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人和文艺爱好者提起有争议的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必然想到高尔基早在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发表的《谈谈小市民习气》和卢那察尔斯基一九三一年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撰写的序言。高尔基指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两个最伟大的天才；他们以自己的天才的力量震撼了全世界，使整个欧洲惊愕地注视着俄罗斯，他们两人都足以与莎士比亚、但丁、塞万提斯、卢梭和歌德这些伟大人物并列。”[1]但在作出如此崇高的评价同时，又严厉批评托翁和陀氏的负面影响：“但他们对于自己黑暗、不幸的祖国却有过不好的影响。”因为在俄罗斯大地上“统治阶级横行霸道，肆无忌惮，使整个国家变成一座黑暗的刑场”，托翁却鼓吹“自我完善”，“勿以暴力抵抗邪恶”，陀氏则主张“忍耐”。在革命烽火四起的时代，高尔基站在革命的立场，写出如此有分量的文章，理所当然受到列宁的高度评价。因此，高尔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成了权威的、官方的鉴定。
十月革命胜利，百废俱兴，百业待举，无产阶级要对前人的一切精神财富重新估价。一九一八年五月高尔基为“文化与自主”文化教育协会举办的报告会写了一篇讲稿《我怎样学习》，因病而请人代为宣读，该文第二天发表在《新生活报》上。自学成才的高尔基号召读书，在这篇自传性叙事中指出读书好处无穷。也许出于谨慎，也许想突出人间比学堂更重要，反正在这篇谈读书的文章中，始终没讲他读过哪些书，喜爱什么作品和景仰何许人，只说外祖父如何教他识字，他在小学如何淘气，用自己的零钱买《圣经的故事》和如何经受宗教氛围的熏陶，然而是在人间，确切讲是一九〇二年在警察监视下生活时，受到一个独眼皮鞋匠的启发，摆脱了宗教影响，认识了人生的真谛。事情是这样的：鞋匠来向作家先生借书，高尔基顺手给了他一本“并不高明的小书《世界的进化与社会的进化》”，几天后鞋匠来跟他聊天，大发宏论，现援引如下：“我能不能从这里得出这样一个推论：就是上帝是不存在的？”“假如存在着上帝，而一切都按照他的意志的话，那就是说，我应该服从上帝的最高的预定，平心静气地生活下去。”“现在更进一步说：假如上帝存在的话，那我就无事可做了；假如没有上帝的话——那我就得对一切，对整个生活和所有的人负责！”“我很愿意按照神甫们的榜样来负责，可是我却用了另一种形式——并不是服从而是反抗生活中的恶！”“我已经为自己这样作了决定——要对一切负责！”高尔基评论说：“我们友好地一直谈到深夜，因此我更加相信，就是这本不重要的小书，是最后的一次打击，使得人的心灵对于宗教信仰重作狂热的探求，使人在世界的理智之美与力量面前表示出欢乐的崇敬。”[2]我们知道独眼鞋匠确有其人，也确爱读书，但笔者斗胆认为上述言论却是百分之一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不要忘记，高尔基写完《我怎样学习》之后，发表时加上“短篇小说”的字样。他采取了移花接木的手法，高明！因为，独眼鞋匠的论点几乎全盘出自《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陀氏人物之口。笔者不相信高尔基没有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本最重要的书，也不相信独眼鞋匠如此高明。纪德说，除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外，在人与上帝的关系上，他还没有发现任何前人如此明确地道出人生的真谛。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面重点论及。
进入斯大林时代，从旧俄过来的作家及其他知识分子必须进行思想改造，作为“灵魂工程师”的高尔基也不例外：“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况且连他本人也受到一定的政治思想压力，不得不强化批判意识。他一九二八年写的文学论文《谈谈我怎样学习和写作》，虽然整体上从现在角度来看还是相当得体的，但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评就相当苛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恶魔》（即《群魔》）是所有企图中伤七十年代革命运动的无数尝试中最有才能也最恶毒的一个。”[3]从此，《群魔》很快与《卡拉马佐夫兄弟》、《地下才子》（又译《地下室手记》）一起被打成反动小说，甚至在斯大林死后三年，即一九五六年莫斯科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叶尔米洛夫著，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中译本）指出，不仅仅《群魔》“中伤七十年代革命运动”，而且“《卡拉马佐夫兄弟》在极大的程度上是按照统治集团的直接命令写成的。