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农村去！”
“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后，瞬息之间，烈火燎原，席卷全国。从“一二·九”到“一二·一六”，斗争已经从请愿发展到了示威。但示威以后又怎么办？怎样才能使抗日救国学生运动坚持并发展下去？这成为北平爱国学生首先面临的问题，也是全国学生运动都面临的问题。
在全国抗日救国运动开始高涨的新形势面前，国民党政府使出了新的花招。蒋介石突然摆出一副“和善”的面孔，召集各校当局和学生代表进京“聆训”。他表示“愿意听取学生意见”，称“政府愿与青年意志贯通，一德一心共同救国”。企图在青年学生中散布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
对于广大的学生队伍，还有更现实的麻烦。好多地方当局（例如山东韩复榘）早已采取了提前放假的办法，后来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索性也宣布全国各校提前放假。如果学生们都各自回家，集中不起来，学生运动就将无从说起了。这时，一些学生家长担心自家孩子的安全，纷纷写信催促他们从速回家，当时也确有一部分学生回家去了。但是，大部分学生仍留在学校里，日夜思虑着祖国的安危和学生运动的前途。他们中有人主张把学生运动的中心转向武装斗争，去袭击派出所，夺取枪支，武装自己。有的提出打入地主武装“联庄会”，拿起武器，同日寇打游击，依靠少数学生的力量去与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作战。另外有少数人主张派学生代表到南京“聆训”，其中有些人对蒋介石还存有幻想，还有些人则想通过进京请愿，扩大抗日影响。更多的学生不同意上述两种意见，却又苦于找不到出路。
学联领导核心成员很快识破了国民党的诡计，并在复杂的情况下沉着应战。12月下旬，国民党当局唆使北平师范大学教务长教授杨立奎出面，在西单东南拐角的黔阳饭馆请客吃饭，找北平学联的代表谈判。学联领导核心经过讨论后，决定由黄敬、姚依林、郭明秋3人作为学联代表前去谈判，由黄敬出面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这样既可以摸清对方的底，又可以借此揭穿南京国民党当局的阴谋诡计，促使学生群众提高觉悟。席间谈判时，杨立奎假惺惺地声称，南京当局是“关怀”北平学生运动的，学生运动是爱国的，但甚望能听从政府的领导和指挥，政府可以出经费援助，蒋委员长准备如何抗战云云。黄敬首先揭露了国民党所谓抗战的谎言，然后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并要求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同时还指出国民党政府光空口讲“支持”不行，学联要看行动，如果政府有抗日行动，出兵抗战，我们拥护，否则我们不能表示支持国民政府。结果，这次谈判无结果而散。
不出所料，不久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就下令解散北平学联，宣布北平学联为非法组织，接着教育部宣布提前放寒假。同时南京政府还收买了一部分右翼学生，组织“南下聆训团”，到南京去接受蒋介石的“面谕”。
运动如何向纵深发展？下一步怎么办？如何把“一二·九”“一二·一六”好不容易发动起来的学生骨干组织起来？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运动面临严重而又复杂的考验，处在抉择道路的关键时刻。12月下旬的一天，中共北平市委负责人林枫召集了学联领导成员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黄敬、黄华、姚依林、郭明秋、董毓华、孙敬文、宋黎等人开会，对此进行了认真研究。他们认为：一放寒假，很多学生就要回家了，这样不仅会大大削弱学生群众的力量，而且易于孤立运动中的骨干分子，使之随时有遭到逮捕的危险。如果听任学生到南京去“聆训”，会助长一部分学生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为了击破国民党政府的种种阴谋，为了使大批运动的骨干和积极分子继续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和提高，学联党组织决定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到农村去“唤起民众”，向农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会议还决定，主力南下农村扩大宣传，另留预备队留守北平，巩固原有阵地，再派代表奔赴津、沪、汉各地活动，组织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
