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色十字架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不久，1931年3月25日至4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在莫斯科举行。这次会议主要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的背景下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曼努伊斯基向国际各支部宣告：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右倾始终都是主要危险。这样一来，便把反对右倾主要危险绝对化定型化了！这对王明左倾路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依据！
即使有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左倾的洪流下，任何个人都是一棵脆弱的芦苇，不弯腰即折断，无法阻挡洪流的奔泻，甚至连个浪花也不起！
1931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总结的决议》。不仅认为党内主要危险，依然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灰心、失望、消沉。”而且加码为“在中国的特殊条件内，右倾机会主义紧接着公开背叛革命，同时，他们更及其采用了最可耻最懦怯的机会主义的两面派的态度。”
这样，就把党内斗争不同意见，与背叛革命联系起来，视同志为敌人，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过火斗争制造了理论根据。
在肃反扩大化中，就有这样一件事例：一个战士夜行军掉了颗手榴弹，被推演成反革命：“你损失了革命武器就是帮助了敌人！假使被敌人拣去，袭击了我们的指挥部，你不成了反革命的帮凶了吗？”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逻辑，一直延续在历次政治运动中。
王明等人改造了中央领导机构之后，又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出中央代表或中央代表团，去贯彻“反右倾”斗争，“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派夏曦至洪湖成立湘鄂西中央分局、夏任书记；派中央代表团至中央苏区；派张国焘，陈昌浩到鄂豫皖边区；派曾洪易到赣东北)。为了把权力夺到王明路线推行者的手中，采用多么残酷的手段都是允许的，值得的。1931年5月12日，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张国焘任书记兼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为了取得党政军的领导地位，清除异己，进行了残酷的肃反。使许多优秀的领导人及优秀的党员蒙冤死去。这种夺权，不是明命撤换，而是用莫须有的种种罪名，搞倒、搞臭、搞死。这种方式的向后延续，在十年浩劫中，导致那些本该有个幸福晚年的革命家们的惨死。
1931年8月，中央发出了《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指责“中央苏区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对于消灭地主阶级与抑制富农政策，还持有动摇的态度。”这封信是在苏区开展“反右倾”斗争的动员令，也是王明路线向苏区大举贯彻的一个信息。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即9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指示。用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来证明共产国际对形势估计的完全正确，又一次给动摇、悲观、失望、消极的立三主义残余以致命的打击。决议认为“目前中国政治形势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从这种过头的估计出发，提出苏区的党必须更坚决地贯彻执行国际与中央的一切指示，“不要再重复胜利后休息”的错误，要“集中力量追击敌人退却部队，消灭他们的一方面，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之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文件认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加深与组织上的巩固，是实现上述任务的必要前提。目前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机会主义。”
根据这个指示，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瑞金叶坪召开了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大会(即赣南会议)，由中央代表团主持这次会议，在“集中火力反右倾”的纲领下，指责毛泽东关于苏区建设和红军战争的主张为实际工作中的“狭隘经验论”；土地革命中的“富农路线”；军事工作中的“游击主义”和“单纯防御路线”；以及政治上的“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次会议是王明路线在中央苏区“反右倾”的开始，也是夺取毛泽东领导权的第一步。
在四中全会期问，为了避免党内严重分歧继续下去而导致党的分裂，瞿秋白在三中全会所犯的调和主义的错误上承担了责任，退出政治局。在周恩来、瞿秋白去留的问题上，米夫采取了“留周去瞿”的方针。
那是多么沉重的时刻，周恩来记得瞿秋白摇摆着，从他的书桌旁站起来，咳嗽着，把手伸向燃有微火的壁炉。他自言自语，象朗颂一篇文章：
“唉，这些日子天气太坏了，清冷，阴沉，这夜风，就像鬼魂在黑夜的荒原上游荡、哀嚎！……”
周恩来坐在沙发里，以为瞿秋自在构思作品，他看到他的瘦削的腮上升起一片红晕，这对肺病患者来说，并不是好兆头。但他不想打扰他。
瞿秋白的嘴唇抽搐起来，他慢慢用手捂起了脸，让目光转向内心。然后他向周恩来走了几步，历史、哲理、热情，在他脸上荡起激情的风云：
“恩来！我常常由于痛苦而疲倦，……”
瞿秋白的声音忽然变得暗哑了，象是一颗正直的受了屈辱的心滴下的一串清泪。
周恩来心情沉重地静静地坐着，他没有勇气观察瞿秋白的脸，因为注视一位善良高尚的知识分子的痛苦情状，自己也会倍加痛苦：
“屈子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而未悔。我们也只能用任劳任怨来宽慰自己了。”
瞿秋白默然不语，走向窗口。凭窗而叹：
“任劳任怨不难做到，只是屈辱，……士可杀不可辱，固然是旧观念，忍辱负重却是最难的。”
周恩来站起来，走到窗前，拍拍瞿秋白的肩膀：
“这种心情我理解，路漫漫其修远兮，你要保重身体，准备长途跋涉……”
“我的痛苦不在于失去了职务，恩来，你了解我，我也了解你，我们自己授予自己的使命是不是太大了？我们也许最终无力承担它。我们这些殉道者，连生命都不怕舍弃，还怕丢弃一时的地位吗？……古人言，朝闻道，夕死可矣。痛苦就在于我至今仍不知道错在哪里。”
“决定你离开政治局，你知道，我是不同意的。”周恩来拉着瞿秋白的苍白瘦削的发烫的手，“哟，你在发烧，……”
“每天晚上都这样，很快就退的！”
“可是，我留在中央也是很为难的。”
“这我知道，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枉怀忧国忧民之志，到头来也许象屈原一样投入汩罗江，中华民族灾难深重，你留在中央，一副沉重的担子也就压到你的肩上了。”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那你就背负历史的红色十字架走到底吧！”
