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谓“白区”，是指10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与红区（“苏区”）相对而存在的国民党和其他地方军阀统治的区域而言。有的文章把抗日战争时期的“国统区”、解放战争时期的“蒋管区”都称为白区。本文只是对10年土地革命战争这一时期周恩来与白区工作的研究述评。
“文革”结束以后，开初几年，有关周恩来在白区工作的史料发表不多，议论较为泛泛。1988年前后，产生了一批有内容有分量的研究文章，特别是1989年相继出版了《周恩来传（1898-1949）》（以下简称《周传》）和《周恩来年谱（1898-1949）》（以下简称《年谱》）这两部著作披露了大量丰富而新鲜、系统而翔实的史料，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微言大义，寓论于史，集10年各方研究之大成，从传闻印象到确立信史，从感情倾注到理论分析，从泛泛而论到深入讨论……从而把对周恩来在白区工作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
一、关于周恩来领导白区工作时在中央所处的位置
《年谱》和《周传》较详尽地叙述了周恩来领导白区工作时在中央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
第一，《年谱》和《周传》均指出：周恩来在领导南昌起义失败后，于1927年11月转赴上海，出席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尽管他受到惩办主义的“警告”处分，但他的才干已得到公认，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这时，中央调整组织机构，不设部，在中央常委下设立组织局，领导组织、宣传、军事。
特务、调查、交通、文书、出版分配、会计等科及妇委。周恩来先后担任组织局（按：这时的组织局相当于“八大”以后的书记处）代主任、主任，担负起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为中央对白区工作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参与或主持了对白区许多地方工作问题的处理，对白区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
第二，《年谱》和《周传》又指出：“六大”会议上，周恩来继续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常委，并担任中央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1928年11月，他回国参加中央领导。由于当时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不行，不能发挥核心作用；而其他常委有的（蔡和森）很快被撤职，有的（苏兆征）病逝，有的（李立三）是后来补进。因此，周恩来从回国到1930年3月再次出国赴苏，在这一年零四个月时间内，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恢复和发展白区党组织，加强党在白区工作，是周恩来实际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一项重要任务和中心环节……
第三，《年谱》还介绍：1930年3月，周恩来再次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8月回国，纠正立三路线。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路线开始统治全党；6月，因处境危险，周恩来基本停止工作，年底离开上海，转赴中央苏区。据《年谱》记载，中央和红军到达陕北后，1935年10月，中央常委分工，周恩来又曾负责中央组织局，领导组织部、宣传部，并主持白军工作部工作，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瓦窑堡会议后，周恩来就新形势下的白区工作提出或赞同过许多重要意见，如必须在政治上反对关门主义、准备干部派往白区工作、青年工作重点应放在白区等等，均被采纳，成为中央方针政策的一部分，贯彻实行……
这些系统史料的披露进一步说明，“像他这样在中央工作时间之长、工作面之广……在我们党的领导人中间也是少有的”，论证了“他一生所走过的道路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缩影”。
一般论及或涉及周恩来领导白区工作的著述，主要是讲前两个阶段，尤其是“六大”以后周恩来实际主持中央工作这一时期。
二、关于周恩来白区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与三次“左”倾错误的关系
研究周恩来的白区工作的历史，不能不涉及这一时期党的路线和三次“左”倾错误。