在格罗斯曼的一篇极有价值的论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七十年代的统治集团》（《文学遗产》第十五号，一九三四年出版）里，讲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跟豪门官僚、沙皇宫廷的关系，探索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由于反动统治者什么样的实际政治要求，把这些或那些情节表现到小说里来的”。（中译本第二五〇页）《卡拉马佐夫兄弟》还多了一个“衔头”：教会小说（同上）。这种满怀仇恨的政治偏见，如果说在特定的时代确实迷惑了一些天真的读者，今天看来是极不公平的，甚至可以说糟蹋了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很不幸，时至今日，这三本书仍被一些人视为反动小说，《群魔》被判反动还嫌不够，再得加上个“最”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最反动的一部”，这是《外国著名文学家评传》中一篇论文的观点。
随着斯大林发动的阶级斗争狂潮一浪高似一浪，意识形态的专政日益强化，那些被认为艺术性越高超而思想越反动的作家受到了严厉的批判，陀氏未逃脱此厄运。最有代表性的，也是后来被人引用最多的批判文章，就是“权威的”卢那察尔斯基为一九三一年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所作的那篇序言，累牍连篇，除了抽象引用一点高尔基对陀氏的评说外，通篇戴帽子打棍子，最后的结论是：“一方面，我们应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中吸取教益，另一方面，我们却绝不可以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习。不可以同情他的心境，不可以模仿他的风格。谁要这样做，即是说，谁要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习，他就不能成为建设事业的助手，他就是落后的、腐朽的社会阶层的表现者。”[4]此公借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五十周年之际，推出陀氏文集，实质上把它作为反面教材公布于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今天，十月革命的成果在俄罗斯大地上已荡然无存，对俄罗斯和苏联的一切文化现象，人们已在反思和总结。那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概也应该重新认识一下了吧，当然这主要是俄罗斯文学家的任务。笔者在此只不过翻译和评论纪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纪德只比高尔基小四个月，很熟悉高尔基，而且一九三六年他由斯大林亲自陪同在红场为高尔基致悼词。可是纪德从另一个立场和角度出发，在几乎相同的年代对陀氏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评价，尽管后来在强大的革命文艺思潮压力下，一直没有让自己这部写于一九〇八至一九二一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九二三年结集出版）再版。在法国也一直等到八十年代初才得以再版。现在回过头来看这部论著，笔者认为颇有意义。
第一，纪德认为，判断一个文学艺术家的依据主要是他的作品，而不是他的言行。纪德于二十世纪初最早对丹纳那种运用种族、地域和时代的影响来解释文艺作品的理论提出质疑，对圣伯夫虽然十分欣赏，但对他批评作家时着力于依据其人的出身、门第、人际关系以及回忆录、日记、谈话等不以为然。后来在纪德的支持和鼓励下，普鲁斯特的作品得以问世并一举成名，并由普鲁斯特对圣伯夫提出系统的批判（参见《驳圣伯夫》）。纪德一再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伦理学家，也不是政治理论家，甚至不是好的批评家，而是小说家、思想家。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讲理论，就叫我们失望”。他“写理论和批评文章相当平庸”，举《作家日记》为例，说其中的理论文章简直不堪卒读。这与陀氏不善于直接表达自己的思想有关，用陀氏自己的话来说：“不善于写我自己，不善于恰如其分地写我自己”；纪德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旦谈自己就困惑含混”；“他以自己名义说话时是非常笨嘴拙舌的，与此相反，当他的思想通过他笔下的人物表达时，就娓娓动听了”；“陀氏的思想从不赤裸裸表现出来，总是通过笔下种种人物来表达的”，结论是：“陀氏小说是最饱含思想的小说，同时从不抽象，也是我读过的最富有活力最令人激动的小说。”