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1927年3月31日，四川军阀刘湘与蒋介石勾结，在重庆制造了一次反革命大屠杀，杀死杀伤共产党人、左派国民党人和革命群众千余人，史称“三三一。”
惨案。“三三一”惨案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公开叛变革命前拉拢地方军阀，共同采取的一个严重的反革命步骤，是大革命在四川从发展到失败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四川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起点。
本文拟就“三三一”惨案产生的背景、惨案发生的经过，以及有关几个问题，作一些简要的介绍和探讨。
一、惨案产生的背景
“三三一”惨案的发生，需要放在当时全国形势的背景下来考察。
自1924年1月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以来，经过1925年“五卅运动”，大革命浪潮席卷全国。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节节取胜。1926年10月占领武汉三镇……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至此，北洋军阀的两大系统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已基本被摧毁，由帝国主义扶持的整个旧军阀对中国的反动统治摇摇欲坠。正是在这革命转折的关键时刻，革命阵营中的一部分投机分子被分化出去，与中外反动势力合流，背叛革命，镇压革命。于是，先后有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和汪精卫在武汉发动的“七一五”政变，使大革命遭受挫折。重庆“三三一”惨案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发生的。
从四川的情况来说，自“五卅运动”以后，革命高潮涌进夔门，特别是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形势迅疾变化，革命力量大发展，反帝反军阀的群众运动遍及城乡，与全国各地相呼应，汇成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洪流。而重庆则是西南一隅的重要革命阵地。
在这一时期，四川革命的发展，涌现了四件大事。
一是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从1922年起，在恽代英、萧楚女、王右木等革命前驱的推动和组织下，成都、泸州、重庆、内江、宜宾等地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改名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党主要通过团组织在政治上发挥作用。随后，一批共产党员由外地转回四川，并发展了少数党员。1926年初，少数几个县市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均分别直属中央领导……1926年2月，经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为全川党的统一领导机关。自此，党的组织得到一定的发展，陆续在20多个县市建立了党的组织，或发展了党员，开展了工作。党员人数虽不很多（到1927年初，全川党员约360余人）但均是主要骨干，政治能量很大。这时，党组织处于半秘密状态，主要是通过国民党左派党部开展各项公开工作，实际成为四川革命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核心。
二是四川国民党改组，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党及其前身同盟会在四川有悠久的历史，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挥过重要作用。但自反袁失败后，国民党呈分崩离析状态，国民党四川地方组织也几度振而不兴。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左右派公开分裂，右派首脑人物谢持、石青阳均属川籍，他们操纵四川国民党组织，把持党务，排斥左派和共产党人，国共合作在四川未得实现。1925年8月，已实行国共合作的广州国民党中央派吴玉章（时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四川党务筹备员名义回川，改组国民党。吴玉章坚决依靠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坚定的左派，积极培训干部，从下层组织入手，大力发展左派力量，建立左派组织。