“六大”的召开是党史上的一件大事。所有论者都认为“六大”路线基本正确，取得了成绩，但对涉及白区工作和中央领导的评价则有不同。一种看法是，“六大”以后向“城市中心论”发展，由于革命道路这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因而“六大”不可能对白区工作提出正确的方针与策略；大会提出了争取群众的任务，但对如何争取群众没有作出正确的回答。另一种看法是不同意这种估价——似乎那时的中央只是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除了作为正确路线的反衬外，便没有什么可说了——指出这种看法既不公正，也不符合历史实际，认为“六大”确定的“争取群众”的总路线，是切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正确方针，是党的工作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转变。在周恩来实际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对如何在白色恐怖笼罩的险恶环境下恢复和发展党的工作提出了系统而切实的主张。这一系列指导原则不仅为当时指明了出路，而且对后来国统区工作有着深远影响，与以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正确政策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周传》作者也认为，在周恩来实际主持中央工作时期内，他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起着从严重挫败走向复兴的关键作用。
这一时期，中央发生三次“左”倾错误路线。周恩来对白区工作的指导思想，还主要表现在他对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认识和态度上。一些论者分别论述到他在反对三次“左”倾错误中的观点和作用；有论者把周恩来与三次“左”倾错误的形成与纠正的关系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论证这时他的思想认识状态和功过是非。
对于秋白盲动主义路线，论者认为，周恩来作为当时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举手赞成体现“左”倾盲动主义主要论点的决议，并为中央起草过一些决议、通告和指示信，在中国革命一些重大问题上，周恩来与党内绝大多数人基本处于同一认识水平；但是，对把举行全国武装暴动作为总策略，尤其是一些过火做法，他则是一开始就有所觉察，并在实际工作中有所制止和纠正，同时认识也不断深化，虽然仍然带有不少“左”的痕迹。中央在挫折和教训面前已有所觉悟，终于迅速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基本结束“左”倾盲动主义。周恩来是这一结果的推动者和贡献者。
对于立三主义路线，论者认为，在立三路线正式形成之前，周恩来也接受了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和对中共的“左”倾错误指示；虽与李立三有分歧和争论……但未从根本上摆脱“左”倾急躁情绪，跳出中国革命“速胜论”的窠臼；并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和政治局的讨论起草了中央第70号通告，这个通告构成立三冒险主义思想的基本轮廓。论者还认为，由于周恩来对当时形势估量和应取的策略还保持比较冷静的头脑，对李立三“左”倾主张能起到一定制约作用，但因离国赴苏，未能阻止立三路线的形成。后来，仍然是由周恩来和瞿秋白再次回国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最终纠正了立三路线。其中也有不彻底性，如继续强调右倾是主要危险，没有从根本上肃清党内浓厚存在的“左”倾思想。
对于王明“左”倾教条宗派上台，论者认为这更多的不是党内“左”倾思想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共产国际强迫中共吞下的苦果，周恩来曾多次进行抵制，但未能扭转整个局面，也没有可能一开始就从根本上认识这一危害更大的全局性的“左”倾错误，而是一般地接受并执行了这一路线。但这仍不妨碍他对一些局部问题有所认识，并据以指导实际工作。
因此可以看出，在这三次“左”倾错误中，周恩来对中国革命和白区工作的指导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左”倾痕迹，但更多的是他在逐步认识和克服上述错误所作的努力。
一些论者认为，周恩来在领导白区工作中有这样一些特点：历来注重实际；临事审慎；在被迫或不得已执行错误路线的时候，往往根据自己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力所能及地在工作中有抵制和补救。这成为他在这一时期甚至整个政治生涯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三、关于白区党组织的建设
研究者们认为，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为恢复发展白区党的组织，加强白区党的建设，作出了特别突出的贡献。
有的论者指出，周恩来参加中央领导负责日常工作时，即提出在白区要实行机关群众化和负责干部职业化，适应新的情况，改变领导方式，这在白区党的组织工作是一个重要转变。
有的论者认为，“六大”以后，恢复并发展被打散的党组织是工作的中心一环。
周恩来抓住这中心一环，受中央委托首先处理了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顺直省委和江苏省委两个地方党组织的纠纷，初步扭转了党内存在的严重涣散的无纪律状态……接着，他便以更多精力指导白区各地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着重强调以下指导原则：1）党的工作必须切实深入群众，从下层做起；2）力求使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3）坚持党的干部的“职业化”和“社会化”。其间，也发生过一些不恰当的做法，如周恩来就亲临现场指挥过江苏省委组织的示威游行，显然是“左”的冒险行为。但总的说来各地党组织有不小的进步。“六大”时全国党员4万多人，到1930年3月周恩来再次离国时已发展到10万人。