这与高尔基和卢那察尔斯基的批评方法完全不同。在那篇著名的《谈谈小市民习气》中，高尔基非常生气地援引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纪念碑的揭幕式上向俄国社会致辞中的三个字“忍耐吧”，而忽视了陀氏对普希金美好的情感和崇高的评价。至于卢氏那篇近两万言的序言，引用陀氏的著作不到二百字，相反大量引用别人的言论、回忆、日记等，其中引一位编辑的日记长达一千六百字。此公戴着有色眼镜背着陀氏对其著作说三道四。纪德则相反，他认为想像作品往往比回忆录、日记乃至自传更能揭示作者的内心隐秘，小说更接近作者的真实思想，更能表现作者相反相成的心态。
第二，既然陀思妥耶夫斯基讲不清道不明自己的思想，就通过小说人物来表达，甚至通过某个次要人物道出他弥足珍贵的真理。由此可以确认陀氏作品不是从理论构思出发的，也不是遵命的，更不是秉承意旨的，而是沉浸在实际里，产生于思想与实际的会合。纪德说：“真正的艺术家在创作时对自己的意识总是半清醒半糊涂的。这样的艺术家不大清楚自己是谁，只通过其作品运用其作品才认识自己。”所以，要了解小说家的思想，必须钻到小说里去。为此，纪德仔细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小说，甚至通读了四五遍，简直读得着迷了。他发现有史以来没有人像陀氏这样在自己的小说中如此明确又具体地抓住人生的本质，提出恒定的焦虑：“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出生以前是什么？死亡之后又会怎样？人能企求什么真理？”或更确切地问：“什么是真理？”所以纪德认为《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氏最重要的小说，因为作者通过笔下人物第一次对人与神的问题明确提出疑问：“没有上帝吗？那么，那么……一切都许可了”，“倘若上帝存在，一切取决于上帝，在其意志之外我一无所能。倘若上帝不存在，一切取决于我，那我就有责任表明我的独立性”。又及：“假如存在上帝，一切听命于上帝，我只能俯首帖耳；假如上帝不存在，一切取决于我自己，那我就必须表现独立自主”。如何表现独立自主？这就产生了焦虑。一切都许可了，许可什么？一个人有何能？这个导致尼采神经错乱的焦虑，也使纪德的“弟子们”，如萨特、加缪等人苦恼了几十年，写下上千万字，企图回答上述问题，被人们称为存在主义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白痴》甚至《罪与罚》等小说中多次或明或暗地提出上述至关重要的问题，并探求其答案。我们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在宗教社会却反对教会，他对教会尤其天主教会深恶痛绝。而他又是狂热的信徒，但他只接受福音书中基督的教导。因此他曾受到天主教人士强烈的抨击。他企图通过小说人物体现基督精神的核心，也是陀氏思想神秘的核心：“个体在弃绝个体性中获胜”；“一旦我们甘心情愿弃绝我们自己的生命，自觉自愿死亡，那么这种弃绝立即使生命在永恒中复活。”这里没有嘱咐没有命令，在此意义上，陀氏人物宣称：“不应该为任何目的糟蹋自己的生命。”因为，陀氏人物相信人间存在永恒的生命，认为永生不是未来的事情，若今生今世达不到，那未来也别想达到。这与教会关于永生的观念大相径庭。那么陀氏人物如何切身体验永恒的生命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答案是：“自愿牺牲，自觉自主献身，为大众牺牲自我，在我看来是人格最高度发展的标志，是人格优越的标志，是高度自我控制的标志，是最高自由意志的标志。自觉自愿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众人而被钉在十字架上，被活活烧死，这一切只有在人格高度发展时才有可能。”ET NUNC（从此时起），即刻进入永恒，进入上帝的天国。如此说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目中的神明是基督，也是人民。从其著作整体来看，他确是把人民奉若神明的。因此，我们套用高尔基的话，恰恰是陀氏小说“使得人的心灵对于宗教信仰重作狂热的探求，使人在世界的理智之美与力量面前表示出欢乐的崇敬”，而不像高尔基所批评的那样“顽固地教导人们对生活抱消极态度，为消极辩护”。
