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领导的部队，是南昌起义的另一支主力部队。
进入7月，武汉的形势更趋复杂。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二十军的军长贺龙，坚决站在工农大众一边。他趁部队尚未离开武汉之际，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共产党人的措施：7月8日，贺龙派第二十军的船只送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刘少奇离开武汉。
7月10日，贺龙同意周逸群转达的中共中央军委的建议，把正在遭受严重迫害的鄂城、大冶各地武装工人纠察队秘密编入了第二十军教导团。贺龙高兴地说：“我带了多少年的兵，从来没有哪个上级给我补充过人员，连军饷都是层层克扣，要么干脆不发，肥了‘大脑壳’，苦了当兵的。现在不同了，党给我补充，工农同志很愿意编到我这里来。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有一点点子进步喽！”编进来的工农士兵中有许多是共产党员，贺龙信任他们，有意通过他们来改善部队的政治素质。军部特务营，是最可靠的警卫部队，贺龙让共产党员唐天际当该营第一连副连长，共产党员吴溉之当第二排排长。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开始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贺龙挺身而出，派人在武汉3镇许多共产党机关和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的门上挂出第二十军的旗帜，并且派兵站岗，阻止反动派搜捕；同时，又将在各地因遭受迫害、处境危险而逃来武汉的共产党员300余人保护起来，其中许多人在第二十军担任了政治工作。
7月17日，贺龙在第二十军连以上军官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说：
汪精卫叛变革命了，武汉国民政府终于撕掉了他们脸上的假面具，同共产党分裂了。我们本来就是工农大众的队伍，已经闹了多年革命，现在，革命到了危急关头，摆在我们面前的出路有3条：第一条是把队伍解散，大家都回老家去。这条路行不行？不行！第二条是跟着蒋介石、汪精卫去干反革命，屠杀工农兄弟。这条路行不行？不行！第一条路是死路，自杀的路，第二条路是当反革命的路，也是自杀的路，我们绝不能走。我贺龙不管今后如何危险，就是刀架在颈子上，也绝不走这样的路。我要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路，坚决走到底！你们愿意跟我搞的，我欢迎，不愿意的，可以对我说，我送你盘缠钱，回到家乡替我向你娘老子问好。可是有一条讲清楚，不许拉走部队。”
当天，贺龙又在第二十军教导团讲话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了革命，今后还会有人要叛变的。可是，不用怕他们，他们不是三头六臂，和我们一样，也是一个头，两条手臂，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全力以赴，就可以把他们打倒！”
7月19日，贺龙派船送朱德离开武汉去九江。在这风云变幻的时刻，作为北伐军的高级将领而且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有这样的革命坚定性、这样的革命胆略和逆潮流而动的精神，真是难能可贵。
汪精卫公开叛变后，贺、叶的部队并没有停止东调。7月23日，贺龙率部抵达九江。
贺龙刚到九江，就见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双方寒暄几句以后，谭平山就十分认真、严肃地说：“贺龙同志，我要向你讲讲我们党的机密大事。”贺龙也严肃地说：“好，信任我贺龙，我当然唯命是从。”谭平山说：“汪精卫7月15日彻底叛变以后，中央派秘书长邓中夏和李立三来九江和叶挺研究对策。20号，中夏、立三和我，还有叶挺、聂荣臻开会研究，我们认为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决定独立的军事行动，实行武装暴动。我们确定计划后，由中夏、立三去庐山和瞿秋白商量，秋白也完全同意，并报告了中央政治局。今天，中央政治局根据中夏、立三和我们的多次电报，以及秋白的口头汇报，决定在南昌举行暴动，并派恩来主持大局，领导暴动。云卿，我们希望你率领二十军和我们一致行动！”贺龙激动地站了起来说：“平山同志，我贺龙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也感谢你把这样重大的机密告诉我。我只有一句话：赞成！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谭平山兴奋地说：“我要谢谢你，有二十军参加，胜利的把握就更大了。”贺龙说：“谁也莫谢谁，我们大家一条心，为中国工农做一点点子事情嘛！”
贺龙的坚决态度使在九江的几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深受鼓舞，他们进而决定贺龙率第二十军、叶挺率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以及其他部队于28日以前集中到南昌，28日晚在南昌举行暴动，并急电请示在武汉的中共中央。
这时的九江，成了斗争的中心。武汉政府领导的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第五路军总指挥兼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来拜会贺龙，拉交情，套友谊，动员贺龙靠拢汪精卫，参加反共。
贺龙大笑一阵，说：“我从民国3年18岁参加中华革命党以来，汪先生的大名就灌了满耳朵，真是如雷贯耳喽！汪先生谋刺摄政王的大勇更是天下皆知。国共合作以来，汪先生慷慨激昂地说‘：一定要联俄联共，一定要平均地权……’汪先生的话，还在我耳朵边边上打转转，如今一变脸就大杀大砍起共产党员和工农大众来了。我在四川住过，川戏里的变脸把戏也没得汪主席来得那么快哟！我贺龙奉劝两兄一句，我们这些玩枪杆子的，斗不过那些善于变脸的政客，哪一天人头落地，恐怕还不晓得是怎么落的呢。何必不趁着手里有枪，为中国办些好事，也不枉生在世上一场嘛！”
黄琪翔、朱培德没能说服贺龙，反被贺龙抢白了一通，悻悻地走了。紧接着，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从庐山发来电报，要归他指挥的贺龙、叶挺去庐山开会。“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开会是假，剥夺贺龙、叶挺的兵权是真。就在这个时候，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急忙找到叶挺，将汪精卫、张发奎等人的阴谋告诉了叶挺。
7月24日，贺龙、叶挺、叶剑英、高语罕、廖乾吾5人来到九江市区的甘棠湖畔，他们租了一只小划子，装作游湖赏景的模样。船划到湖中心时，叶剑英迫不及待地说：“贺军长，汪精卫要调你和叶师长上山，很有可能要把你们扣起来，解除二位的兵权。”
“怪不得他们左一个邀请右一个邀请要我们上山去，还说去开会去避暑，原来搞的是这个名堂。”贺龙快人快语，并坚定地说“：不去，不去，他们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上山那不是自己去送死嘛！”
5人经过磋商，最后决定了三件事情。1951年8月贺龙回忆说：第一，考虑是否到庐山去，他们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他们同意了，并说这样很好。第二，张发奎命令队伍集中德安，我们研究不到德安，开牛行车站，到南昌去。第三，决定叶挺的队伍明天开，我的队伍后天开，我的车皮先让给叶挺。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小船会议”（又称“小划子会议”）。它确定了叶贺部队赴南昌参加起义的军事行动，保证了起义的主力部队顺利到达南昌和保护了军事领导人的人身安全。这次会议对保证南昌起义的成功举行起了重要作用。
7月27日，周恩来从九江秘密来到还处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南昌，住在朱德的寓所。
同一天，叶挺、贺龙的部队乘火车通过抢修恢复的铁桥，先后开到南昌。也是这一天，在南昌城内的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根据中央决定，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负责指挥前敌一切事宜（张国焘、谭平山两人以后也参加了前委的会议）。这次会议还决定在30日晚举行起义。
第二天，周恩来到设在子固路的第二十军指挥部去看贺龙，把行动计划告诉他。贺龙毫不迟疑地回答：“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