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国模以红岩主人著称于世。已有不少文章介绍了她的事迹，讲了她好些故事，都很感人，但总觉得似乎还没有充分反映出她的分量，她的特色。
饶国模是红岩主人，但不是“老板娘”。她是一位比红岩主人原有意义上更高的红岩人，一位当之无愧的红岩人。
一、“不能这样轻飘飘地介绍刘太太。”
1985年4月14日，阳春时节，正是山城好风光。邓颖超同志回到阔别近40年的红岩村。
抗战时期，她和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带领一批战友，曾经在这里战斗生活了八个年头。1938年刚到重庆时，她才34岁；1946年抗战胜利后东迁南京时，也才42岁，正是风华正茂；如今已是8l岁高龄，满头堆霜，步履蹒跚，英雄老矣。
一上红岩小路，邓大姐便不要轮椅，坚持步行。她深情地注视红岩的一草一木，边走边看，向陪同的同志解说当年的情景。流年似水，岁月峥嵘，红岩这八年可是中国现代史上大写的一页！
来到红岩主人饶国模故居前，大姐停步观看说明牌上的解说词。红岩纪念馆的同志念给她听：饶国模，四川大足县人，大有农场主人。1939年接纳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在农场内建造办公室，并多方面给予积极支持……大姐沉吟片刻，微微摇头说：“怎么能这么轻飘飘地介绍刘太太？你们知道她是在什么情况下支持我们的……没有刘太太，哪来我们的红岩哟！”大姐又摇摇头说：“不能这样轻飘飘地介绍刘太太。”刘太太就是饶国模，这是当时人们对她习惯性的尊称。
随后，大姐来到红岩公墓，祭奠战友和亲人，这是重庆“八办”工作人员和家属的合葬墓地。因为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邓大姐的母亲杨振德也都安埋在这里，大姐谦逊，只叫自己身边的少数几位工作人员随她在墓前献花、默哀、敬礼。在红岩公墓附近是饶国模墓地，大姐表示了对饶国模的特殊敬意，招呼陪同的省市负责同志和在场所有的人：“大家都来吧，都来向刘太太致敬。”大姐肃穆地双手献上一束鲜花。
这就是邓大姐心目中的饶国模，这就是饶国模的分量。人们常常用“饮水思源。”
这个成语来形容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激之情，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也常常以这样的心情来怀念那些真诚帮助过党的朋友和人民群众。邓大姐重返红岩之时追念饶国模，也是饮水思源啊！
二、从黄花岗到红岩村
饶国模一生追求革命走了很长的路，其起点在黄花岗。
她的二哥饶国梁是辛亥年黄花岗72烈士之一。饶国梁婚后三日，只身离家，奔走革命，参加黄花岗之役，被捕后壮烈牺牲，年仅20岁。饶国梁之死对当时才16岁的少女饶国模是个极大刺激，既伤害了她的心灵，又打开了她的眼界，原来世道还有这等黑暗，自幼追慕的文天祥、秋瑾等先贤舍生取义的精神，如今又重现在自己亲人身上。她手足情深，常在黄花岗起义纪念日（农历三月二十九，公历4月27日）怀念和祭奠哥哥。随着她的成长，思念的心情也有不同：从悲手足之丧到悟兴亡之道。1945年，她写下一篇未发表的文稿：《黄花岗纪念日哭兄饶国梁》……她写道：“当时民族国家严重危机，而挽救危机之道，端在政治革命，二家兄是懂得这个道理的……兄妹之比手足，这是个最惨痛的日子，但于推翻民贼独夫之专制，一死拼之，虽死犹生，浩气长留天壤间，夫复何悲？”文章后面，她抄录了饶国梁在广州清廷警厅《供词》全文。这时候，她已经是一位红岩战士了，对于哥哥之死，有了全新的认识。广州黄花岗与重庆红岩村异代不同时，虽远隔天涯，却近若咫尺。它们之间的道路是相通的。
由于哥哥精神的影响，民国元年（1912年）饶国模在成都益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参加了由同盟会改组建立的国民党。1913年反袁之战失败，四川国民党解体，她也就与之脱离了关系。
益州女子师范的校长崔觉民是一位女权运动者，饶国模受到她的影响，热心于女权运动，同时逐步地把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人民解放结合起来，总是站在进步阵营一边。大革命时期，她参与组织国民党左派省党部领导的“重庆各界妇女联合会”，担任组织部成员（干事）抗战爆发，她参加重庆救国会领导的“重庆妇女慰劳会”，担任执行委员。抗战胜利后，她又参加中共南方局领导的中国妇女联谊会，担任理事。她在各个不同时期都与妇女界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交往共事，对共产党的亲近感远非自八路军住进红岩之时始。
