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5个省辖市呈线状，由西向东，沿沪宁线依次排开，他们分别是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虽然同属江南，西端的宁镇和东端的苏锡常有着许多不同，在苏锡常的老百姓看来，南京镇江差不多就是苏北，在当地尤其是农村随便找一个人询问，很可能就会弄错近邻镇江和南京的位置，会想当然地觉得它们应该是在江北。这显然与方言有关，宁镇和苏锡常虽是邻居，却分别属于不同的方言区。吴方言区的苏锡常在经济上比较发达，特别是进入明清以后，此地已成为名满天下的鱼米之乡，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粮食基地，对历代皇家粮库的供应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人一阔难免会变脸，感觉难免会良好，看人的眼光立刻不太一样，这当然也包括属于同一方言系统的上海人和浙江人，在他们不屑的眼神里，凡是吴语之外的人都是“江北人”。
“苏湖熟，天下足”，说的就是苏锡常这个区域。这个区域丰收了，饥肠辘辘的中国人就不会再挨饿。这里也是长江三角洲最富庶的黄金地段，人口密度之大，既是中国之首，也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方。因为人多地少，向来有精耕细作的传统。多少年来，苏南一直享受着“鱼米之乡”的优越，并引以为自豪，很多人更相信它与繁体字的“苏”有关，因为在草字头下面，分别有一个“禾”和“鱼”，所谓天意合成是也。这其实是拆字先生经常干的勾当，是典型的望文生义，文字学家并不赞成这种观点，“苏”的本意只是一种草本植物，“鱼禾”之解完全是想当然的附会。
富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传统，需要时间的积累，绝不能一蹴而就。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可持续增长非常重要，富庶说到底也还是一种文化，仅仅是着急解决不了贫穷问题。苏南已经有很漫长的富庶历史，在不同的时期，有着经营传统的苏南人更善于抓住机遇。今天，鱼米之乡的美誉，正在成为一段逝去的历史。苏南显然已经不在乎把这顶戴了千年之久的桂冠，拱手送给江岸对面正在崛起，相比较而言还有些贫穷的苏北兄弟。在如何发家致富这一点上，聪明的苏南人总是走在观念保守的苏北人前面。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彻底颠覆了苏南人引以为自豪的农耕传统。新的“苏南模式”从乡镇企业起步，经过大胆甚至有些出格的招商引资，正把这里逐渐改变成世界工厂。
经过这些年骤变，田园牧歌似的江南生活早已不复存在，农业社会正迅速向工业社会转变，苏南板块按照人口划分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60%，正快速逼近工业化国家标准。很显然，对于苏南来说，世界工厂并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也许在继续富庶的道路上，这是一道必须经过的门槛，而且注定会有令人满意的，但是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农业土地流失等等问题，将有可能困扰和影响苏南人民未来的生活质量。
历史上的江北曾经比江南更富裕，今天富得流油的太湖流域，当它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沼泽时，江北的开发早已初具规模。以先天条件而论，江北的苏中和苏南一样，同属于长江三角洲，完全可以成为经济富庶地区，但是事实却如大家知道的那样，要贫穷很多，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经济水平。资料显示，江苏13个地市中，苏北的经济更差，宿迁，徐州，连云港，加上淮安和盐城五市，总面积超过江苏全省的一半，人口数量是全省的五分之二，GDP总量只占全省的五分之一，人均GDP还不到全省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
造成这种巨大差异的历史原因首先是人祸，天造孽犹可挽救，人造孽往往不可收拾。都说黄河是条母亲河，没有她就没有中华民族，没有她也谈不上五千年的中华文化。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回。黄河中的滚滚泥沙，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了大片黄金一样的土地，一方面也带来了无尽的灾难。黄河仿佛是一位处于更年期的不安分女子，到日子就要泛滥成灾。自古以来，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黄河下游像一条巨龙尾巴那样随意地甩来甩去，一直是在河北平原上决徙改道，每次改道都给当地老百姓带来灭顶之灾。黄河是一条纯北方的河流，本来与江苏没有任何关系，毕竟中间还隔着偌大的一个山东，到了1128年，南宋的东京留守司杜充为了阻止金兵南下，在今河南滑县西南扒开了河堤，结果黄河从此改道，经过豫东鲁西南，汇入泗水，最后再注入淮河，开始势不可挡地涌入江苏境内。
