.C团
根据一些老同志提供的回忆资料，有些研究者认为：在日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流行较早，俄国十月革命后更是兴起了高潮，杨闇公留学期间受到影响……从日本带回了马克思主义，回国返川后便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社会主义运动。
现在看来，老同志们的回忆印象和据此研究的认定，不够准确。
实际上，在20世纪20年代，直到1918年以前，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从1908年的“红旗事件”和1910年的“大逆事件”以后，大批社会主义者被捕入狱，有的如著名活动家、《社会主义神髓》著者幸德秋水惨遭杀害；有的如片山潜流亡国外，直到1922年才回国创立日本共产党；有的如山川均（无政府主义者）则长期“蛰居”不出。在日本，所有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著作，一概严遭查禁，历史上称为“冬眠时期”。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确实又逐渐复兴，但开始并不强大，而且比较杂芜。以著名的社会主义学者何上肇为例，他在1919年初创办《社会问题研究》杂志时，才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却还没有摆脱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痕迹。在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复兴过程中，既有马克思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主义、合作主义、新村主义等形形色色空想的、保守的，甚至反动的社会主义，互相掺杂，各具影响。说这时杨闇公就从日本带回了马克思主义，与当时日本本身社会思潮的大背景相对照，似不符合实际。
可以与同代人作一点比较。中国后来的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时也有不少人曾到日本留学求索，比如，李大钊1914-1916年在日本、李达1913-1918年在日本、王右木1914-1917年在日本，周恩来1917-1919年在日本，当时他们都没有带回马克思主义。
杨闇公与周恩来在日本的情况有某些相似之处。他们都于1917年到日本，周恩来1919年4月回国，杨闇公1920年初回国，但坐了8个月牢，在狱中不可能有更多的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他们都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接触到各形各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他们受到社会主义启蒙，不能说就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据杨闇公亲属提供的材料，他回国时既带有卡尔·马克思的像，也带有克鲁泡特金的像，都挂在墙上。这可能是符合实际的，说明他当时的思想状态。
杨闇公回国之初，也没有立即作马克思主义宣传和社会主义运动。在组建Y.C团前夕，他在日记中还写道：“我回川许久都没有作（组织）团体和宣传的事。”
他在没有固定职业、固定收入的情况下，主要通过学习、观察、交友来继续探索。这时，正是国内和四川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的时期，进步分子经过反复比较。
探求，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杨闇公也是这样走上这条道路的。体现这一转变的标志是他和吴玉章等于1924年1月在成都组建Y.C团，即中国青年共产党。
Y.C团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在新近披露的《中国Y.C团纲领》中，对此有着十分明确的阐述。
《中国Y.C团纲领》指出：“世界的灾祸及世界上第四阶级（即无产阶级）的苦痛，都是国际侵略主义和国际资本主义造成的；中国的灾祸及中国第四阶级的痛苦，都是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军阀及未成熟的资本家、绅士或守财奴式的有产者共同造成的。”
《中国Y.C团纲领》认定：“这种烟突飞燕、沸鼎游鱼的世界病，深入膏肓、死在旦夕的中国病，要想脱离，唯有采用马克思的革命方式，实行社会革命最为适合。”
