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周恩来是现代中国的两位历史巨人。他们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建立的伟大业绩万古长存；他们的高尚道德情操是铭刻人心的两座高耸云霄的丰碑；他们之间长期的亲密合作和真挚友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党外共产主义者的鱼水深情，留下了种种佳话。
宋庆龄与周恩来之间的直接交往和并肩作战，先后达50年，可分三个时期：
（一）大革命中的广州时期
宋庆龄说，她与周恩来最初相识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广州。考察这一时期，宋庆龄与周恩来在广州同处一地的时间有两段。
前段是1924年秋。9月，周恩来自法国回国到达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参加广东革命根据地建设。当时他主要做了三件事：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筹组孙中山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以后叶挺独立团的前身，是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与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意见相悖，大力支持孙中山北上商定国是。周恩来在国内政治舞台上初展风采，崭露头角，被誉为“共产党的大将”（廖仲恺语）此时，宋庆龄也在广州，作为孙中山的秘书与内助，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贯彻执行“三大政策”。他们完全是一个战壕里作战。他们是否有过直接接触，已不得而知；即使有，机会也不会多，时间只有两个月。到11月，宋庆龄就陪同孙中山北上了。
后段是1926年。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移往上海，直到1926年1月初才扶病返回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并被选为中央执委。此时，周恩来已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随后参加两次东征和讨伐陈炯明，并任第二次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日益显示出他杰出的政治才能和组织才能。宋庆龄在孙中山逝世后，更加独立地展现了她捍卫新三民主义的坚定性，发挥了更为显著的作用。孙中山逝世后，虽有右派的破坏、蒋介石的篡权以及共产党内陈独秀的右倾，但总的说来，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仍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宋庆龄和周恩来在各自的岗位上，协同一致地反击新老右派，推动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宋庆龄评价这时的周恩来说：
“他当时很年轻，但已俨然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多才多艺、久经锻炼的领导人了。”
这个时期，他们之间的合作是在国民党内和新三民主义范围内的合作，他们当时也还不是国共双方（包括国民党左派）的主要领导人，也没有更多的直接接触的机会。但是广州时期的结识和合作，为他们后来的长期亲密合作铺下了基石。1936年1月，为促进国共合作，宋庆龄派董牧师到陕北，找的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
1926年11月，宋庆龄作为国民政府先遣成员，离开广州赴武汉。此后，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他们就大约再也没有见面了。
（二）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
其间经历了大革命后期和漫长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这时期，国际国内形势风云变幻，发生了重大变化；宋庆龄和周恩来两人各自也有很大发展，周恩来已经成为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宋庆龄也在20世纪30年代初由一个激进的新三民主义者发展成一个共产主义者。她经过反复的探索与比较，认定中国必须走向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终将取代资产阶级专政，因而她更加自觉地、无保留地支持。
配合和参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各项革命斗争。
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进入国统区，随后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就在“七七事变”发生的当天，周恩来抵达上海，赓即和林伯渠、博古去探望了宋庆龄，征求她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意见……得到了她的支持。在这以后，宋庆龄无论是在上海（包括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在香港、在重庆，周恩来都和她保持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由于他们的特殊地位和所处环境，他们之间的联系受到许多限制，但是在所有重大关节上，他们都是互通信息、互相配合的。所以，宋庆龄说：“在那些岁月……我亲眼见到周恩来受党和人民的重托，出色地完成了通过谈判的方式揭露中国的反动派这项艰巨复杂的任务。”
这时期，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打败日本侵略者，打败蒋介石反动派，求得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建立一个有社会主义前途的新中国。
周恩来把宋庆龄看做共产主义同志。1942年9月，周恩来在给党中央的电报中，明确地把国民党当局对宋庆龄的行动限制列为反共事例，把她的事业和党的事业视为一体。
（三）新中国建国以后时期