黄河改道给苏北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横贯江苏境内的淮河原本是一条很清澈的河流，在这之前，辽阔的江淮平原很少有什么大的水灾，可是自从黄河因为人祸蛮不讲理地闯了进来，平静的一个苏北从此不得安宁。可以这么说，黄河改道之前，江南和江北的经济状况虽然有些差异，基本上还能算是同步，改道进入苏北之后，江淮平原的经济立刻一落千丈。黄河在江苏境内横行了700多年，在1855年才再次改道山东入海，它所造成生态环境恶化已经不可逆转。
在人为造成祸害上，必须一提的还有明朝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所谓“筑堤束水”，就是把堤坝尽可能地修高。这是个确保漕运的治水方针，它不仅没有丝毫改变江苏境内的黄河水患，反而使得河床越来越高，结果造成高悬在老百姓头上的黄淮之水，随时都有可能决口为灾。当时徐州至淮阴的运河和黄河已成为同一条水道，为了确保大运河的畅通，确保每年数百万石的粮食和进贡物资安全抵达京城，这段河道成为一条高架在空中的天河，成为当时黄河最危险的一段。
看一下南宋之前中国地图就会知道，历史上的洪泽湖远不像今天这样浩浩荡荡，它有幸能够排名中国第四大淡水湖泊，完全是因为人工的缘故。为了抬高水位，洪泽湖大坝也越修越高，终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悬湖”。这可不是一件闹着玩的事，意味着整个洪泽湖就顶在苏北的大脑袋上，湖堰一旦决口，立刻“方数千里，滔天大水”，立刻“鱼游城关，舟行树梢”。长期以来，苏北水灾罄竹难书，随着堤坝的不断增高，灾情也日益严重，从1575年到1855年的280年间，高家堰大堤共决口140余次。康熙十九年的一次大洪水，干脆把古老的泗州城给淹了，大水不仅冲了龙王庙，连朱元璋老子的坟明祖陵，也一起吞没在了浩瀚的湖水之中。
都说财富是一种积累，频繁的水患让苏北的老百姓一次次忍受巨大灾难，动不动就会倾家荡产，贫穷潦倒自然也就不可避免。水来成灾，良田顷刻间成为一片汪洋，水去了还是灾难不断，留下了大片长期不得宣泄的沼泽，结果土壤盐碱化日趋严重。众所周知，盐碱地是导致苏北贫困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多少年来，徐淮盐地区不得不和盐碱地作不懈的斗争。黄河重新改道后，连年的水患并没有随着黄河离境而彻底消除，它遗留的问题一直是苏北的心病，洪泽湖对下游的严重威胁就始终存在。
此外，由于苏北东部地势低洼，除了要忍受上游随时会滚滚而来的洪水之外，从阜宁至海安漫长的沿海地区，还要经常受到海潮的侵袭。据不完全统计，从公元964年到1948年的984年中，盐城地区由于海潮冲击而引发的灾害就有65次，每次都是淹死人畜无数。清雍正二年，也就是1724年，巨大的台风将树木连根拔起，海潮势不可挡地冲进了盐城县城，成片的房屋被冲倒，淹死的人差不多有5万。1903年，如东县境内海堤溃决13处，这一次，被淹死的人似乎已没办法计算。
经过多少年几代人的综合整治，江淮之间的水患以及盐碱化趋势已经大为改善。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治理能力的提高，贫穷落后的帽子正在被摘除，但是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苏北的综合实力搁在全国，或许还不算最落后，但与相对风调雨顺经济形势大好的苏南相比，显然有着相当大的距离。因此，尽快地改变江南江北的差距，尽快地使苏北富裕起来，让苏北成为经济增长非常重要和稳定的一个基本面，这正是江苏人还需要共同努力的地方。
江苏是一个非常富庶的省份，起码在目前，江苏的经济地位还不可动摇。
往远里说，江苏所在的区域并不是很好，尤其是江南，与富庶这两个字还挨不上边。中国最古老的地理著作《尚书·禹贡》中，中国被划分成9个地理区域，即陆游《示儿》诗中“但悲不见九州同”的九州，其中位于长江下游南边的大扬州，也就是今天的江南，被定为最差的地区。隋唐以前的扬州都是指的江南，当时的土地也分成了九个等级，大扬州是“厥田惟下下”，名列倒数第一。
排在第一位的黄金土地是雍州，位于秦岭以北的渭河谷地及陕甘黄土高原，今天的人听到这排名有些吃惊，可是当时的情形确实如此。为什么秦能统一天下，千万不要想当然地认为秦国只是落后和残暴，像小说上记载的那样只是一些善于打仗的野蛮人。经济在什么时候都是基础，汉朝唐朝定都长安，为什么能够威名远扬，敢自称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不可忽视。在古时候，黄河中游的自然地理环境还没有恶化，开发得也比较早，很长的时间里，中国的西部要比东部还发达，天下财富一度以关中为最多，这也难怪司马迁当年会说，关中之地占天下的三分之一，人众不过十分之三，但是财富竟然占了十分之六。
不过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到了唐朝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中心虽然还在长安，皇上还在那里办公，经济中心已开始逐渐东移南下。昔日的穷乡僻壤扬州，扔掉了落后的倒数第一的绿帽子，一跃为冠绝中华的老大，成了最有钱的主。当然，这个扬州仍然是大扬州的概念，差不多包括整个长江下游。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这时候，该轮到古文八大家的首领韩愈大发感慨，经过了孙吴东晋南朝的大开发，长江下游成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天下赋税已经是“江南居十九”，也就是占了十分之九。“天下大计，仰给东南”也好，“国之根本，仰给东南”也好，都说明了当时此地经济的举足轻重。
