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驱者的探索是多么艰难，客观上波诡云谲，变幻莫测，主观上各自带着理论与实践的局限。他们处在历史大变动的时代，许多陌生而复杂的问题，提到这些并不成熟的革命者面前，他们面前是没有前人涉足过的深山老林远古洪荒。在历史没有作出答案前，一切事务都隐在云里雾里，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很难说走进峡谷是绝对的好，也很难说攀上悬崖就绝对的坏！也许，认定的平坦大道上突然出现了不可逾越的鸿沟，也许在山重水复疑无路时出现柳暗花明的境界。在不清晰的未知数中，也不允许你从容地思考。革命理论水准的提高与实践经验的丰富都需要时间乃至沉痛的代价。
人生，总是“觉今是而昨非。”
周恩来想到血的代价！他那微蹙地眉心，过长的胡须，沉郁的目光，紧闭的嘴唇，疲惫的肩胛，处处流露出深刻的负重之感，……斯大林的影像从烟雾中呈现出来：“中国革命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斯大林接见他时，一边吸着烟斗，一边用舒缓的语调说给他的，“要研究军事！”
那时，他在莫斯科研究了俄国战争史。
苏沃洛夫，俄国历史上的一代名将。他的坎坷经历，他的指挥艺术，他的勇敢精神，给周恩来很深的印象，他从这次西征，想到了1799年苏沃洛夫对瑞士远征。
历史事件是不会重演的，但人的感情却不断重复。周恩来是个温情的人，许多外国学者把他称作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不管这个评价是否精当，苏沃洛夫的一段自白，的确是深深地感动过他：您的画笔能够绘出我的容貌——因为它显而易见，可我内心的奥秘却从未公之于世人面前。那么，让我告诉您：我曾使血流成河，至今提起仍感不寒而栗；可我待人慈爱，毕生未给任何人造成不幸；未判处任何人死刑；任何一只小虫都未在我手下惨遭厄运。我是渺小的，也是伟大的。不论是时来运转，还是时乖运蹇，我都冀望于上帝，并且从未迷惘动摇。
是的，苏沃洛夫把战争的残杀归之为不得已而为之，把一切个人休戚荣辱冀望于上帝，而周恩来的上帝却是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
“恩来，我看你太累了，这里留个作战参谋值班就行了！”朱德凄然地说：“战争，总是很残酷的！”
周恩来从窗边转过身来，一阵突然袭至的疲惫与昏眩使他摇然欲倾，只觉得天旋地转，他急忙走到桌边，伏案暂息。
周恩来深感自己的虚弱。他手托双腮，用中指揉搓酸涩的眼窝。这是绝对不能病倒的时候！他假寝了一会儿，思路转向五军团的34师。地图上虽然插着标志，但34师在什么地方并不确定。在极端频繁的变动中，地图很容易画得混乱不堪，刚刚画上占领马上又变成放弃！经常的涂改会把地图毁掉！
他在34师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师长陈树湘，一个是101团的参谋长万世松。
那是他来苏区后处理的一个复杂而又简单的案件。
万世松在养伤期间，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方丽珠。他们同居了三天，被人揭发。可是人们的同情却在万世松和方丽珠一边。这是纪律与感情的矛盾。合理不一定合法。
军团长董振堂认为军法难容，报告军委执行枪决。
方丽珠要求将他们一齐枪毙，因为她坚持责任在她身上！
陈树湘不愿丧失这个既是下级又是密友的团参谋长，便暗自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为万世松开脱的信。
周恩来作为红军的总政委，他必须正确地处理这个案件。他主张给万世松以降职处分，下放连队当连长。万世松在战斗中表现非常勇敢又颇具军事才能，在西征路上他代替了牺牲的二营营长。
“自古人生谁满愿？”恐怕一个也没有，这便是人生的真谛。
周恩来曾经听过方丽珠的申诉。他心里说：“你们是无罪的！”嘴上却只能说：“处分是必要的！”
大军将行，方丽珠要求随军，愿作一名女扮男装的炊事员或是挑夫，她理所当然的被拒绝了，这使他感到愧疚！
周恩来也许是最重感情的人。平等与仁爱，如果当成褒义词的话，应该加在他身上。在后来的年月里，他收容抚养过多少烈士的子女？又保护过多少身陷冤狱的干部？