这是一个崭新的时期。宋庆龄和周恩来共同参加缔造的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们都是新中国的主要领导人，共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他们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友谊更加深厚。在有关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除请她参加会议外，周恩来更是常常亲自当面与她商量，征求意见。在20世纪50年代，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交代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把党内文件送给她看；每次宋庆龄往来北京、上海，周恩来都亲自安排政府（总理）专机接送。
在10年浩劫中，情况异常艰难，周恩来坚决维护党的统战政策，第一个要保护的就是宋庆龄。他在对红卫兵的讲话中，措辞委婉，态度坚决，从各个历史时期，高度评价了宋庆龄的革命坚定性，说她“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充满了对她的尊敬、热爱之情。
在整整半个世纪中，宋庆龄与周恩来结成战斗友谊成为了中国现代革命历史进程的一个缩影。
二
宋庆龄说：“党、军队和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周恩来在这三个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事实正是如此，周恩来确实是党的第一位统一战线工作的模范。同时，在各个历史时期，在党所领导的反帝反军阀的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和爱国统一战线中，宋庆龄都发挥了她独有的、特殊的卓越作用。
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都非常广泛，宋庆龄在各个社会阶层都有着巨大影响。
在国民党内，大革命失败后，她是唯一始终坚持三大政策的真正左派领袖。她后来虽然不参加国民党中央和政府的任何工作，甚至也不参加国民党内某些进步派别的活动，但是她是一切要求进步、要求革命的国民党人的希望所在、众望所归的精神领袖，即使国民党内的反动派也不能不顾及她的威望和影响。
在各民主党派、知识界、妇女界、海外华侨，以及欧、美、亚各国的国际友人乃至政府中，她的威望和影响也是巨大的。这样广泛的联系面和影响面，在中国是独一无二，无人可及。
在一定范围和一定意义上说，影响性也就是代表性。宋庆龄就是以这样的身份参加各个时期的革命统一战线，发挥着无可代替的作用。
当她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后，她的政治方向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全民族的利益和意志，但她并没有抛开她原先所代表的阶层和集团，而是把他们引导到新的高度，在共产党领导下彻底革命。
宋庆龄已经超越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思想基础和政治纲领，但她从来没有丢掉这面旗帜，也不能丢掉这面旗帜，否则对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会带来不利影响……她的作用也会削弱。
她曾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很早以前就把她看做是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但直到她临终前不久才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吸收她入党。在这以前，党认为她留在党外作用更大，对革命事业更有利，在很长时期里，党与宋庆龄保持着党外合作的形式。
像这样的情况不仅限于宋庆龄一人。这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一个卓越特色，即有一大批党外的共产主义者与党合作，联合其他革命阶级和革命人士，组成革命统一战线，其代表人物有宋庆龄、鲁迅、邹韬奋、陶行知、沈钧儒等。过去是如此，当前的情况也是如此。周恩来和毛泽东、刘少奇等党的领袖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肯定“党外布尔什维克”，把他们看做依靠力量，发挥他们在统一战线中的骨干作用。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亲自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中却有三位非党人士：宋庆龄，当时还没有入党；郭沫若，当时还没有公开党籍；沈雁冰（茅盾）当时还没有恢复党籍。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真是惊世骇俗之举。不仅是这三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特殊荣誉，也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气魄和它在中国大地上深厚的群众基础。
宋庆龄比周恩来年长五岁，又多活五年。在周恩来生前，宋庆龄没有入党。周恩来把她当做党外的共产主义战友，始终保持特殊的信赖、爱戴和尊敬，一直到他先她而去。
三
宋庆龄与周恩来50年相知相交，互相有着很深的了解，给予崇高的评价。
周恩来称誉宋庆龄为“国之瑰宝”。宋庆龄说周恩来“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的为人充满了真正的共产主义精神”。
他们不仅相互肯定对方的思想和业绩，尤其推崇对方的崇高品德。周恩来说宋庆龄是“一个永远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者”，“全中国人民都会感到骄傲”；宋庆龄说：“周恩来毕生鞠躬尽瘁为人民”，他“永远和人民在一起”。
正是在这个基本点上，他们的心是相通的，他们和全中国人民的心也是相通的，他们相互的了解和评价，正是中国人民对他们的了解和评价。
这两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形象，是中国人民心中永远抹不掉的丰碑。他们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着无数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