第三，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试图从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以及文艺理论等角度直接阐明自己的思想，但全部失败了。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思想到人格到行为都是自相矛盾、前后不一的：时而分裂时而融合，时而单一时而多元。在如此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要进行理论概述是不可能的。但他终于找到了小说这个形式，终于把自己的矛盾和易变分散到各种不同的人物身上，甚至每个人物身上都有他的存在，而且每个人往往都有双重人格。这种忘我的投入保护了他的自相矛盾。陀氏人物不仅有双重人格，有时还并行不悖，意识到自己前后不一，津津乐道自己的二重性。《群魔》主人公斯塔夫罗金宣称：“我能够，迄今一直如此，产生做好事的愿望，并为之感到快乐。但同时，我也想做坏事，并同样为之感到满足。”因此，纪德多次引用波德莱尔在《私人日记》中写下的名言：“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具有两种祈求：一种向往上帝，另一种向往撒旦。”另外在为《蒙田不朽的篇章》所作的序言中引用蒙田的话：“世上的厌物和尤物集于我一身：人们久而久之对一切怪异习以为常；但我越纠缠自己越认识自己，就越惊异自己的丑怪，就越与自己过不去。”“人类行为矛盾百出，无奇不有，好像根本不可能同出一辙。”这样，蒙田和波德莱尔为陀氏从创作思想到创作方法都提供了依据。确实，陀氏人物常常以两种矛盾的、对立的性格轮番出现，甚至同时出现，而且突出其魔鬼附身的一面。基督说：“不是强拉他们离开人世，而是使他们避开魔鬼。”陀氏人物竭力想避开，但又避不开，为此产生挥之不去的焦虑；为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苦恼了一辈子：他既痛恨魔鬼又认为魔鬼必不可少；为此他后期的作品浸透了福音主义；为此魔鬼成了艺术作品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没有魔鬼的参与就没有艺术可言”。
魔鬼的对立面是天使，那么在陀氏著作中谁是天使谁是魔鬼呢？陀氏的“天使和魔鬼”不是传统宗教故事中的天使和魔鬼，亦非一般小说中的好人与坏人或善行与邪恶，而主要表现为相辅而行的智者与行者、贵人与贱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智者高傲，不善行动，作茧自缚；行者平庸，听任支配，勇于行动。智者乐意统治行者，但同时又被行者激怒，因为行者把智者笨拙的行为看作自身思想的漫画。然而，思想与行动两者的关系中行动是关键。纪德多次借用布莱克的名言：“有欲望而无行动的人散发臭气。”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多次批评“光思想而不行动的人”。因为只有从高傲变成谦卑的人才能接近永恒的生命。《福音书》中写道：“卑躬的人必升天。”陀氏著作始终摆脱不开这个观念：欺凌使人受罪，而谦卑使人神圣。纪德说，高傲和谦卑始终是陀氏人物行为的秘密动机。世人都是罪人，只有忏悔的罪人才能升天。不仅仅单独向神甫忏悔，而且必须当众忏悔，在最令人难堪的场合下忏悔，方见其真诚。例如《罪与罚》中，当拉斯科尔尼科夫向索妮娅坦白罪行时，索妮娅即刻劝他到广场去下跪，并当众高喊“我杀人了”，惟其如此，方能减轻灵魂的负担。陀氏的结论是：“最卑贱者比最高贵者更接近上帝的天国。”在陀氏小说中，正如在《福音书》中那样，天国属于智力贫乏的人。纪德谈及《福音书》时在《日记》中写道：“人们凭借贫乏的头脑倒可登堂入室。”
第四，纪德多次引用尼采的赞语“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教我学到一点心理学。在我，发现陀氏比发现斯丹达尔更为重要”，并把它当作题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小说人物心灵的挖掘比得上弗洛伊德对病人心理的研究，两人的成就和贡献可以说不相上下。纪德也许更偏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他自己也是文学家，首先也是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人的心灵有一种成层现象。他的人物往往受到双重诱惑力，被弄得无所适从，他们的心灵有三个层面，或三个区域：一、智力区，滋生最坏的诱惑；二、情感区，激情泛滥；三、深层区，那里是智力和激情触及不到的，可叫做复活区，即基督所说的“第二次诞生”。这三个层面不是截然分开的，没有特定的界限，三者互相渗透。中介区是激情领域，那里上演整个人类的戏剧，但激情无论多么动荡和强烈，都无关宏旨，因为灵魂深处没有被触动。陀思妥耶夫斯基企图用上述思想促使他的人物进入这个领域，在他看来深层区绝非灵魂的地狱，相反，是灵魂的天堂。正因为如此，他笔下的人物时不时隐约到达了真福的境界。这种在人间建立的“至福”，这种即时的快乐、永恒的瞬间，也体现在纪德的《地粮》中：“正是在永恒中应当从此刻起生活。进而，正是从现在起应当在永恒中生活，是吗？”