但是，饶国模有着自身发展的轨迹，她是沿着自己的道路走上红岩的。
饶国模在历史上登场亮相时是位农场主，因而在人们的印象中，她似乎历来就有一个殷实之家。情况并非如此，她也曾捉襟见肘，艰苦度日。她在益州女师毕业后远赴威远县教书谋生。她在江北县二岩经营一座合作社性质的小煤窑时，收入微薄，为补助家用，还不得不捡二炭出售，时间长达二年。直到1931年在红岩嘴办起了大有农场，经济状况才得到好转。解放初，干部填表，她填写自己的出身是“贫民”；又说过“地主也有勤俭起家的”这样的话。对此，有关方面颇有微词。这时她的说法或许不合时宜，但她是“夫子自道”，说的是自己的实情。
1931年，她靠办了两年女子工业社的积蓄，又变卖了曾家岩的一幢房屋“知还山馆”，在市郊红岩嘴的200多亩荒地上，办起大有农场，以生产果品花卉为主。这可说是发展农业资本主义，在当时也算新生事物。有人写出穿凿附会、随意杜撰的文章，说“大有”是“大家所有”；又说场名是1945年董必武所取。竟也有人信以为真，以讹传讹。其实，农业丰收谓之“有”，“大有”就是大丰收的意思……哪里是什么“大家所有”？董老题字是真，却非取名，场名早就有了。
1939年，她欣然接纳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在农场建造办公楼，是她当时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感情发展的必然结果，她的两个儿子则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倒是有朋友劝阻（不是特务威胁）过她，说了三条理由：1）你把自己修建的房子让给共产党，你想国民党会对你怎么看法？2）你又不是共产党，为啥要蹚这趟浑水？
3）国民党贪污腐化，我们反对；共产党我们也不赞成。我们应该站在中间，你太偏向共产党了，你要考虑全家的安全。饶国模回答这位朋友说：“我今天只晓得正义，只晓得革命。共产党是正义的，革命的，我就跟共产党走。安全不安全，我根本就不考虑；脚踏两只船的事，我是不干的！”
八路军办事处顺利搬进了红岩村。以往，饶国模有一些个别的共产党员朋友，现在则是有了一群共产党员朋友，包括一些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她把大量的精力。
时间、资财和心血用来照顾这批客人，以此为乐。办事处往来人员多，她拨出一处房屋作为办事处的招待所；办事处干部子女多了，她又拨出一处房屋作托儿所……办事处有几位同志得了慢性病，因为住医院费钱，所以她再把磁器口高峰寺果园的房子让出作为办事处的疗养所；办事处年轻人多，喜欢运动，她划出一块田地平作篮球场；办事处的同志想学延安的大生产运动，自己劳动种地，她又划出一块地作为办事处的菜园；有同志因病去世，筹划安埋，她主动在小龙坎福元寺拨出一块土地为墓地。她处处为“客人”着想，对任何事情有求必应。1981年，原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处长钱之光等红岩老人回忆说：“我们和饶国模真是亲密无间，情同一家，彼此的革命情谊很难用笔墨来形容。”“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感到十分温暖，衷心感谢她。”
1941年“皖南事变”后，重庆局势紧张。为预防出事，未雨绸缪，办事处部署紧急疏散的交通线和隐蔽据点，并把这等机密大事委托给饶国模。饶国模带着女儿夏静回到铜梁老家，以准备回家休养为名租了几间房屋，以备办事处急用。当她母女乘车返渝时，在青木关宪兵哨所被指名下车，借故留难。夏静脱身赶回办事处报警。周恩来亲自给宪兵司令部打电话，指责他们：“刘太太只是我们的房东嘛！你们为什么要为难她？”不知道是周恩来的干预，还是宪兵只打算给她一个警告，饶国模被安在一间无人看守的空草棚里，不再过问。到半夜她择机走出草棚，步行回家，在半山路上遇上一部人力车，花掉身上最后剩下的三块银元才被拉回红岩。
饶国模被中共托以机密，视同心腹，她已经成为红岩大家庭中的一员，成为一位红岩战士了。
三、岁寒三友松竹梅
饶国模有两位闺中密友：李光岱和岳永著。几十年间，三个人息息相通，相濡以沫，一直保持最亲密的友谊和最密切的联系。
