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的条件下，林县百姓千方百计维持最低的生活需求用水。为了生存，林县百姓多在自己的院里或地边打旱井挖旱池，积存雨水、雪水，或修一些小型渠道，引山泉，拦河水，尽管这样，遇到旱灾，别说灌溉农田，就连人畜吃水也难维持，人们不得不翻山越岭，远道取水吃。据建国初统计，全县550个行政村，就有307个村人畜吃水困难，其中跑2 .5公里以上取水吃的有181个村，跑5公里以上取水吃的有94个村，跑5—10公里吃水的有30个村，跑10—20公里吃水的有两个村。
水资源短缺，影响了人民健康水平，加之卫生条件差，致使各种地方病、传染病时有发生，给广大群众带来极大的痛苦。林县解放时，全县医疗卫生事业十分薄弱，群众有了病缺少医生治疗，多有求神拜佛治病。1949年前每年患病人数占总人口的30％以上，仅求神拜佛而用去的钱不计其数。特别是食道癌、肠胃病、气管炎、软骨病、聋哑病、甲状腺肿、疟疾、妇女月经病、白带病等极为普遍。高家台、石板岩、朝阳等深山区村60％的群众患有甲状腺肿病，有的人仅几岁就染上这种疾病，一辈子痛苦。因为缺水，山区贫困，生活痛苦，所以，在旧社会林县人有“六怕”：一怕不下雨，二怕洪水冲，三怕下冰雹，四怕霜和风，五怕土匪抢，六怕讨租粮。因水源奇缺，闺女们跑下山，媳妇不上山，婚姻问题成了山区群众生活中一件难事。
因为缺水，生活艰辛，文化生活更是落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林县解放时，只有一所中学，11处完小，能入学的大部分都是富裕户子弟。临淇镇南山一带方圆10多公里仅有一处学校。泽下乡七峪村397户，当时除武老殿和他的孩子识字外，其他多为文盲。因为缺水，逼得许多穷人九死一生，含泪忍痛离开故土，到外省异乡落户。山西省长治市南部有个村庄，因全是林县人逃荒去后新创建起来的，故取名“林移村”。
水成了林县百姓的心病，也成了百姓的盼望。饱受缺水之苦的林县人民视水如命，盼水想水心切，许多村名冠以水为佳，诸如张家井、李家池、洪河、柳泉、曹旺水、龙送水、砚花水等等，连给孩子起名也都带上个水字，如男孩子叫“水旺”、“水生”、“兴水”、“来水”，女孩子叫“水英”、“水莲”、“水娥”等。因为缺水，在林县大地上屡见不鲜地出现村村兴建龙王庙，户户能闻祈雨声。一眼井旁数通碑，一座池边几个亭，为掘井人歌功，给挖池者颂德。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河北省滋阳县人谢恩聪任林县知县，主持开凿洪峪渠，长18里，宽1尺，解决了椒园至辛安数村农民的生活用水困难，俗称“谢公渠”，后人立谢公祠纪念他。人们视山泉为“圣水”，省吃俭用，淌汗流血，祈天求神，找水、寻水、挖水、引水……然而，水的问题一直未能如愿，干旱缺水一直如一把刀子架在林县人民的脖子上。
就是这样世世代代地在这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苦苦挣扎，林县百姓形成了特有的水意识。水几乎充斥着林县上下各阶层共同的生活关注和精神世界。这也就是林县民众凭着一颗赤诚的心，要忍饥挨饿、劈山斩岭引漳河水的思想基础和动力。
历史上从来旱灾像巨石压在林县广大群众的头上，解放后虽有所改观，但1959年的大旱，再次把生存的危机摆到了林县人民特别是林县党和政府的面前，林县的带头人们举起了兴修长渠，引漳入林的大旗！
举旗人
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河南有两个著名的为人民当带头人的标兵，一个是兰考县的焦裕禄，一个是林县的杨贵。正是在杨贵及林县领导班子带领下，才创造出“红旗渠”的人间奇迹。
2004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人民论坛》发表常青的文章，高度评价了红旗渠建设中县委和杨贵同志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文章指出：
“连日来，随着络绎不绝参观的人群和新闻媒体的大量报道，《红旗渠精神展》成为首都北京的一个亮点，并在人民心中形成一个共识：时代需要弘扬红旗渠精神。
“毫无疑问，红旗渠已经成为一座丰碑。正如红旗渠精神本身具有丰富的内涵一样，红旗渠这座丰碑，也是一座无字碑：它是一座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丰碑，也是一座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丰碑，更是一座为民执政的丰碑。
“只有为民执政，才能真正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做出惠及60万林县百姓的重大决策。在当时的河南林县，县委书记杨贵是主要的负责人之一。这位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太行山的儿子，是‘怀揣改变山区面貌、造福林县人民’，实际上也就是‘为民执政’的愿望和理念来当县委书记的。他像当年带队打仗一样，率领调查组翻山越岭‘摸大自然的脾气’，终于弄清楚：水是制约林县人生存和发展的最大障碍，千百年来，饱受缺水之苦的林县人想的是水，盼的是水，梦的还是水。缺水成了群众的心头之患，也成了领导者的心头至痛，因此，杨贵决心‘把天上水蓄起来，把地下水挖出来，把境外水引进来’，这才促使了林县县委做出修建红旗渠的重大决策，最终使红旗渠成为‘一渠水、一渠浪、一渠电、一渠社会主义的蜜’。