在这次会上，黄敬主张，在燕京大学召开北平各校学生代表大会，专门讨论一下究竟是到南京去“聆训”，还是南下农村去扩大宣传。他要求学联执行主席郭明秋设法保证在那个会上通过学联党团的意见。
两天后的夜晚，在燕京大学召开了有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大学、师范大学、北平女一中、汇文中学、镜湖中学等校代表80多人出席的各校学生代表大会。表决结果，出现了原来没有预料到的情况，赞成去南京“聆训”者居多数。这时，有人提出刚才的表决方法不合理，应按一个学校只能有一票表决权付表决。执行主席郭明秋于是宣布暂时休会。这时黄敬、彭涛、孙敬文等在代表们中积极活动，引导大家接受学联党团的意见。北京大学代表站起来发表演说，从五四运动的传统，讲到九·一八以来日寇侵略的痛史和一二·九运动的遭遇，呼吁全国学生与广大民众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他的演讲，效果很好。接着，按照一个学校只能有一票表决权的规定，重新进行表决。表决结果，赞成南下宣传者占多数，通过了学联党团的决定。
正在这时，12月下旬，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会议充分肯定了一二·九运动，在决议中指出：“广大民众的革命义愤在全中国一切地方酝酿着，并已经在普及各大城市的学生反日示威运动中表现出来了。”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赞扬青年学生已经发动了一个广大的反日运动。他指出：“学生运动已有极大的发展，将来一定还要有更大的发展。但学生运动要得到持久性，要冲破卖国贼的戒严令，警察、侦探、学棍、法西斯蒂的破坏和屠杀政策，只有和工人、农民、兵士的斗争配合起来，才有可能。”北平学联的青年们当时未看到这些文件，但他们的行动是基本符合党中央指示的精神的。
“到农村去！”党的号召立即变成了革命青年的行动。这时的华北，已成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前哨阵地，因此，南下扩大宣传，实际就是深入华北农村，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实行学生和农民相结合。
12月下旬，平津学联和各校学生抗日救国会，为发动南下扩大宣传，进行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积极分子们积极准备，讨论南下宣传的意义，准备宣传品，学唱救亡歌曲，购买下乡用的蓝布工裤和球鞋。大家满腔热情，认为此去就是投身于大时代的暴风雨中了。“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建立了严密的组织，按军事化的方式行动，设总指挥部，由董毓华担任总指挥，姜文彬（江明）、宋黎任副总指挥，彭涛担任宣传团党团书记，党团领导成员还有黄敬。总指挥部及所属团队，各设宣传、组织、交通、事务、纠察、救护和调查等专责人员。
“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下分四个团。一、二团是北京大学、东北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弘达学院、东北中山中学，镜湖中学等校学生。第一团指挥是北京大学的韩天石，第二团指挥是江明。第三团是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朝阳学院等校学生，指挥是燕京大学的黄华和清华大学的蒋南翔。第四团由天津各大、中学校组成。
各校参加南下扩大宣传的大多数是“一二·九”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共计500人左右。
1936年1月，正是平津最冷的时候，天寒地冻。平津学联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团员们，都只穿一身棉衣裤，每人带一床薄军毯，分成四个团整队出发了。出发以前，有的大队还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寒冷的清晨，在学校的大操场上，由一个人领誓，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跟着宣誓：“我们下了最大决心，出发宣传。去训练民众，组织民众，不怕任何阻力，不惜任何牺牲。不达目的，决不返校。”有的进步教授还特意来送别。例如在清华，张申府教授夫人刘清扬，清晨赶到清华体育馆前，与整队即将出发的女学生一一握手，郑重勉励道：“现在，正是应该做出些事情的时候到了。”学生不由得生出一种庄严的使命感。
