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和残疾令人难以忍受，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人类的身体可以像机器一样被完全修理好吗？先进的技术使之成为可能。但是，这是否会让我们失去使人真正为人的具有意义和象征性的维度呢？
让—米歇尔：1946年，世界卫生组织给出了“健康”的定义，从那以后，（个人和集体的）良好状态[28]成了人类的执念。以前治疗病人的医生成了负责人类良好状态的技师。健康不再是“器官的沉默”，而是这种状态的自我表现（从广义上讲，它就是幸福的同义词）。医生的职能扩大了，现在他必须维持、产出和提升人类的性能，以展示人类的活力。他要预防会给人体器官带来损害的问题，并将之修复。因为疾病只不过是一种身体故障，除了会打断人体的某种代谢功能，再没什么特殊意义。一个好医生应该做的就是重启机器，要是还能利用这种疾病推动机器发展，那就更好了。想要做到这一点，工具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物技术、神经科学、纳米医学和成像技术会有效地取代旧时医生的听诊、触诊和临床问诊。
一旦我们接受了关于生命的机械论概念和修复这个词汇，我们就必须接受技术在健康领域（良好状态）是无所不能的。因此我们还必须接受增强人这件事，目前增强人还是联网医疗可选择的一个前景。这种改变了对疾病和患者认知的新情况所体现的是对标志着人类的特殊性，避免人类退化成一种简单生命体的象征性部分的排斥。这个象征性部分蕴含在人类对符号的利用中，这些符号使人与人之间得以进行对话，使人类能够摆脱束缚动物的自然直接性，逃脱人类自己创造的机制。人类是符号的生物，不像动物和机器人只是简单的信号的载体。对人类来说，疾病有一个意义：它反映了一种在世存在[29]的方式，一种承认或者否认人类内在的脆弱性的方式，一种拥抱新的可能性或是让我们反思自我的方式……疾病具有象征意义，我们甚至知道它会迫使我们与自己的精神生活妥协，并用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对此加以引导。
拒绝仅仅从器官功能方面着手医治人类疾病，显然并不等同于承认只有心因性疾病。总而言之，只有执着于数字，只能以二元思维方式思考问题的人才会这么想：器官或是心因，非彼即此！我知道精神分析师格罗德克[30]在轻微的感冒中看到了歇斯底里的症状，但是我同样知道有一些维护人类健康的技术人员无法想象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心理因素所占据的部分。如何避免以一种抽象的方式对立看待需要对话交流的护理和仅需要工具的修复，需要时间来完成的人际关系与要求及时反应作用的治疗记录？必须等到病人进入临终关怀阶段才去权衡技术医学可能已经给病人造成的损害，这种行为是非常荒谬的。于是人们会对病人解释，在这里人们不再治疗他的癌症，他不用再接受化疗，但是他可以得到良好的照顾，仿佛只有在技术失败时才能有这样的体会，仿佛只有在确保了“生命的预后”，以及对身体机器无计可施时才能出现人际关系的回归。这种专门用来治疗疾病的技术手段无法治愈病人的孤独感。因此，应该保持一个共识：人并不是一种只需苟活于世的生命。
洛朗：你提到了象征和符号。尽管如此，人类很早以前就开始进行技术操作了。2005年，伊莎贝尔·迪诺尔[31]接受了全球首次面部移植手术。2013年9月，何塞—阿兰·萨赫勒教授的团队为一位失明患者植入人工视网膜“PixiumVision”，使之恢复了部分视力。2014年5月，美国政府批准了把仿生手臂直接与截肢者的神经相连的移植手术。同年9月，一位36岁的瑞典女性诞下一名男婴：天生没有子宫的她接受了来自一位61岁且绝经多年的朋友的子宫移植。
让—米歇尔：如你所说，把“良好状态”的产生完全托付给技术，会让我们感受到人性正从我们自身逃逸：当我们修复一个出了故障的身体器官时，我们又该把内心生活变成什么呢？如果医生再也不花时间倾听病人对痛苦的描述，如果他只关心通过机器收集并辨读的数据，这就说明他相信自己的工作不再是一门艺术，他只能让位于数据的计算和管理（著名的大数据）。从今以后，我们希望技术掌握最终的话语权，也就是技术将会终结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对话。在那些受过数字技术培训的医生看来，精神分析和一般心理学方法被普遍排除在诊疗手段之外是具有深远意义的：这不仅是对器质性疾病会给一位非常态病人造成的精神影响置之不理，也是对一切不符合计算逻辑、不符合客观指标评估的内容嗤之以鼻。只有当人类被局限在技术之中时，技术自身才能快速发展，但是人类对技术的过度使用为疑病症[32]的广泛传播打开了大门。
洛朗：但是无论你愿意与否，技术还是会发展的。NBIC的技术革新层出不穷。这些革新越来越惊人甚至会越界，但是社会对此却表现出越来越高的接受度：人类已经坐上了越界的滑梯。我们在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变成了超人类，也就是被使用技术手段修改过的男人和女人。从现在起到2050年，生物技术带来的更为惊人的冲击将震撼我们的社会：干细胞再生器官、基因疗法、大脑移植、抗衰老技术、基因定制婴儿、通过皮肤细胞制造卵子……
让—米歇尔：当然，我们会生活，或者应该说是存活更长时间。技术主要是修复性的，并且应当始终如此：所有的植入假体都应该是先验为合乎期望的，只要这个假体是用来代替一个从未存在或者不再存在的器官（先天器官缺失的人和后天残疾的人都可以享受），或者用来恢复一种近乎衰竭的感觉或功能。这里有个例子值得一提：有些聋人或者被截肢的人拒绝使用辅助设备，理由是对这些设备的使用是在强制他们遵守一种完全陌生的行为标准（需要佩戴人工耳蜗，而不是在聋人社群中用手语交流，或是需要使用这种通常会造成疼痛的义肢，而不是动员身体创造出可以适应的动作……）。这可能是技术在关乎健康的使命中值得商榷的一个部分：辩称技术可以拯救某些人的生命，以期把自己的形式强加给所有人，这是技术通过忽视个体差异，无视自己创造的幸福条件需要因人而异，特别是无视当中最具人性的部分来实现的。
生物保守主义者vs超人类主义者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将接受这种生物革命，让我们老得慢一点，痛苦少一点，死得晚一点！“宁成为超人类也不愿死”成了我们的格言。超人类主义是一个源自硅谷的造物主般的意识形态。随着NBIC技术的兴起，决心对抗衰老和死亡的超人类主义正在崛起。这是否意味着医疗进步不会遭到政治反对？事实上，政治棋盘正以新的轴心进行布局。左与右的分野在21世纪似乎会成为过去。未来，生物保守主义者和超人类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可能构成生物政治的空间。在新的轴心里，会有意外的联合出现。因此，若泽·博韦[33]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极“左”的活动家，但在新的生物政治秩序中，他与原教旨主义天主教徒一样，是极端生物保守主义者。他坚决反对为不孕不育的异性恋夫妻或者同性恋伴侣进行人工授精，也不赞同使用基因疗法治疗遗传性疾病。
2014年5月1日，他在天主教频道KTO上宣传：“我坚信一切操纵生命的行为都应该被打击，无论这是针对植物、动物还是人类生命的操纵。”若泽·博韦会比La Manif[34]的主席吕迪维纳·德·拉罗塞尔更保守吗？他会支持这些技术吗？NBIC会让政党产生内部的分裂。
洛朗·亚历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