《中国Y.C团纲领》宣布，Y.C团五项最大的使命就是：1）脱离一切国家界限……代表无产阶级指示全体利害；2）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地方，代表无产阶级运动的全体利益；3）联合无产者成一个阶级；4）颠覆有产者的利益（包含现在的政府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5）无产阶级掌握政权。
《中国Y.C团纲领》还表示：“反对改良派修正派投机派空谈派及一切时髦派的社会党。”它呼吁：“各地的同阶级同宗旨的朋友们呀，赶快些团结起来合作。照着红的明灯，蘸着红灼灼的热血，以求达到我们救国救世的最后目的。”
该纲领表达的思想所显现的鲜明性、坚定性和极大热情，已经达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高度。作为Y.C团的主要组织者之一的杨闇公的思想自然也就达到了这个基本高度。
但是，这只是确定了他的根本信念，主要还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言……而此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特别是关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理论，似乎还所知不多，正如他在1924年8月赴上海后返川途中的船上读书时写道……“午后阅读《唯物史观》的浅释，始知马克思学说真谛所在。回忆从前自命为马氏的信徒，内心一无所有，真当愧死！”这说明他在已经确定的道路上，仍然在继续学习研究，从而更加“信念坚定”；却不能反过来说，只有在他读了这本书之后，才懂得马克思学说的真谛，才是他思想的转折点。
杨闇公和其他共产主义先驱者一样，“一开始就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单纯的学理来探讨，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加以接受的。尽管理论准备并不充分，他们一旦学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以此为指导，积极地投身到群众斗争中去。”最重要之点在于，杨闇公从参与组织Y.C团之时起，便全副身心地投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运动。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标志，是他前进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
二、吴、杨等组织Y.C团时并非不知道中共已经成立
据吴玉章回忆，他和杨闇公等1924年1月组织Y.C团时，“还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直到1925年2月以后，在北京经过赵世炎、童庸生的介绍和说明，“才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经过和活动情况”。吴老1940年的《六十自述》。
1943年的《吴玉章略传》和1961年的《吴玉章回忆录》中，都持同一说法，并为许多研究者引以为据。笔者以为此系吴老托词，这种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无所知的情况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像吴玉章这样的国民党元老，始终是站在时代的前面的革命家，不可能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其初期领导的一些全国性的重大政治运动，以及国共合作等等这样的大事毫不知情。何况，1924年6月，杨闇公离开成都，经重庆赴上海，是代表Y.C团去找党团中央，曾与恽代英会晤，既商量于前，又通报于后，怎么能说不知道呢？还有，最早的一批Y.C团成员，包括主要骨干，有相当数量是成都和重庆的社会主义青年团（S.Y）团员，而且也曾是团的骨干，如童庸生、廖划平。
傅双无、郭祖劼等。他们也不可能只知有团不知有党。
最直接的明证是Y.C团自己。《中国Y.C团纲领》说：“至于国际康尼斯党（即共产国际）及国际少年康尼斯党（即少共国际）中国康尼斯党（即中国共产党）及中国青年团（即S.Y）我们对于他们均立于友谊地位。”如此，Y.C团成立时已确知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存在，就不再是一个推论的问题，而是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