经过1925年8月和1926年1月两次改组，与右派彻底决裂，成立了完全由左派掌握的国民党四川临时省党部（习惯称莲花池省党部）至此，完成了四川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也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四川的实现。1926年11月召开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正式省党部。据不完全统计，这时全省已成立20多个左派县市党部（另有40多个县在筹备中）108个区党部、882个区分部，隶属左派党部的党员已达2万余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全部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成为各级左派党部的主要骨干。在左派党部的领导下，工农商学各个群众组织广泛发展，各项群众运动高潮迭起。莲花池左派省党部享有很高的声望，具有较大的权威，是南方革命阵营在四川的代表机关，是领导四川大革命的一面公开的旗帜。
三是开展声势浩大反帝斗争。清代末年因不平等条约把重庆辟为通商口岸，帝国主义列强的政治侵略、经济侵略、文化侵略接踵而来，渗入四川，而以英、日为尤甚。重庆则首当其冲，在王家沱有日租界，南岸玄坛庙驻有法国水师兵营，各国军舰商船任意在内河航行，英、日、美，德、意、葡等国在重庆开设的“洋行”达38家，法、意等国的教堂遍于重庆和邻县农村。他们享有各种特权，不仅凌我主权，掠我财富，而且视我同胞生命如草芥，不断挑起事端，制造血案。重庆人民曾多次掀起反帝斗争。从1924年“德阳丸事件”起，反帝斗争在党的领导下发展成为自觉的革命运动。大革命时期，党在重庆地区领导了四次声势浩大的反帝斗争。首先是1925年“五卅运动”掀起的反英、日帝国主义的斗争；接着是1925年由“七二渝案”掀起的反英运动，实际是“五卅运动”的继续；再是1925年11月由“美仁轮事件”掀起的反美运动；最后是因万县“九五惨案”再次掀起的反英运动。特别是由“五卅”和“九五”两惨案掀起的斗争系全国性的反帝运动，重庆的反应异常强烈，各阶层人民广泛发动起来，积极参加罢工、罢课、罢市，采取了抵制仇货、对敌经济绝交和游行示威等多种形式的斗争，同仇敌忾，民气高昂。如“五卅运动”中，重庆航业公会所属长江、嘉陵江、涪江。
渠江、乌江沿岸20余处船帮11.2万余名木船工人宣布不给英人运货，誓言“有国无家，誓死不变”；英商隆茂洋行东栈300多工人退职，宣称“宁作断头鬼，不为亡国人”；英商太古、怡和两轮船公司的华人经理及全体华人职工，以及日商日清公司全体囤船工均辞职退工。万县“九五惨案”后，全市就有6万多民众（当时全市人口约20万）和10艘汽船、120艘木船参加水陆两路示威大游行，查禁的仇货达60万元以上。以至于英国驻重庆领事不得不告诫英商人，在内河商船要扯下耀武扬威的英国米字旗，改悬中国国旗。这些声势浩大的反帝群众运动虽然由于北洋政府和地方军阀当局的媚外妥协政策而受到抑制，但是振奋了民心，壮大了革命声威，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得取了一定的胜利。
四是发动“泸顺起义”，策应北伐战争。1926年7月北伐出师后，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中央很重视四川的军事工作，先后派刘伯承、朱德、欧阳钦回川。刘伯承任国民政府军事特派员，朱德任杨森部（后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国民）党代表……同时，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也派陈毅回川做军事工作。随之，国民党中央根据吴玉章提议委任李筱亭、吴玉章、刘伯承三人组成为四川特务（军事）委员会。
中共重庆地委成立军事委员会，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组成，地委书记杨闇公兼军委书记，加强对军事工作的领导。在此以前，地委已着手做四川将领的争取工作，并派出一批干部到有关部队做政治工作，遂使一部分中层将领倾向革命。
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声威大振，迫使四川军阀刘湘、杨森等七个主要首领于1926年底至1927年初相继易帜，投向国民政府，分别接受国民革命军军长职务的委任。但是他们仍然首鼠两端，坐视观望，不发一兵一卒参加北伐……因此，地委根据中央指示，组织领导了泸顺起义。起义的主要目的是：推动四川将领易帜（起义时，大多四川将领均尚未表明态度）阻止川军东下进攻武汉；建立自己的武装，组成一支左派队伍，在川陕鄂边建立根据地，策应北伐；进而北出陕西，接应冯玉祥的国民军东进，参加北伐。起义部队是当时分属北洋政府委任的四川省长（后任国民革命第二十二军军长）赖心辉和四川清乡督办（后任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所部的五个旅（起义后扩编为六路）计一万余人枪（约占当时四川部队总数的1/10）起义部队统编成国民革命军，成立川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刘伯承（后由武汉国民政府给番号为暂编第十五军，刘伯承任军长）起义部队分驻在泸州、顺庆（南充）和合川。原计划在顺庆集中起义，但泸州两个旅的起义于1926年12月1日提前爆发，而未开赴顺庆。于是，顺庆两个旅乃于12月3日起义；刘伯承于5日在合川率一个旅起义，驰援顺庆。顺庆起义军遭四川军阀部队围攻，退守开江，随后又转移到湖北荆门。刘伯承赶赴泸州指挥。在川黔军阀28个团的联合围攻下，刘伯承领导起义部队困守孤城，艰苦奋战，坚持达半年之久，终因寡不敌众，加之起义部队素质未得到改造，部分将领动摇，到1927年5月，刘伯承离泸赴汉，起义部队撤出泸州，起义失败，两处起义部队余部最后分别为川、黔、湘军阀收编。泸顺起义虽然最后遭到失败，但当时给四川军阀以极大的震动，对抑制四川军阀部队威胁武汉革命政府，策应北伐，推动四川革命运动方面均起了重要作用。它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是一次大演习。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朱德、刘伯承、吴玉章等后来也就是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