这种仁爱之心，曾受到项英强烈的指责，在项英看来：人道主义，那是资产阶级的感情，在阶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拼搏中，只有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才是坚强的革命者的党性！
几十年后，在“四人帮”批中国“大儒”的时候，矛头就是对着他。
西奥德·怀特在延安时就认识了周恩来，对他印象极为深刻。在他过了若干年后，意识到对周充分信任是不太适当的。他把周恩来的双重性格两种形象结合在一起来描写：周恩来“如同本世纪任何共产主义运动产生的人物一样，是一个卓越无情的人。他会以绝对的勇敢、以猫捕老鼠的灵巧、并以一个人经过深思熟虑的唯一行动方针而作的决心——他就是这样行动的。然而，他还是具有能够表现出热情亲切、情不自禁的那种与人为善的态度和斯文礼貌的本领。”
在理查德·尼克松看来，周的个性既然兼有儒家风度个人品质和列宁主义革命家那种无情的政治本能。那么他就对担任这种政治角色再合适不过。就如同一块由几种金属造成的合金，它由多种元素合成较之任何一种单一的元素，更为坚实有力。周的政治才能在于能够成功地扮演明争暗斗的能手或者两种角色。
一个新闻记者访问周：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他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还是首先是一个共产党人。周答道：“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其次才是一个共产党人。”周的同事们当然都是中国国民，但是他们大多数首先是共产党人，其次才是中国人，周也深深地信仰他的主义，但是把这种信仰推向极端却不是他的本性。
周恩来喝着重新温热的玉米糊糊，顿觉精力充盈，但愿刚才的昏眩是由于饥饿而不是疾病的前兆。在后来新中国的经济困难时期。他跟工人、农民一起喝玉米糊糊时，就提到湘江边上喝的这一碗。
三、《马赛曲》
一碗玉米糊糊，使周恩来的精力重新振作起来，全神贯注地审视着军用地图：
“总司令，我想，湘江一战，兵力上损失很大，对士气也是一个严重挫折，目前军心容易涣散，加强部队思想工作，很有必要！”
“我同意你的意见。只要渡过湘江，本身就是一个胜利。”朱德一心安慰他的入党介绍人，他对周恩来向来是一往情深，君子之交淡如水，他很少公开展露，这是一种敦厚的情操。“蒋介石是决心把我们消灭在湘江东岸，他的企图没有得逞，我们损失的部队，从数字上看虽然很大，但大都是‘猛烈扩红’动员来的新兵，还有一部分是挑夫。我们的主力部队战斗力仍然很强，关键是找一个休整的机会，进行人力物力的补充。必须让全体指战员明白这一点。”
朱德的这些话，的确给周恩来很大安慰，一时间使他感到自我谴责有些过分。他端详着总司令那张诚实质朴的老农民式的脸，但那双明亮的眼睛里却流耀出一种心敛意宁山崩地裂不动声色的奇妙丰采。
“是的，八军团的番号可以取消，把剩余部队补充到几个主力兵团去。轻装轻装就是轻不下来，这下可好，不轻也得轻了！”
“全部用新兵组建兵团，这是一个失策，八军团的溃散，是一个值得永远记取的教训！”朱德只有在周恩来面前，才这样坦诚地批评“最高三人团”决策的失误。
周恩来默然。这使他想起他与李德、博古的争论：那时，他曾主张把新兵充实到一、三、五、九兵团去，以老带新，新兵就会很快成长为战斗力；博古却觉得增加一个新兵团，声势上五个兵团总比四个兵团大！当时，李德还开了个有趣的玩笑：“苹果虽然一样多，装成五个袋子总比四个袋子多一个。”
实战，证明了这是博古不懂军事法则所表现出“幼稚”。
周恩来是个严于律已宽以待人的人。他绝不指责博古提出如此主张，却谴责自己没有坚决反对。
“这的确是个很大的教训！”周恩来说得十分沉重，他心甘情愿地承担了责任。
朱德知道，周恩来是把别人的错误揽在自己身上，这使他分外难受。急忙把话题岔开：“关于加强思想工作，你是不是起草一个指示性的电文？我想，博古和顾问是会同意的。”朱德缓缓地站了起来，“我想到一军团去看看。”
“不，你是总司令，不能老到第一线去，这里需要你。”周恩来声调诚挚而含恳求，他很清楚。朱德绝不是心胸狭隘的人，却总是不想参与“最高三人团”的决策，战地亲临，固然是他的战斗作风，但也不排除是他回避参与决策的方法，在严酷多变的政治路线斗争中，以免有所僭越。
“那好，你起草电文我休息。”