那么，为什么既知道已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又要另外组建一个“中国青年共产党”呢？
从根本上说，当时，中国共产党还不可能是中国唯一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也没有必须以之为核心的观念，许多人对它还知之不多，信仰不高。而这批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自己要求组织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这在当时完全在情理之中。
另外，他们当时似乎也无法与中国共产党取得直接联系。这就与四川的情况有关系了。对于成都有个以王右木为组长的中国共产党的直属小组，很可能不知道；而对于有个属于中国共产党系统的S.Y成都地委，它的核心也是王右木则必然是知道的。笔者以为，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形成了双方的隔阂与障碍。看来，王右木和Y.C团主要成员之间的互相观感都不甚好。王右木获得马克思主义觉悟稍早……他在1921年初组织马克思读书会，1922年初创办《人声报》，公开宣称：“直接以马克思的基本要义，解释社会上一切问题。”也就在《人声报》的创刊号上……王右木猛烈抨击了吴玉章当时致力的四川自治运动，说“自治”就是“军治。”
……而吴玉章认为自己是在运用初步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自治运动中开展活动的，这就反映了双方的分歧。另一个重要迹象，即Y.C团的主要骨干，如前所述的傅双无、郭祖劼，特别是童庸生，都曾担任过S.Y成都地委的领导成员，因与王右木发生严重争执而退出成都S.Y组织，而后另组Y.C团。这就更加反映了同处一地的两个马克思主义信徒集团之间的隔阂状态。Y.C团与成都S.Y地委的联合行动——纪念列宁逝世，恰是在王右木离开成都之后。由此可见，吴玉章、杨闇公等不可能通过王右木这条线与中国共产党发生联系。
为什么吴老会有这种托词呢？因为当时中共就不承认Y.C团的组织，不可能采取合并或集体加入的办法。吴玉章、杨闇公等个别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Y.C团解散，一部分人游离出去，这个问题便得到解决。越到后来，党的观念越增强，这一历史事实反而成了问题，因为如果说已知有个中国共产党，又组建一个中国青年共产党，岂不是另立山头？于是干脆说个不知道，反正问题已经解决了。
回顾历史，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最进步的分子都曾各自独立谋求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而最后汇集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这是客观的事实，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又是历史进步的表现。
三、杨闇公应是在1925年初由团转党
关于杨闇公入党的时间和经过，众说纷纭，至今仍是悬案。
一种说法是1924年九十月，从上海返渝后，由童庸生介绍入党；
一种说法是1924年秋冬，在整团的基础上，由萧楚女介绍入党（此说曾为笔者接受过）
新近一种说法是1924年七八月，在上海由中央直接发展入党。
这几种说法看来均属误会或臆断，缺乏依据，经不住推敲，不足为凭。
先看童庸生介绍说。如果是这样，自然会提出另一个问题，即童庸生又是何时何人介绍入党的？按1923年6月党的“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改章程》规定，申请入党者必须有两人介绍，另一个介绍人又是谁？岂不又推论不下去了么？其实，杨闇公从上海回来，随即加入的是重庆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确切的时间应是1924年9月。从《杨闇公日记》可以看出，在此前后他与团的关系是不同的……此前，他站在团外说话；此后，他站在团内说话。介绍他入团的可能就是他的老朋友童庸生。一些老同志把入团误记为入党了。这种情况比较多。
再看萧楚女介绍说。实际上，至少在1925年1月以前，杨闇公对萧楚女仍有成见，双方隔阂未消，此时不会由萧楚女介绍他入党。但是应该说，萧楚女受任为团中央特派员，全权负责指导重庆整团，起用杨闇公，这对他入党有着重要影响，但不是直接发展他入党。对这个问题，下文还将论及。
至于中央直接发展之说，也属不可能。据《杨闇公日记》，他在上海，只与恽代英晤谈一次，受到思想启发，未解决组织问题，也未见着其他党团负责人。从这时日记记述的思想行事，看不出有他已入党的迹象。