李光岱和岳永著都是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生，返川后，终生从事教育工作。岳永著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共产党，以后失掉关系，但坚持进步，拥护中共的主张。李光岱的丈夫范英士担任过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委员；大革命时期在合川陈书农部队与陈毅同事，建立了友谊。“三三一”惨案发生后，他通知陈毅出逃……在四川有一定社会地位，比较开明。三个女友在政治上共同进退，事业上互相支持，经济上不分彼此。
20世纪30年代初，李光岱出任四川省女子职业学校校长，岳永著任训育主任，一直任职到抗战时期。这是重庆当时一所比较重要的中等专业学校（先在城内，后来搬到沙坪坝）李、岳的任职也是三人共同商量后决定的。饶国模先后介绍了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到学校任职任教，培养了一批进步学生，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
李光岱和岳永著常到红岩村饶家访问。每逢她们来，饶国模都要请办事处的同志来给她们讲形势，帮助她们提高认识。然后，三个人低声密语，漏夜商量，讨论下一步的行止。
1940年，国民党当局实行高压，把女职校几位共产党员解职解聘，李光岱被迫辞职，返回成都。临行前，三个人又聚集密谈，主要是研究如何在经济上支持中共……她们约定，三人化名松、竹、梅；饶国模是“松”，李光岱是“竹”，岳永著是“梅”；中共的代号为“大叔”；国民党代号是“二狗子”。如果中共需要经费，“松”给“竹”写信，就说“大叔”身体不十分好，要吃点补药；如果国民党暂时得势，就说“二狗子”这几天在赌场上赢了钱。李光岱多次寄钱，接济中共的经费。三人仍不断往来成渝间，互访互慰。
抗战胜利，办事处撤销，南方局东迁。她们继续与地下党保持联系。1948年上川东起义失败，一批同志转来重庆，安排在饶国模高峰寺果园做工掩护。根据“松”的信，“竹”又汇来一笔钱。跟着，“竹”来重庆，“松”陪她到高峰寺去看看，指着一架印文件的油印机说，这也是你汇来的钱买的。若是暴露了，可得要你的命！“松”自己的命呢？她没有说。后来这批同志要再转移，仍然缺钱，“松”立即取下颈上的金项链。
“松”和“竹”和“梅”，正是在严寒的冬季，显示挺拔，吐露芬芳。
四、忧患与悲愤中的诗情
如果给饶国模奉上一顶诗人的桂冠，似乎有点过分溢美。她从无诗名，也很少有人提及她会诗。但她确实喜欢诗，写作有诗，寄情于诗，留有诗稿60多首，还把友人与她的唱和、对她的赠诗，以及抄录友人的作品数十首，汇成一本手抄本的诗集。大约她特别看重友人的作品，故把这诗集命名为《他山之助》，除两三首新诗外，其他全是旧体诗。诗集最初成于1943年，以后又陆续抄录，达到130多首的总数。
常言道：“悲愤出诗人。”饶国模生于忧患，屡遭不幸：少年丧兄；中年夫妻反目；晚年子女因投身革命，远离膝下；更兼忧国伤时，长年积郁，满腔悲愤，这都激发了她的诗请。她的诗除少数是唱和应酬外，大都是吐积郁，抒悲愤，有感而发，不作无病呻吟。《他山之助》开篇二首《中秋偶成》，可称诗集的序诗，其一是：
窗外枝连楼外楼，风送桂年又中秋。
半空一轮月皎皎，满天无际云悠悠。
堂前暌违因国事，客中相逢为寇仇。
战鼓频催雁来迟，娇儿爱女系心头。
这首诗可说是她的代表作。颇有唐人风韵，国仇离恨成为她作品中最常见的主题……
当年国家多难，内忧外困，事故频仍，她的心随着每一事件飞出红岩，飞出山城……飞向祖国各地，寄予哀伤，寄予愤怒，寄予希望。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她到成都，独自游览少城公园，皓月当空，形影相吊，感慨之余，她写道：
江南冤骨未收藏，明月高照倍凄凉。
为国忘家诚壮烈，匈奴不灭恨难忘。
1945年，昆明发生“一二·一”事件，她写下《吊昆明死难烈士》。1946年，“四八”烈士死难，她又写长诗《哭吊叶挺诸烈士》，长诗最后写道：
往日见英姿，握手多教诲。
今睹北边月，音容遥相对。
造物何忌才，痛心洒热泪。
她在诗中吐露悲愤，也从诗中求得欢欣与安慰。在一首诗《宴客》的小序中写道……“宴客为平生最愉快之时，因座中皆吾辈所崇敬者。”客人是谁？就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一些同志们，其中不乏旧体诗的爱好者。每逢农场瓜果成熟，主人总要请客“尝新”，有时还炖一只老母鸡，弄几样菜，给清苦的客人改善一下生活。