“只有为民执政，才能真正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以百姓的福祉为最大的政绩。对于共产党的执政者来说，能不能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关系到一个人的思想作风、工作态度。而为民执政的思想和理念，又是正确政绩观的核心和基础。从杨贵的经历看，他在林县当了10多年的县委书记，与县委一班人带领几十万林县群众，耗时10载，在险滩峡谷中修建了全长1500多公里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不愧是为民执政、确立正确政绩观的典范。作为县委书记，能够在自然、经济、政治环境都不太好的条件下，以自己10年心血换一渠之成功，确实难能可贵。何况，修渠能否真正成功，成功之后能否公正评说，在当初并不完全肯定。但正是有了为民执政的坚定决心，他才把一切个人得失置之度外。这和时下一些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习惯做表面文章、热衷搞形象工程的作风形成鲜明对比。
“只有为民执政，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使正确的决策变成现实。修建红旗渠是林县县委的决策，在当初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几十万林县人民为什么能够不怕流血牺牲、不惧严寒酷暑、不怕旷日持久地落实县委决策拼命修渠呢？说到底还是因为这是得民心、顺民意、解民忧、去民愁的好决策。事实证明，只有为民执政，领导者的决策才会受到群众最大限度的支持，领导者也才能受到群众的拥护。‘文革’中，杨贵被打成‘走资派’撤职罢官，林县群众却暗中保护他，给他兜里塞鸡蛋，往他怀里揣烙饼，都是因为他是一心一意为人民而工作的。
“当初杨贵下决心修渠时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为谁修渠、靠谁修渠’。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央领导同志指出党的领导干部都要认真思考‘为谁执政、靠谁执政’。红旗渠做出了回答：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的党就会永葆青春。
“红旗渠，一座为民执政的丰碑。”
文章讲到点子上了。在这里，我先讲两个人们较为熟知的故事。
一个是毛主席接见杨贵给杨贵下决心开山修渠吃了“定心丸”的故事。
1958年11月1日，杨贵在新乡地委参加县委书记会议。晚饭后，他到附近的新华浴池去泡澡。他刚一跳下洗澡池，地区公安处处长高雷就到澡堂来找他。浴室里雾气腾腾的，看不清人，高雷扯着嗓门朝里喊：“杨贵同志在里面吗？”
“在里面！”杨贵大声答应。
“快穿衣服，有急事！”
杨贵不等擦干身上的水珠儿，迅速穿好衣服，跟着高雷上了吉普车。
吉普车向新乡火车站方向驶去。高雷处长兴奋地告诉杨贵：“毛主席的专列已经开到新乡火车站了。主席要找地、县委的同志座谈。”听说要见毛泽东，杨贵心中一阵激动。见到毛泽东，向他汇报什么呢？杨贵认真地思考着……吉普车很快驶进了新乡车站。
新乡火车站是京广线上的大站。毛泽东的专列停靠在一个僻静的站台旁。杨贵随地委书记耿起昌和其他几位县委书记登上专列，走进一间大会客室一样的车厢。车厢的一头是一张长会议桌，另一头是用沙发围成的小会客厅。省委书记史向生把大家一一介绍给毛泽东。
毛泽东高兴地握住杨贵的手说：“林县的杨贵，我知道你，听说你治水很有一套嘛！”杨贵谦虚地说：“我做得很不够，目前林县还有一些人吃不上水呀！”毛泽东示意大家在沙发上就座后，座谈会就开始了。座谈中，毛泽东面带微笑，不断提问，谈话亲切而风趣。在省、地委的领导同志汇报过情况后，杨贵也谈了由他任总指挥的“林南清”联合钢铁指挥部的情况。毛泽东问杨贵：“你们一天能炼多少吨钢铁？”杨贵说：“大约二三百吨，但绝大多数是硫铁，铁渣也不少。”毛泽东又问：“灰生铁有多少？”杨贵如实地说：“不到10吨，而且大部分是用回收的废铁和砸碎的铁锅投炉的。”
见杨贵实话实说，在座的省、地委领导都捏着一把汗：眼下正是党中央发动全民炼钢运动的高潮，省里又在反“右倾”，杨贵说话也不把着点“门儿”。这时，毛泽东把目光投向四座，向大家提问：“杨贵同志刚才讲的情况，是不是带有普遍性啊？”省委史向生书记见毛泽东发问，只好实话实说：“据了解，各个钢铁基地现在炼出的铁大体都是这样。”毛泽东轻轻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接着问杨贵：“林县有多少人？”“60多万。”“林县有林吗？”杨贵答：“山上土薄石厚，原有一部分自然林，这次大办钢铁砍了不少。”毛泽东又问：“办钢铁你们上了多少人？”“地委让我们上15万人，我们目前只上了五六万。”“五六万人怎么住啊？”“都住在野地里。”毛泽东的表情立刻严肃起来：“五六万人住在野地里，生病的多不多？”杨贵说：“现在还不多，但已经有了苗头。”毛泽东做了一个不赞成的手势说：“天冷了，那么多人睡在野地里，冻病了怎么办？”