最大的可能是：1925年初，杨闇公、童庸生等一批年龄较长的团的骨干，根据党……团中央的决定，由团转党。这时，杨、童等入党条件已经成熟，恰好党、团中央作出扩大党员数量和组织团员转党的决定。于是，他们的转党便是顺理成章。
水到渠成的事。
1925年1月，先后召开了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四大”通过的《对于组织之决议案》决定：“为着扩大吾党的数量……在尚未有我们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及大都市，如东三省、河南、重庆、九江、芜湖、福州等均应努力开始党的组织。”决议案明确提出要在重庆等地发展党，但这些地方还没有党的组织，由谁来执行呢？团的“三大”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对此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在“有团的组织而没有党的组织的地方，团的中央应听党的指挥，去为党发展其组织或代为进行其工作”。“团员在25岁以上者，应酌量介绍其入党”。实际上，早在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上已经作出类似的决定：“已过S.Y法定年龄（按为25岁）的团员，应由C.P地方执行委员会会同S.Y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此项团员，于三个月尽量加入C.P退出S.Y。”当时重庆尚无党组织，整团亦未进行，此项决定未能贯彻执行。
到1925年初，进一步规定由团组织来执行，而杨闇公、童庸生等既是团地委的主要负责人，又经过实际斗争的考验，年龄已超过25岁，理所当然地应该首批由团转党。
杨闇公、童庸生入党时间应不早于1925年1月，因为团的“三大”是1925年1月26—30日召开的，上述决议案传达到重庆必是1月以后，但也不迟于3月初，因为童庸生作为出席北京“国民会议促进会”代表，于3月2日离渝起程，4月在北京就介绍吴玉章入党，必是在离渝前就解决了党籍问题。吴老还说，这时杨闇公也已入党。说武断一点，他们由团转党应在1925年2月。从团的“三大”决定到童庸生离开重庆，中间刚好经过2月份一个月。按照当时重庆与上海中央之间的交通通讯往返所需时日，这个时间正够。不止一位老同志回忆，他们的入党时间是1925年春节后几天，恰好与这一推测相吻合。甚至还有一个可能，即团中央授权重庆团地委直接办理团员转党手续，只须备案，不必报批。后来，在1926年2月成立党的重庆地委时，因只有19个党员，人数太少，临时转了22个团员入党，便是由团地委向团中央的报告中作的说明，没有祈予批准之类的请求。
四川的团组织代党发展党员的做法，一直延续到1926年初党组织普遍建立并形成党的领导系统以前。例如，1926年1月24日，綦江县已经成立了党支部，而团的县特支在1月26日向团中央的报告中仍然提出：“莲浦、绍文、详书皆入C.P。敬乞批准，并请转报C.P中央。”不仅四川如此，全国其他只有团组织没有党组织的地方也都如此。正如1926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蔡和森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提到福建的情况所说：“这里没有党组织，只有共青团组织。共青团直接接受党员。”这是根据当时实际的需要，由党中央授权进行的。
这里自然地要澄清一个问题。不少研究者（包括笔者在内）曾以为，1924年秋冬……在整团的基础上，重庆建立了基层党组织，由杨闇公负责，继续发展党员。如前所述，这种看法不对。杨闇公是作为团地委负责人负责建党的。
四、杨闇公与萧楚女是从对立走向团结
一些关心和研究四川党史的人出于对先烈的崇敬之情，印象中总以为杨闇公和萧楚女这样杰出革命家，他们一定会是亲密无间，团结合作，共同推动重庆整团和各项工作。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杨闇公对萧楚女曾有过较深的误解与成见。他们是经过对立走向团结的。
1979年出版的《杨闇公日记》，整理者缘于好意，为尊者隐，为贤者讳，将日记中因误解而抨击萧楚女的记述删节。这完全可以理解，故人们未能见到这部分可供研究的资料。
杨闇公认识萧楚女当是他赴沪返川定居重庆，即1924年8月以后。萧楚女分别于1922年、1923年、1924年中三进山城，对四川和重庆情况甚为熟悉，对重庆团组织……特别是对团地委深有影响的主要负责人唐伯焜的思想、作风和工作状态颇不满意，多有批评，并向团中央报告了情况。萧楚女在重庆期间，从事新闻和教育工作，主要是面向青年，宣传革命思想，一支笔所向披靡，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
