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扶植清朝废帝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东三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此后，日军采取步步紧逼的方针，向关内进侵。
1932年1月28日，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在上海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同日军血战1个多月。国民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面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一面继续集中兵力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围剿”。1933年1月，日军攻占山海关，3月，侵占热河省，继而进犯古北口、喜峰口等长城关隘及河北省滦县、察哈尔省多伦等地。驻守长城防线的国民党军和长城内外的义勇军进行了4个多月的长城抗战之后，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等条约，默认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省的既成事实。1935年，日本得寸进尺，策动华北五省“联合自治”，组织亲日政权，企图变华北为第二个伪满洲国。国民政府步步妥协，华北危机日趋严重。
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一边抵抗、一边交涉的态度相反，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事变起就坚决主张抗日。
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号召全国人民“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并先后派遣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干部到东北，加强中共满洲省委的力量，开展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了依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由王明起草，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郑重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抗日救国。宣言指出，当今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可惜，当时的党中央和红军正在长征途中与蒋介石军队苦战，且由于电台被破坏，对于《八一宣言》的产生和发表并不知晓。
1935年严冬，北风呼啸，雪花飞舞。在茫茫的蒙古沙漠上，一位骑着骆驼，身穿光板皮衣，货筐里装满小孩衣帽的商人，越过内蒙古边境，一路风尘仆仆，抵达陕北。他就是张浩，原名林育英（林彪的哥哥），此次奉命从苏联回国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为了保密，他启程回国前花半个月工夫，将共产国际七大主要文件的精神及《八一宣言》的基本内容都背了下来。此时，中央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刚刚立足站稳。
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张浩传达的精神，制定了新的路线和策略，明确提出“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以及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扩大红军的方针。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就是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瓦窑堡会议后，为扩大抗日武装和根据地，准备东出直接对日作战，红一方面军以“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于1936年2月中旬从陕北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发起东征战役。同时，为进一步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周恩来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发出大量信件，宣传抗日主张。
在国民党方面，由于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国民政府也在逐渐调整其政策，并试探着通过苏联的帮助，设法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经过宋庆龄的“牵线搭桥”，国民党领导人找到了董健吾。
董健吾是共产党员，其公开身份是上海圣彼得教堂牧师。他早年与宋子文同窗，一直与宋家来往密切。1936年2月27日，董健吾带着国民党当局要求同中共中央谈判的信息，秘密来到瓦窑堡，同博古见面。
3月4日，正在山西前线的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向南京方面提出五项具体要求：（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2）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3）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4）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5）在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董健吾把这个密件带回南京，国共两党高层之间中断8年之久的联系接通了。为了表明诚意，5月初，原已渡过黄河开入山西的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全部回师河西，并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
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敦促国民党担负起救亡图存之责任，并提议国共两党进行谈判，再次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在内部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确定了“逼蒋抗日”的总方针。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以后的“联蒋抗日”，中国共产党根据情况发展和实际状况做出了重大的政策变动。
时局的危急，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及其政策的改变，得到了国民党上层及其他爱国人士的响应。华北事变后的一天，蒋介石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厚礼”——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女士所赠罗裙一条，上书诗一首：
枉自称男儿，甘受敌人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辈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为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还有国民党的不少元老，如张继、邹鲁、胡汉民也提出了抗日、团结的主张。胡汉民甚至提出：“与其亡于日，毋宁亡于赤”，“宁愿挂红旗，不愿挂白旗”。社会各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此起彼伏。
一浪高过一浪的抗日救亡潮流，让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很难再推行下去。1936年的冬天，一方面表示坚决抗日、作着对日作战准备，一方面又坚持“剿共”的蒋介石在西安被不愿打内战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软禁”。
东北军将士身受家乡沦陷痛苦，早就不愿同主张抗日的红军作战，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这种情绪对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产生了影响。中共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两次去见张学良，商谈合作抗日。1936年4月9日晚间，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一座教堂中秘密会见。两人一见如故，相谈彻夜。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并在军需、通商、经济互助等方面达成协议。爽快的张学良还当即向周恩来赠银洋2万元、法币20万元、军用投影套色大地图一本。不久，他又送50万元给红军作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