到了明朝，仅仅比较一下南北两个直隶的赋税，就可以清晰地看清南北经济实力的巨大差异。根据张岱的《夜航船》记载，北直隶有8府17州116县，赋税60 .1万，南直隶有14府17州96县，赋税599 .5万，南直隶上缴给国家的赋税，将近北直隶的10倍。说是南方养活了北方，这话听上去有些刺耳，但是事实差不多就是这样。根据史料记载，明末清初，南直隶的赋税额占了全国总额的近三分之一。和安徽分了家后，江苏尤其是江南的赋税仍然居高不下，譬如长江三角洲，就一直享有“天下赋税尽出其半”的美称。
长期以来，江苏经济一直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年以GDP总量计算，江苏的排名开始有些落后，在最近几年的评比中名列第三，已排在同样是沿海发达省份的广东和山东之后，但是若以人均GDP计算，以人均贡献衡量，江苏仍然是排在广东和山东的前面。
江苏人吃苦耐劳，这是十分优秀的传统。江苏非常富裕，富裕有时候只是一种表象，可以做多种分析。处在底层的老百姓，从来就不是乱花钱的主，与奢侈铺张的生活根本就不沾边。在赋税的重压下，吃苦的永远是底层的劳动大众，耐劳的永远是生活在底层的穷人。历史上，江苏的非常富裕照例是多作贡献，是为他人作嫁。文化首先由历史和地理决定，同时也受政治和经济的制约。和中原地区相比，江苏开发虽然比较晚，它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发达程度却是惊人。客观地说，高赋税既是江苏的沉重压力，同时也是促进生产发展经济的很好动力。长期以来，江苏不仅要为强盛的中央政府财政多作贡献，当国家处于弱势不得不向敌国称臣纳贡的时候，也要在经济上为政府分忧解难。南宋时期，朝廷每年要向金国进贡银币25万两，绸缎25万匹，这些白花花的银子和琳琅满目的绸缎，有很多都是出于江苏。
富庶一词绝不是空穴来风，绝不会无缘无故，从来就是有成本的，它意味着江苏一地对国家的巨大付出，意味着一份荣耀，同时也意味着这里的老百姓生存艰辛，意味着他们有非同寻常的吃苦耐劳精神。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曾说过，中国人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严重得多。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将古代中国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相比，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的地理气候条件最差。古代文明通常是在肥沃的区域产生，独有中国文化因苦瘠而发展。因为“苦瘠”，所以“不断有新刺激和新发展的前途，而在其文明生产中，社会内部亦始终保持着一种勤奋与朴素的美德”。
这种勤奋和朴素的美德在江苏人身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江苏人民与天斗与地斗，面朝黄土背朝天，确实很不容易。历史学家考察中国的文明进程，发现一个规律，在古代每隔500年左右，中国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次大乱，发生一次大的分裂，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通常会把这些造成老百姓背井离乡的动乱，简单地归结为少数民族入侵或是农民起义，事实上，生活物资的匮乏和对生活必需品的追逐，同样是引发战争的重要根源。江苏地处南北交界之处，总是位于南北两大军事集团中间，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身受战争的祸害也最为严重。相比较而言，苏北的军事冲突要更激烈一些，历史上很多著名的战役都在这里进行。
江淮地区饱受战乱，注定了政治上不会有太大前途，老百姓只能在历史的夹缝中，逆来顺受随遇而安。战乱引起的首要问题便是人口的流失，江苏境内的移民多是战争造成的。人口流失引发了一次次大规模的移民潮，除了北方外省移民的入境，每一次大的战乱以后，同样可能引发本省境内新的人口大挪移。譬如在元末明初，淮扬一带人口骤减，扬州城内的土著居民只剩了40余户，淮安城中仅剩7家，而盐城地区更是找不到一个土著，人人都说自己来自苏州，根据专家的考证，明朝洪武年间，苏北地区接纳外来移民多达65万，其中有很多人都是来自江南。
劳动者创造财富的能力是惊人的，江苏境内的老百姓似乎生来就不会坐享其成。他们是天生的劳动人民，无论是苏南还是苏北，到处都是他们忙碌的身影。江苏人的吃苦耐劳性格并不是在一天里形成，在连绵不断的战乱中，他们要平静地面对动乱和死亡，面对流离失所，一旦战争结束以后，又要不遗余力地恢复生产，重新建设自己的家园。从六朝的大开发开始，经过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经过了无数次的人祸天灾，江苏终于被建设成为一个富庶的鱼米之乡，同时，也塑造了自己吃苦耐劳的优秀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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