那么，真福的境界究竟像什么样？进入永恒生命时有何感觉？谁切身体验过？笔者认为纪德多次举的例证和引述都令人怀疑，不足为训。但，他自己坚信不疑。他认为就是癫痫病发作时那种感觉。在纪德看来，有志于从事思想领域变革的人自身思想往往不平衡，而他们勇于使自己思想的不平衡合法化，改革家的成就便在于此。纪德郑重其事地做过调查，下了苦功做过研究，认为许多大改革家都是精神失常者，癫痫病患者：“路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癫痫患者。苏格拉底有精灵附身，圣保罗肉体上有神秘的刺，帕斯卡尔面临深渊，尼采和卢梭以发疯告终”。照他这么说，智慧超凡的先知先觉者除了一般的思想和行为与众不同外，还得多少有点精神分裂。至于真福的境界究竟如何，纪德始终没有说清楚。总之，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纪德敢于做出这般主观的归纳（因为他没有提供更为科学的论据），其用心确实真诚，但似乎缺乏更强的说服力。
最后，我们想研究一下纪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总体评价，进而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纪德的影响，透过纪德的评论观察纪德的思想，是我们译介这本书的主要目的。
纪德对小说家、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高评价一言以蔽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认为“陀氏跟易卜生和尼采一般伟大，也许比他们更为重要”，确信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伟大的小说家”，比巴尔扎克、狄更斯等更伟大，因为“在某些领域比任何作家涉及更加深邃，触及点比任何作家更加重要”。陀氏小说实现了一个奇迹，非但把每个人物塑造成一个族，就是说既按自身本质存在，坚守自己特殊的秘密，又以纷繁复杂的面貌出现，而且使矛盾缠身的各种人物互相打个不休。因此，在纪德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揭示心理秘密的大师，善于展现“矛盾百出的情感共处”。我们知道，人的心灵是复杂多变的，多元无序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正是以对心灵丰富性的崇拜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而心理真实正是最高的真实，从这里出发便可动摇西方传统的人的观念，摧毁“一成不变的超验现实”，而西方人几千年来一直以此作为至高无上的精神调节。
所以，纪德所推崇的作家一律是反传统的，从卢梭到尼采，从蒙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本人也是如此。因为，每个历史时期，人类总想用约定俗成的形象来掩盖真正的人性。而他们在不同的时代都致力于揭去这种面具，追本溯源，抓住了人的生成本质。在实践中磨炼出独特的洞察力，为反对因循守旧反对一成不变，不怕魔鬼缠身，乐于心灵分裂乃至人格分裂。他们从不弃绝任何东西，既保护自身的精华又庇护自身的糟粕，在不断分裂中度过一生。纪德自己就说：“最最对立的倾向都从未使我成为一个苦恼的人。”（《日记》一九一九年）因此，挖掘灵魂最幽暗的角落成了这些作家的主要任务，而小说恰恰是一门不把话说尽的艺术，借助“魔鬼”的力量，通过堕落，无行，犯罪，以感性的形式和形象的语言表现命运的坎坷，道德的变迁，情操的纯洁，灵魂的高尚，从而揭露魔鬼，丑恶，罪孽。在这层意义上讲，充分肯定魔鬼的积极作用不但可能而且必不可少了；也在这层意义上讲，波德莱尔把自己的诗集定名为《恶之花》。纪德正是从这里出发，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小说大师。
我们不禁会问：为什么纪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崇拜？只要读一读纪德的著作就不难理解了，况且他本人在此书中就一再声明：“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看作自己的思想”；“我常常在这里假借陀思妥耶夫斯基来阐述本人的思想”；“我感到他有我汲之不尽的相似点，我从中自觉或不自觉探求的，正是最接近我本人思想的东西。”我们甚至可以说，纪德从信仰、思想、创作到行为举止无不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宗师，我们也完全可以把纪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套用到他的身上。