但在受任为团中央特派员前，却基本不参加重庆地方团组织的活动，很少往来，保持相当的距离，因而遭到唐伯焜的“内心日夕‘疑’、‘嫉’”。重庆团组织的多数骨干，如童庸生、罗世文等，既不满于唐伯焜，但在萧楚女与唐伯焜的争论中，又大都偏袒唐伯焜，参与对萧楚女的攻击，被萧楚女称为“唐派青年。”
……他们对萧楚女的攻击完全是没有道理的，如说萧楚女参加杨森部队作工作是投靠军阀，参加《新蜀报》工作是投靠进步系；另外还散布了一些谣言，设置障碍，多方掣肘。事实上，是非都是清楚的，此处不必赘论。
杨闇公是后来的，他一到重庆很快就在团员青年中建立了威信，产生了影响；而“唐派青年”也影响了他，使他对萧楚女也怀有误解、存见和戒备，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深沉。如萧楚女批评唐伯焜，他认为是争权；萧楚女推动反“德阳丸案”运动，他认为是出风头；萧楚女受命为团中央特派员，他认为是图谋得逞。
他曾与唐伯焜、童庸生等共谋对付萧楚女的办法，甚至使用更酸刻的语言来形容萧楚女。当罗世文以团地委书记身份向团中央表态要与特派员合作时，他对罗世文也起了疑心。这种离开了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一味地抱住成见不放，原因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宗派情绪。所谓“亲不亲，故乡人”，唐伯焜再错，也是老朋友、自己人；萧楚女是个“外来户”，隔了一大层。这或许是60多年前的一种“盆地意识”吧！
然而，杨闇公毕竟不同凡俗，他虽有某种固执，却不抱残守缺、故步自封。他和大多数“唐派青年”与萧楚女终于捐弃前嫌，实现团结。这时，经过整团和“德阳丸案件”实际斗争的锻炼，杨闇公等当选为团地委主要负责人，一批团员转党……整个重庆团组织的思想水平和战斗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们的团结就建立在这个新的基础之上。
他们什么时候达到团结的呢？罗世文在1924年12月6日给团中央的报告说：“楚女及渝校同人近已互相谅解，以后自能共同努力工作。”这大约是个开端，直到1925年1月，杨闇公在日记中对萧楚女仍存有芥蒂。但不久，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925年3月12日的日记有一则重要的记载：楚女将离《新蜀报》了，“生活问题随之而至。我拟约他来寓暂住，再设他法”。这里不再有猜疑与责难，寥寥数语……足见情谊。萧楚女先是被迫离开《新蜀报》，随后与张闻天等被勒令出境，于5月离渝。萧楚女是否曾借住杨家，已无从考证，但新近发现一张萧楚女与杨闇公等多人着春装的合影。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物是萧楚女离渝前与杨闇公等重庆地方团组织的同志实现大团结的象征。
杨闇公与萧楚女较之与唐伯焜的共同点要多得多。他们都胸怀大志，同有强烈的事业心。此点毋庸细述。他们对当时重庆社会主义运动和团的工作方向看法很一致，都强调实际斗争。1924年11月“德阳丸案”发生后，萧楚女抓住契机，站在前列，动员青年和各界民众参加运动。杨闇公虽对萧楚女心存猜疑，却“因题目大了……非援助不可”，重庆团组织经萧、杨的推动，全力投入战斗，战斗力大为提高，从此摆脱“研究小团体”的状态。萧、杨实际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并肩作战，达成许多共识。
对于萧楚女与唐伯焜之间的争执，杨闇公在感情上倾向于唐，因而对萧不满，这是萧、杨隔阂的症结所在。而对唐伯焜为人的本质，两人的看法又相当一致。杨闇公与唐伯焜交往密切，却鄙视其人。据对1924年8-12月《日记》所载粗略统计……提到唐伯焜的有27处，其中18处是批评责备，认定唐伯焜“太瘟了”，“实无才者流”，“不是吾道中人”，“必定要失败的”。造成双方隔阂之处，却恰恰是萧杨看法一致之处，不成其为根本障碍。一旦揭开了问题，沟通了认识，摒弃了成见，更能达成一致。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萧楚女在指导重庆整团中，采取广泛团结多数，集中批评唐伯焜，弄清思想是非的办法，对真正的优秀分子，包括曾经反对过他的人，如杨闇公、童庸生、罗世文等，一概团结，认真依靠，放手使用，选拔他们担任团地委的主要职务，从而互相增进了解，实现团结。实现团结的过程，就是统一认识……共同提高的过程。
杨闇公与萧楚女实现了团结，实际上也就是重庆革命队伍实现了大团结。这个大团结的形成，对于随之开展的建党工作，对于全川领导核心的建立，对于第一次大革命运动在四川的蓬勃发展，都有着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