两人紧紧握手，不由潸然泪下。
现在，周恩来已经不止一次地觉出这个红十字架的重量了。而且也不止一次听到那些屈辱的心灵在哭泣。他又在重温与瞿秋白四目相对时的那种感情。
二、前方与后方的严重分歧
周恩来中止会议，是一种策略，就像一个排球教练，在对方攻势凌厉而我方连连失球的情况下，要求暂停，以转换部署稳定情绪寻求扭转局面之法。他始终认为，毛泽东留在部队里是对革命有利的。
毛泽东的地位比他低，但他尊重毛泽东，在前线与毛泽东相处的时间里，他观察过毛泽东，认为他是个智慧超群的人，在他的貌似宁静的身上，潜在着非凡的精力和意志；他的农民式的甚至有些笨拙的动作里，有种无形的凝重威仪和有力的对别人能施以深刻影响的气质。
周恩来沉思着，追朔着促使毛泽东解职的背景，寻找有无把他留在军队指挥位置上的可能性：
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要“努力求得将中央苏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鄂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洲、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
1月上旬，周恩来致电临时中央，说明中央苏区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复电：至少要在抚洲、吉安、赣洲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
根据这一指示，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召开会议，决定攻打处于苏区包围中的赣洲。以便将中央苏区与湘赣苏区联成一片，解除向北发展的后顾之忧。中革军委发出攻取赣洲的训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
历史功罪之所以难以分清：就是每个作决策与执行者都不是绝对自由的；有的是自己想抵制的，却迫于领导命令或群众压力而去推行；有的是自己想推行的，却迫于上级的干预和群众的抵制而不能实现。自己所做的并不是自己想做的！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发生。淞沪十九路军抗战开始。
1932年2月4日，根据中革委部署，红军三军团借国民党淞沪抗战之机，围攻赣洲。
久攻不克，3月7日撤围。
2月19日，苏区中央局发出《对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苏区党的任务》，分析了“一二八事迹”后国际国内形势，指出苏区党“应利用目前极端有利的时机……夺取中心城市，……集中主要火力反对主要的右倾危险。同时也不要放松那种‘左’倾的反中农倾向。”
1932年2月20日，自2月中旬以来，上海的《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申报》连日登载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对此，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进行反击，2月20日中央机关报《斗争》发表《伍豪启事》。指出这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2月下旬毛泽东也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发出布告，指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1932年3月中旬，三军团从赣州撤围之后，集结在赣县江口地区，周恩来到江口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总结围攻赣州的经验教训，讨论今后红军行动方针。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夹赣江而下，并以红一、五军团组成中路军(后改为东路军)以三军团、红十六军等组成西路军，分别作战。
1932年3月30日，率东路军行动的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提议东路军“必须直下赣泉，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并告以漳洲易守难攻。
1932年4月4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又发表了题为《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长篇文章，把党内的正确思想以及对左倾冒险主义持怀疑和抵制态度的同志，一概斥之为“右倾机会主义”，因而号召全党要加以“最坚决的无情的斗争。”
4月10日，红军东路军攻占龙岩，11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周恩来，通报战况和下步行动，说：龙岩胜利原因是为团结兵力，攻敌不备。
4月14日。临时中央发出《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信中指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苏区党面前的主要危险。”继续要求对右倾“作最坚决的无情的斗争。”
在这种反右反右的隆隆雷声和疾风暴雨之中，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狂潮犹如山洪爆发。冲决一切向前奔流。
4月20日，红军东路军攻占闽南重镇漳洲。歼灭守敌张贞部约四个团，俘敌1600人，获两架飞机及大量军用物资。22日毛致电周，说：漳洲大捷“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影响时局甚大。”
1932年5月11日，苏区中央接到中共临时中央4月14日给各苏区的信。经过讨论，决定接受中央的批评：周起草决议承认苏区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号召中央苏区各级党部全体同志在红五月工作中，立即实行彻底的转变”，“坚决进行胜利的进攻，争取苏区的扩大，争取闽赣湘鄂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中心城市——赣洲、吉安、抚洲、南昌与江西及其临近省区的首先胜利。”
但是，周在起草的时候，每每都陷入自我矛盾之中，他起身凭窗而望，看到院内那梧桐树正在风雨摧打中急剧地左右摇摆。他一时无法断定这是什么风向，他也难以预测风云变幻的高空及其周围更广、更深、更大的存在，他在深思。
孔子云：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思义。
周恩来望风雨而深思，他的情绪在矛盾的漩涡中陷得很深。他的宽阔饱满的前额上一向是没有皱纹的。但眼角上的鱼尾纹却深刻下他内心的痛苦，他的明亮的眼睛产生出一种异常的向内深缩的遥远感。他必须在这种时局的风雨中，找到方向和出路。他在冷静思索之后，觉得必须进行隐晦的抵制，不能走向极端，要讲两面，以备后来反复中自己的责任的解脱。仍然提出：“须彻底纠正中央局走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右倾机会主义是苏区党内主要危险。同时对左倾的‘轻敌’、‘盲动’的错误。也应反对！”
这是一种外交式的手法和辞令。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只有他自己知道内心的苦衷。
可是，这种反右的怒潮，仍然有增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