南下宣传各团出发后，巧妙地采用了散兵线的行军方式，避开了反动军警的阻拦，按计划路线前进。1月3日，军警事先得到消息，将阜成门把守得水泄不通。第一团、第二团为了避开军警们的拦阻，化整为零，分散地从西直门或者西便门溜了出去，到预定的集合地点阜外平大农学院集中。然而，农学院的正门前已经军警林立。幸好农学院后边是旷野地带，人们从后边的铁丝网钻进去集合编队。为了逃避军警的追逐，学生们又三五成群地从农学院后边的旷野奔向大井村。由于离北平太近，学生们提心吊胆，不敢睡觉，午夜便又出发，连夜穿过丰台。队伍急速前进，上百人的行列，没有一点光亮，没有一点声响，冲过了丰台，绕过了南苑，这时才东方渐白。中午，到达黄村，晚间到了青云店，才算冲过了军警设在城郊的防线，到了安全地带。
昼夜之间，他们走了100多里路，忍饿受冻，还要警惕地避开反动军警的阻拦，精神很紧张，身体十分疲劳。有的学生脚被磨破了，仍然坚持前进不掉队。女学生更是头一次这样“急行军”，到达青云店后，不少人的双腿肿得连炕也上不去了。当夜，由于百十来人一下子拥到青云店，住处一时难以解决，大家发挥了互助互让的精神，把炕让给女同学，男同学就背靠着背坐在冰冷的土地上打盹。在艰苦的生活里，战友之间的友爱，集体的关怀，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
第二天，学生们在青云店作了第一次抗日宣传。7日上午又在礼贤镇召开群众大会，宣讲东北人民遭受日本侵略者屠杀的情况和华北危机。这次会开得很成功，学生们和农民群众的感情融汇在一起。一个青年农民跑上台说：“跟日本鬼子打仗，我傻小子就算双份儿！”南下宣传团在礼贤镇组织了儿童团，教孩子们唱救亡歌曲，给他们以抗日救国的启蒙教育。
第三团于1月4日拂晓从西郊蓝靛厂出发。该团有三个大队，共100多人。各队还设立了宣传员、组织员、交通员、看护员、调查员、先遣员。先遣大队的任务是侦察情况，选好路线和交涉食宿。清华大学的杨学诚、李昌、于光远，燕京大学的梁思懿等都是先遣队队员。他们每天天不亮就起身，有的骑车，有的步行，奔驰在一望无际的北方原野上。北国严冬，天寒地冻，但他们有说有笑，边走边做路标，引导大队前进。燕京大学的女先遣队员，也勇敢地和男队员一齐行军，从不掉队。三团队伍于下午五时到达芦沟桥，行程40里。当晚住芦沟桥附近的简易师范学校，并向该校师生报告了北平学生运动的经过和意义，听众情绪热烈。宣传团还帮助该校组织了一个抗日救国会，第二天又在城内游行，向市民作宣传。
第四团于1月2日采取分散隐蔽的方式，由天津出发，经汉沟至杨村，沿途作了大规模的宣传。晚上到达皇后店，受到农民协会和小学教员的欢迎，召开了群众大会。4日向安次进发。安次县长拒绝学生进城，经过说理斗争，才允许进城，住在西关小学，受到简易师范师生热情的欢迎和慰劳。5日在城外作抗日宣传。6日至永清，住在存实中学，帮助该校筹备组织学生自治会。7日出发赴固安。宣传团所到之处，都向当地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演唱抗日歌曲，写标语，发传单，召开群众大会并帮助乡镇学校组织救国团体，在广大群众中撒下了抗日的种子。
1月8日，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四个团，先后达到了永定河南岸的固安城。
（二）英勇战斗突围前进
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在农村的抗日救国活动，震动了北平当局。宣传团从出发时起，就不断遭到跟踪和破坏。1月8日前后，南下宣传团的四路大军兴冲冲地在固安城汇合时，伪县长却把城门关闭了，诬蔑学生是“土匪”，还派了全副武装的士兵守在城墙上，架着机关枪，如临“大敌”。见此情景，爱国学生们无不义愤填膺，痛骂伪县长不是中国人，有的同学还按照《时事打牙牌》的歌谱，编了一支歌谣：
一路风霜到固安，城门关了整三天。
县长王八蛋，哎咳哎咳哟县长王八蛋！
宣传团的指挥部及时分析了形势，指出对反动的边县长和守城的士兵要区别对待，对前者要打击，对后者要耐心教育争取。于是，组织了得力的宣传骨干，对城上的士兵展开宣传，赞扬他们在喜峰口浴血抗战的光荣历史，揭露当局的卖国勾当。一个东北籍的女大学生，以切身体会控诉日寇侵占我东北，践踏我大好河山，掠夺我矿产资源，杀害我父老兄弟、骨肉同胞，造成妻离子散、离乡背井、国破家亡的悲惨情景。她的声音嘶哑，泣不成声，泪流满面，守城的士兵都感动得掉泪了。
宣传团进不了县城，就在城外乡镇开展宣传工作，召开群众大会，举行各种座谈，许多学生深入到农民家里进行宣传访问，还演出话剧《打回老家去》。演完以后，大家齐唱：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走出田庄课堂，到前线去吧，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