一方面是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革命力量的增长；另一面，反动势力仍然强大。他们采取各种手段来对付革命，打击革命。
一是军阀刘湘集团。刘湘自1924年以后，霸据重庆，拥兵三万多人枪，在当时四川军阀中占有显著地位，受北洋政府任为“四川军务善后督办”。北伐军兴后，他窥测形势权衡自身利害，于1926年8月与“省长”赖心辉通电讨吴（佩孚）11月底就任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军军长。但他完全是出于投机。口称拥护北伐，而实际不发一兵一卒；口称服从左派省党部，而暗地却与右派省党部勾搭，由其部下师长蓝文彬担任右派省党部执委。他的主要目的是拥兵观望，保存实力，争当“四川王”。开始，他对革命还采取敷衍态度；当革命深入发展，越来越触及他的根本利益，特别是“泸顺起义”爆发，他感到这将危及他和四川军阀的统治，更加不能容忍。但这时他还有所顾忌，惧惮整个国民革命军的强大，不敢贸然下手……这时窃据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反叛革命的行径日益显露，并与他互通气息。1927年3月27日，蒋介石亲信学生戴弁在重庆送给他两个文电：一是武汉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免去蒋介石中常委主席和限制总司令职权的决定；一是蒋介石关于撤销武汉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联席会议（当时是最高权力机构）的主张，请刘湘表态。刘湘大喜过望，连称“这才是真正的南土。过瘾，过瘾！”表示服从蒋介石，认为时机终于到来，遂动手镇压革命。
二是地方团阀集团。这是地主武装集团，极端仇视革命。在当时，他们不得不喊几声拥护三民主义，而以反对“赤化”、反对共产为名进行反革命。重庆附近的巴县、綦江、南川等县的团阀就多次袭击左派党部，摧残青年学生，镇压农民运动，无恶不作，巴县团阀甚至公然组织“讨赤军”，征收“讨赤费”。他们受到军阀集团的支持纵容，刘湘部下师长、江巴卫戍司令王陵基就亲自担任川东南团务总监，把军阀武装与团阀武装结合起来。
三是国民党右派集团。这时的国民党右派是指的“西山会议派”。他们在上海另立伪中央，在重庆另立右派的省市党部，竭力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新三民主义。他们不断挑衅闹事，袭击左派。经过几次较量，右派集团受到打击。1926年12月，刘湘被迫下令取缔右派省党部。但右派党徒仍然继续活动。
此外，还有其他形色的反动势力，如国家主义派（前身）他们声称既反对共产党，也反对国民党。到1927年初还在重庆公然组织“拥护五色旗大同盟”，反对国民革命。
这些反动势力之间虽然有其深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又有其反革命的一致性。
他们握有政权、军权，力量占优势。当革命深入发展的时候，革命与反革命的尖锐冲突，反革命对革命的镇压就成为不可避免。
二、惨案的经过及其后果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当天，南京市民举行庆祝集会。一些反动分子煽动溃兵及地痞流氓，乘北洋兵败混乱之时，抢劫烧杀，波及外国领署及侨民，英、美、日、法、意等帝国主义为支持北洋政府，阻挠北伐进军，借口保护侨民……调集英美军舰炮击南京城，打死打伤我同胞2000余人。消息传来，正处于反帝怒潮中的重庆人民更加愤慨，遂由“重庆工农兵学商反英大同盟”出面，定于3月31日召开市民大会，抗议英美暴行。自此，双方积极准备：一方准备反帝集会，一方准备破坏镇压。
先是右派分子和各种反动分子散播谣言，说3月31日的大会将抢劫和焚烧英、美两国领事馆，捣毁教堂，左派军队要举行暴动，占领重庆等等。英、美两国领事和侨民决定撤离重庆；同时，英、美的七艘军舰和商船已生火待发，据称已褪下炮衣，瞄准市区，因而市内空气分外紧张。刘湘接连派人对左派省党部主要领导人杨闇公、李筱亭等进行威胁和利诱，要求取消集会或他们本人不参加集会，放弃领导。均遭拒绝。刘湘乃借此机会决定着手镇压。3月29日，刘湘在其回水沟公馆召集亲信将领和主要谋士会议，策划对集会进行破坏，企图对主席会成员一网打尽。30日，镇压计划的主要执行者、刘湘部下第五师师长兼江巴卫戍司令王陵基和第七师师长蓝文彬召集会议，有巴县团阀曹燮阳、申文英和蒋介石派来的黄埔右派学生参加，具体安排屠杀措施。
根据各方传来的消息，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也于30日晚召集会议，研究形势与对策，认为虽有各种风传，但不至十分严重，估计不过是捣乱一下会场，充其量查封莲花池省党部。考虑到通知已经发出，不及更改，不能影响群众情绪，也不能示弱，遂决定大会照常召开；同时，要求党团地委的负责人都出席参加，并加派工人纠察队、童子军和商团维持秩序。