一些论者认为，周恩来在党的建设中十分重视理论建设和思想建设，强调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和思想政治水平，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影响；认为周恩来关于“加强党内政治教育的思想”和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有的论者强调，周恩来还极其重视从白区把许多军事、政治、技术干部派遣转移到苏区，并组织大批物资器材支援苏区，加强苏区的建设和武装斗争。
有的论者指出，周恩来十分关心文化工作。“六大”前，周恩来已发现上海进步文化阵营出现裂痕，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之间发生论战。回国后，他又了解到矛盾有新的发展，决心解决这一问题，将夏衍调出，参加“左联”筹建工作（此前，周恩来还派阳翰笙、李一氓到创造社去充实发展这个阵地）随后“左联。”
成立，实现了进步文艺界大团结。论者认为，这是中共中央抓文艺工作的开始……
有的论者还指出，周恩来也很重视国民党军队内的党的工作，强调争取广大士兵群众，但对军官工作重视不够，可也做了一些工作，如在1929年就发展张克侠入党。以后张克侠在淮海战役前率部起义，建立了巨大功勋。
又据有关资料，周恩来在白区工作中多次提出知识分子问题。如1928年2月20日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发言中指出，李立三提出在党的指导机关中把知识分子的作用降低到极小限度的意见是不对的，党的改造是一个积极无产阶级化的问题，对知识分子也应领导他们无产阶级化。在“六大”的组织问题报告中，针对共产国际把反对机会主义变成反对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布哈林在“六大”作报告时责备张国焘和瞿秋白，说他们是大知识分子，要让工人干部来代替他们）
……周恩来特别提出，党在组织上的错误倾向之一是反知识分子的倾向。在《坚决肃清党内的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一文中，他再次批评因反机会主义而反知识分子的错误观点。1936年1月2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新形势下的组织任务发言中说：要改变对党员成分的机械理解，要克服对知识分子的狭隘观点，欢迎他们参加革命。对这一时期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有的论者在论述有关问题时提到，但未见有展开论述者。
四、关于白区的安全保卫工作
众多论者都指出，在白区工作中，周恩来的一项独特的巨大贡献是直接领导建立了保卫保密和情报工作系统，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为保卫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的安全，为保护党的骨干，为营救被捕同志，为及时掌握敌情指挥对敌斗争立了大功。
有的论者认为，中共秘密战线（指保卫情报工作）一开始就是在周恩来领导下，并逐步发展完善的。“四一二”事变后，周恩来到武汉，在中央军委下成立了以情报工作为重点的特务工作处，任务是搜集敌人情报，同时也惩处叛徒。1927年11月后，周恩来在上海以军委特务工作处为基础成立中央特科，任务是为中央开会准备场所，搜集情报，惩办叛徒，负责交通联络，保卫中央安全。以后，特科进一步充实。1928年11月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秘密工作更趋完善。周恩来是“特委的灵魂、决策者”。
不少论者都论述了周恩来在处理顾顺章叛变事件中所表现的革命品格和立下的伟大功绩。有的论者指出：“如果中共中央机关被敌人一网打尽，对中国革命的打击将是不堪设想的。”周恩来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危急关头，不仅有着钢铁一样的意志，并且总能冷静而周密地估量可能发生的种种问题，果断地采取行动。“在周恩来沉着机智的指挥和周密细致的部署下，妥善地保卫了中央的安全，避免了一次后果极端严重的大破坏”。有的论者指出：“中国共产党大批优秀的领导人如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邓小平、陈云、彭真、李富春、李维汉、聂荣臻、关向应、邓颖超就是在这种极端艰难的环境中保存下来的，这对中国共产党是一笔何等宝贵的财富！”
有的论者指出，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还建立了地下无线电台，保证了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之间的通讯往来，也加强了中央对各苏区工作的指导，并使红军能及时了解敌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有论者提出，周恩来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领袖，在大革命时期又长期担任公开领导职务，处境更为危险。但他以自己的冷静和机智从容应付，积累起更加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敌人尽管把他作为极力搜索的目标，却始终无法发现他的踪迹……
但他也确实多次历险，除顾顺章事件外，邓颖超也亲自撰文，介绍他俩在赴苏出席“六大”途中，被日本人带到水上警察厅的历险脱险经过。