纪德近半个世纪的挚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37）罗杰·马丹·杜加尔说纪德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读得太多，“中斯拉夫毒害”至深，动不动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习，譬如模仿陀思妥耶夫斯基动辄向人“忏悔”。我们知道，陀氏也像自己笔下的人物，卑躬屈膝得愕然不知所措，常常突如其来，以不合时宜的方式向别人忏悔，恳求别人原谅，弄得人家莫名其妙。纪德如法炮制，何其相似乃尔：他随时向不大认识的人披露心迹，当着崇敬他的来访者，随意叙述隐秘甚至隐私，弄得人家吓一跳。他这般随时随地公开坦白活脱脱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一个人物。纪德如此塑造自己在世人中的形象，并非卖俏取宠，而是真诚之举，情不自禁的冲动使然：自恋的分裂必须由被爱来补充。蒙田说：“人只能认识自己。”他怀疑认识他人的可能性。但无可否认，每个人都无法抗拒地渴望他人认识自己。为此，纪德认为必须真诚，克服作弊，反对乔装打扮，更反对以虚假理由文过饰非。然而，真诚如何获得呢？具有独立人格的纪德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奉为楷模：一个艺术家应当寻找个人的伦理观，不应接受外在于自我的东西，这样才能达到真诚，即忠实于自我的真诚。也在这层意义上他非常欣赏地援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妙语：“不应为任何目的糟蹋生命。”因为，在他看来，真诚的文艺创作最为可贵，所以他甚至反对“忠实于他人强加于我而被我们接受的真诚”，我们可以把这句欧化的话译成：盲目遵命的真诚是丧失鉴别力的虔诚，正如他在《伪币制造者》中批判的那种教条主义者，那种虔诚的“僵化者”。
纪德式人物和陀氏人物一样，自我表现性很强，即真诚地自我揭示，真诚地自我突出，内心剖白而不改变自己的模样；也和陀氏人物一样，尽管很有代表性，却从不脱离人性，从不象征化。总之，保持人性而不成为抽象符号。“这个世界上最最困难的是保持自我。”充分体现魔鬼合作的《伪币制造者》，描绘了作者本人意识的多层次对话，即作者内心分裂成众多的人物，这就印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那种心理学上“无法解释的现象”，即“与利害不相干”的突发行为，既没有预兆也没有动机。《梵蒂冈的地窖》（1914）中纪德式人物拉弗卡迪欧在从罗马到那不勒斯的火车上，仅仅因为每每数到十二以前总看得见沉浸在夜幕的田野中出现一次火光，而把可怜的弗洛里索瓦扔出了车厢。剧中人小说家巴拉格利欧竟敢说：“没有任何理由把无缘无故犯罪的人假定为罪犯。”如此肆无忌惮的行为和论调当然引起西方文明的捍卫者——不管宗教的或世俗的——严厉抨击，但受到以《地粮》主人公纳塔纳埃尔自居的青年们热烈的欢迎，这些人此时又以拉弗卡迪欧自居了，他们就是鼓噪一时继而震撼世界文艺界的超现实主义一代，甚至两代。
纪德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也是反对基督教社会（尤其天主教社会）的基督徒，不受基督教会任何约束，却把《福音书》奉为至高无上的真谛。他曾一度加入共产主义营垒，却说什么“是《福音书》而不是马克思引我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引用《圣经》，有时多得连自己也感到惊讶。但从不后悔，相反，他认为从早期《沼泽地》（1895）开始，使他最感兴趣的，正是他不知不觉写进书中的东西，这个无识的部分，他称之为上帝赐予的部分。为了接近真谛、至福，必须探测人类的心灵，特别是探测灵魂的最深处。为此，他也特别注意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独特的文学表现形式：带有浓厚而深刻的心理分析现实主义，而且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早把意识流这种文学形式“推至多元而精巧的完美”，比如《地下才子》（1864）从头至尾只是一篇内心独白。纪德本人也独创了适合心理分析的“套中套”这种文学表现形式。纪德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条件的典范，可以明目张胆地拒绝一切传统道德和教条的束缚，理直气壮地我行我素，从而创造出思想丰富、激情洋溢而富有生命力的作品。
纪德一向以法兰西文化引以为豪，却如此推崇一个落后的俄罗斯帝国的作家，实属难能可贵，尤其当时法国研究俄罗斯文学的权威是些傲慢自负的文人学者，虽然比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批评的那些俄国“无知而傲慢的知识分子”来算得上饱读经典的。纪德批评道：“对外国的东西只愿意接受跟我们相像的东西，从中找到我们的秩序和逻辑乃至我们的形象，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一再提醒：“法兰西若只盯着自己的形象，只盯着自己过去的形象，就会有致命的危险。”这些发人深省的教诲至今对我们仍大有裨益。
一九九五年七月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