3月31日，重庆各界反对英美炮击南京市民大会在通远门边打枪坝广场如期举行。
上午9时，各路队伍开始进入会场，共计约20000多人。敌人也混入群众队伍进了会场，其中有王陵基的便衣士兵、蓝文彬的“军事学校”武术打手和巴县团阀的团丁，他们都暗藏有短枪、大刀和铁棒；同时，敌人还派大批武装层层包围会场……警戒交通要道和两江沿岸码头。王陵基、蓝文彬等则坐阵打枪坝附近之王陵基公馆指挥。11时，总主席团宣布大会开始，同时敌人的枪声也打响。混在群众队伍中的武装暴徒立即开枪，挥刀抡棒地杀向群众。群众抗御不及，极度混乱。当时，会场五处出口四处被封锁，只剩五福宫一处出口又遭拦截追杀，群众无处躲藏，大都跳通远门城墙逃至郊外。奔跑中，许多人跌倒，被人群从身上踩过而无法复起。大屠杀从上午11点直至下午2点，整整进行了三个小时。据红十字会现场收尸时统计，当场因枪杀、刀劈、棒击、践踏、跳墙致死者137人，受伤者上千。
死者中有童子军30多人；女生60多人，许多女生惨遭凌辱而后致死。逃离现场后重伤致死者尚无统计。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监察委员、“泸顺起义”总指挥刘伯承驻渝代表陈达三在五福宫口遭枪杀；左派市党部执行委员、著名经济学家、政论家漆南薰被拖至郊外两路口刀劈而死。其他主要领导人在群众掩护和帮助下，得以会场脱险。
大屠杀还在进行中，军阀、团阀又组织流氓暴徒，捣毁了省市左派党部和中法学校、中山中学、巴县中学、巴县国民师范、四川日报社等公开的左派机关、团体……学校；同时，在全市张贴事先已准备好的石印布告，声称这次惨案系“工学冲突”所致，倒打一耙，反诬革命派。
第二天，4月1日上午，地委组织委员冉钧外出工作时，又被敌人便衣队暗杀于七星岗附近之蜈蚣岭下。
地委书记杨闇公在会场脱险后转移到江北暂避一夜。4月1日晚又过江进城，召集会议，布置善后，指定临时党团负责人，然后准备赴武汉向中央汇报请示工作并出席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4月4日，杨闇公乘船东下，但已为密探所跟踪。
船甫启碇，即被一艘快艇和十几只小船所包围。杨闇公被捕，关押在佛图关蓝文彬师军事学校。杨闇公坚贞不屈，4月6日被敌人割舌、剜眼、宰手，而后身中三枪，壮烈牺牲。
敌人的镇压继续进行。4月2日，“江巴联团清乡处指挥部”发布布告，声称“凡本联团区域内所有共产分子限日肃清……一经查觉，定即拿案，处以死刑，决不宽假”。随后，“巴县团学绅商联合会议”又呈请刘湘，对55名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统加以“宣传共产，运动赤化”的罪名，“通缉归案，处以极刑”；对另外21人则统加以“附和共产，实系朋凶”的罪名，“剥夺其公权……并分别处以相当之罚金”。同时，在刘湘防区内各县，左派党部均相继被捣毁，人员遭追缉。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的主要骨干均转入地下，多数转移到外地。
惨案发生后，四川在刘湘势力以外一些地区的左派党部、群众团体，以及以刘伯承为首的“泸顺起义”部队，对刘湘等人的反革命暴行进行抗议声讨。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根据吴玉章提议，拨款慰问受难人员，撤销刘湘、王陵基等人的一切职务，下令杨森、邓锡侯、刘伯承就近出兵讨伐，并将蒋介石派去与刘湘勾结的代表杨引之交革命法庭公审处决。但这时四川军阀也已相继投靠蒋介石，背叛武汉国民政府；“泸顺起义”部队长期处于围困之中；武汉政府汪精卫正策划公开反共，叛变革命。因而所有反击措施均软弱无力，没有结果。
接着是“泸顺起义”失败。
最后一役是“涪陵事件”的发生。涪陵是国民党元老、老同盟会员、川军宿将李蔚如的家乡。1926年李蔚如加入共产党，组织农民自卫军，拥有上千枪支。“三三一”惨案后，重庆的许多革命骨干赶赴涪陵，与李蔚如共同组织武装抵抗刘湘……但到7月3日，刘湘与驻涪陵的杨森部下师长郭汝栋合谋骗捕李蔚如，押至重庆……7月4日杀害于南岸黄桷垭。涪陵农民起义军也随之瓦解。
至此，盛极一时的大革命在四川完全遭到失败。在长期白色恐怖中，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三、几点讨论
（一）蒋介石与刘湘勾结的性质和“三三一”惨案与“四一二”政变的关系如前所述，“三三一”惨案是蒋刘勾结的结果，是对大革命的反动。他们的勾结出于各自的反动政治需要，蒋介石是从革命阵营中分化出去的新军阀。他要反共反人民，实行独裁，在当时最大的障碍是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因此，他要拉拢各种反动势力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为他公开全面的叛变革命作准备。刘湘是一个旧军阀。他先依附于北洋军阀政府，后来被迫投顺国民政府，但革命与他的阶级利益根本冲突，却又不敢轻易反水，他怕的也是武汉国民政府。待到蒋介石表明了态度，他又有了新的依靠，遂再背叛武汉国民政府，投靠蒋介石。蒋介石与刘湘的勾结，是新旧军阀之间政治勾结，两者狼狈为奸；勾结起来的目的是共同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群众运动，对付武汉革命政权。这是导致“三三一”惨案发生和大革命在四川失败的基本原因。刘湘制造“三三一”惨案，既是消除革命势力对他的统治的威胁，也是对蒋介石输诚表态。在惨案之后几天，4月9日，刘湘和其他六个刚刚表示服膺国民政府（有的才一个月零几天）的六个四川军阀就联名通电反共，亦即反对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响应蒋介石。当国民政府决定撤销刘湘职务，并下令讨伐时，蒋介石立即任命刘湘为第五路总指挥，杨森为前敌总指挥，即日犯兵武汉。刘湘和四川军阀的反水，为蒋介石制造“四一二”政变，公开叛变革命，在西南一隅开了第一刀。刘湘制造的“三三一”惨案和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互相配合，前后呼应，都属于以蒋介石为首的新旧军阀结合的反动势力背叛大革命的组成部分。当然，这并不一定就说“三三一”惨案是在蒋介石的具体指使下发生的，他们在政治上勾结起来，自然能心领神会，配合默契。