关于“伍豪事件”，是与周恩来有关的一件重要的历史公案。1982年，当时的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合写出报告《“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报告认为：“所谓‘伍豪事件’，是20世纪30年代由国民党特务机关炮制，在‘文化大革命’中又为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拿来诬害和攻击周恩来同志的一桩我党历史上罕见的反革命阴谋事件。”报告从敌特炮制“启事”真相、上海临时中央的反击措施和江青集团在“文革”中的诬蔑陷害等三方面作了强有力的论证，使“伍豪事件”从根本上得到澄清。
五、关于正确路线在白区的代表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对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刘少奇”这一提法的再讨论、再认识。参加该决议起草工作的胡乔木在充分肯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同时说：“但这个《决议》也不是没有缺陷的。一是对毛主席过分突出，虽然以他为代表，但其他人很少提到，只有一处提到刘少奇，称赞他在白区的工作。”在研究周恩来的白区工作时，自然产生一个问题：周恩来既然为白区工作作出了这么大的贡献，那么他算不算也是正确路线在白区的代表人物呢？对此也有几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在三次“左”倾错误路线期间，由于革命道路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不可能对白区工作提出正确的方针与策略。刘少奇提出过正确主张，但受到批评，直到瓦窑堡会议批判了关门主义，白区工作才有重大转变。
一种意见认为，周恩来在三次“左”倾错误中，犯有一定错误，负有一定责任，但主要方面是正确的，特别是在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实行正确的方针，对白区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种意见把周恩来和刘少奇作比较研究，强调他们的一致性，认为他们都为白区工作作出了杰出贡献。但提出这一见解的文章在列举周恩来的实例时，主要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事情，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白区工作则似乎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一种意见从党的建设、支援苏区、创建隐蔽战线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周恩来在二战前期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对白区工作的恢复发展提出了正确的方针，“他不仅是白区工作的模范，而且是贡献最大的典范”。
笔者以为，在这个问题上，似乎不宜过分拘泥和计较于历史上的某些个别提法，应该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研究与论证他们的历史作用，但不必人为地比较确定谁才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因为这样做无助于准确地反映历史状况，也无助于促进科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六、一点思考与建议
相对而言，研究和涉及周恩来白区工作的论著，数量仍不很多，精品更少。
在民主革命时期，党所领导的地下斗争是党的事业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首先是从地下斗争开始的。以后，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成为革命的主要形式，但在反动统治区域的地下斗争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许多共产党人，“有些长期坚持地下斗争，默默地在全国各地播下革命的火种；有些活跃在农村游击战争中，或从国民党统治区一批批前往农村革命根据地……离开他们，中国革命以后的胜利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据此，笔者认为：
第一，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把周恩来前期领导白区的工作与后来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周恩来在白区的4年……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这对后来他在更长的时间里领导国统区的地下斗争有着重要意义。综合研究党在白区、国统区、蒋管区地下斗争的全过程，可以看出周恩来的巨大历史作用，看出他的锻炼成长过程，看出党的正确的白区（包括后来的国统区、蒋管区）工作路线的形成过程，从中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
第二，要从党的工作全局对周恩来领导的白区工作进行立体的考察。周恩来对白区、国统区、蒋管区工作的领导，涉及的方面很广阔，包括党的建设、统一战线……群众工作、情报工作、国统区农村游击战争、对根据地斗争的配合等，周恩来把各方面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越到后来，越是运用得炉火纯青。
第三，早在白区工作时期，周恩来就十分重视知识分子问题，以鲜明的观点批判反知识分子倾向；同时，他还着手抓过文化工作。这正是他一生对党的事业的重大贡献中最具个人特色的两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