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方以智说鸦片土是荷兰人所制，是有根据的。鸦片能吸食，是消费方式的改变更是一种文化观念的转变，也意味着鸦片的文化属性彻底改变，鸦片也从此开始从药品向毒品转变。荷属东印度公司驻巴达维亚当局，很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吸食鸦片治疟疾的功效远没有其副作用大。不久，荷兰人就开始禁止自己人抽鸦片，这说明，荷兰人已经意识到鸦片是一种毒品。荷兰人处罚吸食鸦片的自己人的办法是将其吊在桅杆上，再用炮打入海中。但荷兰人禁烟，只禁自己人，却不禁当地的爪哇人。余文仪《台湾府志》记：“咬巴(指爪哇人——引者注)本轻捷善斗，红毛制鸦片烟，诱使人食之，遂疲羸受制，其国家为所据。”
由于爪哇和台湾都曾是荷兰人的殖民地，荷兰肯定会把在爪哇的成功模式复制到台湾，因而中国最早开始抽鸦片的人可能在台湾。据大清朝首任台湾巡察御史黄叔璥《台海使槎录》中记载，“鸦片烟用麻葛同鸦片土，切丝于铜铛内，煮成拌烟，用竹筒实以棕丝贮之，吸此则腹气直注丹田，竟夜不眠。士人吸此为导淫具，肢体萎缩，脏腑溃出，鸦片土出咬巴云。”
到了清朝，抽烟和抽鸦片这两种方式终于在中国见面了。和抽鸦片一样，抽烟也不是中国发明的，中国人抽烟始于明朝。1556年，西班牙人侵占马尼拉后，就把美洲的烟草带到那里，不久又漂洋过海来到中国，50多年以后，中国人吸烟蔚然成风，后来崇祯皇帝只得下旨禁烟。从西班牙那里学会抽烟后，又从荷兰人那里学会抽鸦片，最后中国人把这两种合二为一的东西发扬光大。
由此，在抽烟和抽鸦片上，西方人“功”不可没，尤其是西班牙和荷兰人，他们“居功至伟”。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地方，什么东西只要一普及，那市场就是一片蓝海。中国人开始吸食鸦片了，那鸦片贸易的市场大门就打开了。
据记载，鸦片贸易或许早就在南亚社会开始了。1520年前后曾经出使明朝的葡萄牙大使托梅·皮雷斯发现马来西亚与印度士兵在上阵前，都食鸦片。英国商人拉尔夫·费奇1585年游印度，发现孟买与孟加拉都有鸦片贸易。鸦片贸易虽然不是西方人的首创，但西方人把这项贸易“发扬光大”却是事实。
最先发现鸦片贸易价值的西方人是葡萄牙人，1518年葡萄牙远征军司令阿布克尔克从马六甲写信给曼努埃尔二世，建议开展鸦片贸易。接下来是荷兰人，“功劳最大”的当属荷兰东印度公司，他们不仅直接参与了鸦片贸易，而且还把爪哇人发明的鸦片消费方式加以推广。
这在道德上是存在邪恶的，因为荷兰人已经明确知道抽鸦片的危害。当然，最后的集大成者是英国。
至于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开始抽鸦片的，的确不可考究，但到雍正时已开始禁烟了。1724年雍正禁烟的律令，和荷兰人比起来要温和得多。“兴贩鸦片烟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若私开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至于吸食鸦片者，只是“挨其戒绝之后，准予释放”，犹如今日的戒毒所。
最为搞笑的是，1729年漳州知府李国治判行户陈远私贩鸦片34斤有罪充军，巡抚刘世明再审，根据药商鉴定，却把鸦片当药材，不仅将陈远无罪释放，反而以“故入人罪”处罚了知府李国治。雍正也朱批：“妄以鸦片为鸦片烟，甚属乖谬。”事实上，“乖谬”的不是知府大人，而是巡抚和皇帝大人，鸦片与鸦片烟除了纯度不一样，本质没有区别，就看怎样使用。判决鸦片是毒品还是药品，不是根据鸦片本身性质，而是根据使用方式，只有确定使用方式才能确定鸦片是药品还是毒品。绝对不能从鸦片本身的外在形式去判断，否则就会出现贩卖鸦片无罪，贩卖鸦片烟有罪的荒唐之事。
也是在这一年，雍正皇帝降旨禁鸦片烟。从崇祯到雍正，恰好一百年，中国人开始抽烟，抽鸦片烟。从雍正到嘉庆，又过了一百年。那个时候，中国人抽烟、抽鸦片烟，不仅有人把烟草混合鸦片抽，还有人只抽鸦片。
嘉庆十八年（1813年）七月，朝廷颁布严禁贩卖鸦片的法律，规定吸食者同罪。因为鸦片烟已从“外洋流入内地”由闽广流入京城。如今吸鸦片烟者，已不仅是“沿海奸民”，帝国军官，宫中侍卫，贝勒贝子，都染上鸦片烟瘾。嘉庆禁烟，已到最后的时刻了，根本无法扭转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