于是，春日观花，夏日纳凉，秋日赏月，冬日围炉，主人总是找题目请客，主客浅斟赋诗，你唱我和，忙中偷闲，尽欢而散。这成了饶国模生活中最大的欢乐。
与她唱和最多的常客有董老、南方局组织部长孔原和组织部秘书龙潜。董老有诗形容这一情景道：“居停敬爱客，我辈屡为宾。”特别是龙潜，和饶国模不仅时有唱和，而且每有所作都互抄赠与，交流诗情。饶国模对他赠诗说：“人生难得是知音，喜听园中有行吟。”龙潜回报说：“我亦有幸获知音，有诗犹向会人吟……”两人成为诗中至友。《他山之助》中收集的龙潜的诗就有30多首。
1960年龙潜在昆明休养时，得知饶国模逝世，十分悲痛，工笔写下60韵长诗，悼念这位战友和诗友。
饶国模对红岩战友充满敬意饱含深情。她在诗中说：“红岩有幸留英杰，中流砥柱尚有人。”“园地虽小堪屈膝，雅人藉此可为家。”一年暮春，一夜风雨，满地落花，办事处的同志把花拾起来，学“黛玉葬花”。她也写诗祝贺：“落花有幸离泥土，傍倚英雄色不衰。”
抗战胜利，办事处的同志们离开红岩，行将东去。饶国模在花丛中为他们饯行，她即席口占：“此地英雄留胜绩，红岩异日放光芒。”她这一深情敏锐的预言，早已成为生活的现实和人们的共识。
五、周恩来举杯欢迎红岩主人入党
1981年初，《人民日报》发表黄花岗72烈士的名单，其中有四川大足县饶国梁。
在北京的红岩老人们联想到饶国梁的妹妹红岩主人饶国模，他们组织座谈她的事迹，并由钱之光、童小鹏、刘昂、牟爱牧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她的文章……文章说：“从她对党的热爱，对党的事业作出的贡献来说，她不愧为一个共产党人。由于当时地下党联系的困难和介绍人被捕牺牲，她的宏愿没有实现……”
远在成都的原重庆地下市委常委李维嘉立即作出反应，向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写报告，证明饶国模是在1948年3月，由地下市委妇委书记胡其芬介绍，经他批准，已经入党。但不久胡其芬被捕，他本人脱险转移到川西，饶国模与上级失去联系……因而没有接上党的组织关系。中共四川省委根据几位老同志的有力证明，决定恢复饶国模的党籍，党龄自1948年3月起计算。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办事处住在红岩时期，饶国模与中共的组织和众多党员朝夕相处，亲如一家，但她这时没有提出入党的要求。以后，国共决裂，内战再起，她与地下党保持联系，在严重白色恐怖下，中共的处境十分困难，她的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却毅然提出申请入党。这正反映了她的风骨与格调。当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她的领导人胡其芬被捕以后，饶国模虽然东躲西藏，逃避特务的监视，但她的党组织关系却是被新的领导机构接上了的，继续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直到解放。解放后，她参加地下党与解放军党组织的会师大会，并以中共党员身份被分配到市妇联工作。
1950年4月，她的子女回来接她到北京。临行时，她曾请示要不要带关系走？但还没等到上级回答，她就走了。
在北京，周恩来和邓颖超热情地请她到中南海做客。原在重庆办事处工作过的同志闻风而至，赶来30多人，与故人畅叙友情。吃饭的时候，周恩来要其他多数同志都回去用餐，只留少数人作陪，请她一家人参加家宴。在宴席上，她兴奋地向总理汇报，她已经入党。此时，周恩来高兴地站起来举杯，不再称“刘太太”，而是说：“欢迎饶国模同志参加到我们党的队伍里来！”这给了她太多的温暖，太深的印象。
在过了几个月之后，当她回到重庆，却因种种原因，她再没能接上党的组织关系……她也曾说明历史情况，多次申请入党，始终没得到解决。这使得她郁郁寡欢，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她对亲人说：“叫我怎么向总理交代？总理岂不是认为我在撒谎吗？”如果在她的暮年还有什么不幸的话，大约莫过于此了。
她的党籍终于得到解决，但已是在她长眠于地下21年之后，留下永远的遗憾。但是，如果她在地下有知，她会谅解的，她会为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进步而由衷地欣慰。她有这样广阔的胸襟，因为，她是一个红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