过去的一些有关党史和现代史著述中，完全不提及“三三一”惨案，或简单地只当做是四川军阀制造的地方事件，不涉及蒋介石，似有失片面。
（二）四川党组织是否受了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
这是一个自然容易引起联想的问题。从全国全党的范围来讲，在大革命时期，特别是在后期，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在统一战线中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对日益走向反动的蒋介石和后来的汪精卫退让妥协，实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蒋介石的阴谋接连得逞，势力不断坐大。这是全国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从这样一个大的格局来看，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当然对四川的局势有影响。
但是笔者认为，当时中共重庆地委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执行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
一是在统一战线中，即在四川的国共合作中，发挥了我党的领导作用。当时的国民党左派省党部是在彻底清除了右派分子后，完全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组成……共产党员在其中起着核心作用。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规定，在国民党高级党部（包括中央党部、省党部）的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不得超过1/3。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接受这一反共决议，而中共重庆地委则没有理睬这一套，不受其限制。在1926年11月的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产生的四川省党部执委员九人，共产党员占六人；常委三人，其中两个是共产党员；候补委员五人，全部是共产党员；五个部长和秘书长也全是共产党员……左派也大都表现坚定。省党部主要负责人国民党元老、老同盟会员李筱亭，长期与党亲密合作，共同战斗，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白色恐怖时期，于1928年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地委通过左派省党部旗帜鲜明地发动反帝反军阀斗争，充分发挥了领导作用。
二是在武装斗争问题上，地委领导了“泸顺起义”。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在大革命时期，陈独秀轻视掌握革命军队，而重庆地委却组织了这样大规模的起义，直接掌握武装，是十分杰出的事件。“泸顺起义”虽然最后遭到失败，但说明在当时地委就已经在着手建立自己的武装，这就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年轻的地委的工作具有显著的特色。
（三）大革命在四川遭到失败和发生“三三一”惨案的基本原因和教训和全国的情况一样，大革命在四川遭到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敌人过分强大，而我党还处于幼年，力量弱小，经验不足，无法战胜强大的敌人。
四川地处西陲，远离当时革命中心珠江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国民革命军没有到达。四川军阀虽然“易帜”，但本质未变，他们的反动统治基本没有触动。国民革命运动是在他们统治下开展的。地委领导对这一点却估计不足，认为只要群众发动起来了，军阀这几根烂枪算不了什么。直到“三三一”集会前夕，已经知道敌人要动手镇压的消息，仍然对敌人的阴险凶残估计不足，掉以轻心，不肯回避，以至于遭受惨重的损失。这是四川党组织在幼年时期所表现出的一种幼稚病……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正是在先驱们的血迹中我们党不断成长壮大起来……而先驱们的崇高理想和献身精神更是千秋万世，光照人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