杨贵的心情很沉重，他还有更焦急的事情要向毛泽东汇报：“林县经过兴修水利，今年的秋粮作物获得了大丰产，可惜不能全部收回来……”“这是怎么回事儿啊？”毛泽东追问道。“精壮劳力出来办钢铁，庄稼顾不上收，棉花顾不上摘。群众住在野地里，大便都用棉花擦屁股，眼看着雪白的棉花被糟蹋了。”
毛泽东把目光转向大家：“好不容易修了水渠和水库，长了好庄稼，却没有人收。这怎么能行呢？大炼钢铁不能再上人了，已经上去的留下少数人建设小高炉，其他人马上撤下来！一部分人收庄稼，一部分人搞水利，要知道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大兴水利。”
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大家解开了“紧箍咒”。杨贵也有了主心骨。座谈会之后，林县数万大炼钢铁的村民愉快地回到了丰产的农田，回到了兴修水利的工地。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大兴水利！”那天在专列上，毛主席把这句话重复讲了好几遍。杨贵和林县人好比吃了“定心丸”，心里亮堂堂的。
这个故事我是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7年11月30日周燕的署名文章中读到的。它给我两个深刻的印象：一个是杨贵作为一个基层干部，实事求是，敢讲真话。如果从上到下都有这种说真话不媚上的作风，那么我们就不会再犯“大跃进”浮夸风的错误；二是杨贵当时已经是能见毛主席的“先进人物”了，他不保守，敢为天下先，这种品质使他举起了红旗渠这杆大旗。
第二个故事是杨贵被副总理批评的故事，这是在中央台“百家讲坛”讲红旗渠时让我记住的故事。
1961年的7月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来到了河南省的新乡七里营视察，当时他就参加了新乡地委在豫北宾馆召开的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有人趁机向他反映林县的问题，说林县现在老百姓吃不饱，生活非常难，但是林县县委死抱红旗不放，现在还在大搞什么红旗渠工程。这样一来，谭副总理就非常生气，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国内经济非常困难，老百姓生活非常苦，当时为了体恤民情，中央是一再下令，国内所有的基础工程项目全部下马，全国实行百日休整，那么你在这个时候，不顾老百姓死活，谭副总理爱民心切，他怎么能够不愤然大怒，马上把杨贵叫过来，如果情况属实，一定要严肃处理。
第二天会议开始了，当这个主持人说到县委书记发言的时候，大家谁也没有说话，大家这个目光都齐刷刷地盯着杨贵。杨贵这个时候，他心里也很清楚，这个会就是针对他开的，但是他心里面想不通啊，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不就是要为老百姓办实事吗？那么我们党不就是要为人民谋利益吗？
从林县的实际出发，为人民谋利益不就是要修渠引水吗？这也错了吗？想到这里，杨贵用双手撑着桌子，他就站了起来，如实把这个心里话说了出来。杨贵说，林县千百年来饱受缺水的苦难，多少人因为水卖儿卖女，多少人因为水离乡背井，又有多少人为了这个水家破人亡，他们惜水如命，林县历史上因为没有水饿死的人成千上万。他们祖祖辈辈缺水，盼水，共产党来了，乡亲们才看到了一点希望。现在的红旗渠，第一个战役，我们已经打赢了，自然灾害是事实，但是你光坐在那儿，等老天爷恩赐你，是战胜不了自然灾害的。不修渠也可以，我的乌纱帽保住了，但是遭罪的还是老百姓。我们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性原则不允许我眼睁睁地看着地里长不出庄稼，十几万人要翻山越岭远道去挑水吃，我们修渠为什么？为的是给人民一条生路，为的是林县的老百姓，为的是后代子孙，我们问心无愧。如果有错，那么责任在我，但是我说的全部都是事实，请组织上调查。杨贵在说话的时候，很多人都为他捏了一把冷汗，因为谭副总理是以工作认真严厉出名的。但是，谭副总理一句话没有说，一直在静静地听着他的发言。休会的时候，谭副总理是第一个步出会场的。会议结束以后，谭副总理马上派人组成调查小组，到林县调查，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杨贵说的，全部都是事实。谭副总理对林县修建红旗渠，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且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明确要求河南省委一定要支持林县修建红旗渠工程，红旗渠的风波转危为安，让人们的心踏实下来，于是红旗渠工程全面展开。
这两个故事，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红旗渠的开工修筑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支持，有了以杨贵为代表的一个好的领导班子的带领，红旗渠才有可能在3年自然灾害极其艰苦的困难时期创造出“太行天河”的人间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