朱德不知为什么，此时此刻他不想离开周恩来，总想为他分担些什么。便向警卫人员要军毯。
警卫人员却坚持要他到早已为他备好的屋子里睡。他拍拍警卫员的肩头：“你是个傻瓜蛋，冬天睡觉最好的地方不是空洞洞的房间，而是跟炊事兵在锅灶前的草窝里通腿，越挤越暖和。”
警卫人员只好把军毯拿来，朱德便挤在司令部值班人员的草铺上，自得其乐地向警卫人员挤挤眼：
“你看，值班参谋们不用起床就能找到总司令，真是两全其美！”说完，把军毯向身上一蒙，睡了。
周恩来伏案书写命令。写完之后，准备送给博古、李德审阅后发出。他看了看桌上的闹钟，已是凌晨两点钟，他觉得这样的政治思想工作方面的文电，没有必要用中央名义发出，因而也没有必要给博古、李德看，他准备用中央局、军委、总政的名义发出，他是中央局书记，又是红军总政委，朱德是中央军革委主席，由他们两人签署就行了。
他迟疑了一会儿，由于事关重大紧急，不得不把已经睡熟的总司令推醒。
朱德阅后，令机要科立即发出：
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中央局、军委、总政。
待机要秘书取走电文后，周恩来舒展舒展麻木而又酸痛的四肢，然后对朱德说，他要去布置一下筹粮筹款工作。
“这个工作已经布置过了！”朱德说，“我刚才睡了半个小时，不想睡了，你就在那里。”朱德指着他睡过的地方，“躺一会儿吧，不然，你会拖垮的！”
“不，我不想睡，有红薯和玉米糊撑着呢。只是两眼有点酸胀，”周恩来用手揉着眼睛。
一时间，他们两人相对无言。周恩来双肘支在桌子上用手支着下巴，又在假寐。
周恩来的一生，即便从历史角度来衡量，也是非同寻常。他此刻在想些什么？他的眼力究竟能看多远？他对人类生活的复杂观察与理解得多深？也许，此时此刻他正用他的敏锐的目光，在人生的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海中，去寻找发现绕过那个足以使革命之船沉没的暗礁？
现在，这颗心正为目前的损失备受煎熬。他又想起南昌起义的失败过程。
那时……
这时，他的痛苦，他的忧虑，他的伤感，在强烈的自我克制中隐藏极深，几乎无人察觉，只有具有忠厚、诚笃、善良长者之风的朱德，由于他们在柏林时的一段特殊机缘，才从他的沉郁的声音里听出内心的痛苦。从他的身体前倾双手紧扣而微微颤抖的偶然失控的情态中，探知他忧心如焚！有时，在他朗声大笑之后，内心却因在左右为难中扭曲自己而低泣！当朱德看到他那俯案起草电文时那越来越瘦弱的背影时，心里忽然触动某种深藏的感情，产生出无限怜惜：
他才是真正地忍辱负重的人啊！他作了多少违心违愿的事？他替别人承担了多少罪责？他为什么总是委屈自己的心？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蜀国宰相的誓言不正是周恩来的墓志铭吗”
“恩来！你还记得十二年前咱们在德国初次见面的事吗？”
“怎么不记得？那是1922年的10月22日。”周恩来仰起脸来，他的惊人的记忆，常使见过一面的人纳罕，“你是先到法国马赛，而后到柏林的吧！”
12年后的一切还如此清晰。很使朱德感动：“我就是专程去找你的。你记得那天，你唱《马赛曲》，虽然我还听不清那词，可是，真叫人热血沸腾，现在，我真想听你唱，还和当年一样。”
“那么，你还是跟我唱？”
“不，我只能是跟着你哼。”
周恩来的眼睛里忽然泪花莹转，这个提议包含了多么复杂深沉的感情啊。他多么感谢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军人的良苦用心，象个纯真的孩子，用天真的方法宽慰他那入党介绍人的悲苦的心。他果然象上台演出式地引亢低唱：
我祖国之骄子，趣赴戎行！
今日何日，日月重光！
暴政与我敌，血旗已高扬，
君不闻四野败兵呼噪急，
欲戮我众欲歼我妻我子以勤王。
我国民，秣尔马、厉尔兵、
整尔行伍，冒死进行
沥彼秽血以为粪，用助吾耕。
……
两人陶醉在这悲愤雄壮的歌声里。这歌，涤荡着烦恼，使他们心中。进发出一种为革命事业自我牺牲的高尚的精神。
在中央苏区期间，周恩来能够推心置腹袒露内心苦恼的只有一人，那就是朱德。他跟陈毅也可以深谈，但这种机会很少。只是在离开苏区的前一天，陈毅因伤情必须手术，他才跟贺诚一起去看望他，两人久久地握别，在行色匆匆周围都是医护人员的情况下，他们无法倾诉衷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