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湖南省委成立后，立即就秋收起义的事情开会协商。8月18日，新的湖南省委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彭公达、毛泽东、何资深3人为省委常委会委员，彭公达任书记。毛泽东在这次会上传达了“八七”会议和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的有关决定以及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的新训令。会议就毛泽东提出的有关暴动纲领、政策和计划问题，接连进行了两天讨论。会后，省委将讨论的结果及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省委和中央的不同意见向中央写了报告。在策划和准备暴动的过程中，省委曾多次开会讨论，向中央书面报告情况，并派人赴武汉向中央作口头汇报、请示办法。中央则多次开会讨论湖南和两湖秋收暴动的布置，给省委以书面和口头的指示。
第一，关于暴动的军事问题。当时，中共中央也好，党内普遍的看法也好，都认为暴动主要应该依靠工农武装，军队只能起次要作用，否则便是“军事冒险”。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充分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他着重阐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明确提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军事问题是中国革命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面对控制着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如果单靠地方性的农民暴动，没有一定数量的经过严格训练和有严密组织的革命军队参加，作为骨干，那些分散的农民暴动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通常会归于失败。这已经有惨痛的事实可以证明。但当时中共党内对这个真理抱怀疑态度的人还有很多，包括当时的中共中央在内。毛泽东以强烈的语调指出，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湖南秋收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我们党从前的错误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第二，关于举什么旗的问题。南昌起义时，打的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子。“八七”会议作出的也是这样的规定。中共中央还认为，湖南国民党左派的下级党部比任何省都要有基础，更需要团结他们共同斗争。而毛泽东通过实地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国民党的旗帜即便是所谓的“国民党左派”的旗帜，都已经是一面黑旗，他坚决主张，秋收起义时，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不能再按照“八七”会议作出的规定那样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子了。
第三，关于土地问题。“八七”会议规定的是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毛泽东提出，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没有多少被没收者。被没收的土地既少，贫农要求土地的又多，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而且对于被没收土地的地主，也必须有一个妥善的办法安排。湖南省委经过讨论，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土地纲领草案，并向中央报告。主要内容是：（1）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归之公有，由农协按照“工作能力”与“消费量”（即依每家人口长幼多寡定每家实际消费量之多寡）两个标准公平分配于愿得地之一切乡村人民。（2）土地分配时由区协命令乡协按户造册，造好交于区协，由区协按册分配土地。（3）土地分配以区为单位不以乡为单位，人口多于土地之乡，可以移于人口少于土地之乡。必如此而后分配略得其平，至于甲区移住乙区暂不可能。
（4）土地没收之后，对于地主（无论大小地主）家属之安置必须有一办法。
上述土地方案是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制定的全国第一个地方性的土地纲领，是对中共全党的一个开创性贡献。它比“八七”会议所提土地革命的主张前进了一大步，而且对于如何实行土地革命也前瞻性地提出了中央不曾提出的具体办法，为以后党领导制定土地纲领和土地法提供了最初的基础材料。
第四，关于暴动的区域问题。当时，原定作为起义中心区域的湘南的局势已经有了变化。由于唐生智部队南下，湘南同长沙事实上已被隔断。中共中央要求湖南举行全省暴动。原来，湖南省委对暴动区域的计划是，暴动分湘中、湘南、湘西、宝庆4个中心，湘中以长沙为中心，湘南以衡阳为中心，湘西以常德为中心，在西南之间的要冲宝庆也是中心地点。4个区域虽然已经划分，但是要实际发动起来非常困难。湖南省委经过反复讨论，认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了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除长沙暴动以外，还有湘潭、宁乡、醴陵、衡阳、平江、安源、岳州7县同时暴动。当时，对于缩小暴动范围的计划，毛泽东也是坚持得最为坚决。
8月19日，中共湖南省委将湖南秋收暴动以长沙为起点的计划报告给中共中央。主要内容是：第一，湖南的秋收暴动决定以长沙暴动为起点，湘南湘西等亦同时暴动，坚决地夺取整个的湖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权。第二，长沙暴动以工农为主力，决定调陈烈、李隆光两团做暴动的发火药，只要能破坏反动政府的其他一切方法尽量实行，实现暴动。第三，夺取长沙时即建立革命委员会，执行关于工农兵政权的一切革命行动。第二天，毛泽东又以中共湖南省委的名义写信给中共中央，报告了他对起义的一些重大政策问题的不同意见。再次强调国民党的旗子不能再打了，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介石、唐生智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
中共中央收到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和毛泽东的信件后，在8月22日召开常委会研究。在讨论中，有人指名批评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和中央不同，说中央才是“纯粹信任群众力量，以军事力量为帮助”。23日，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复信，在原则上同意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是对的，同时又批评说：暴动计划是偏重于军力，其结果只是一种军事冒险，而且还坚持认为仍然要以国民党的名义来赞助工农民主政权。在土地问题上，中央也不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方案，认为这时主要口号是没收大地主土地，对小地主则提出减租的口号。中共中央的这些意见，显然是脱离实际情况的。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的复信采取分析的态度，对其中符合实际情况的部分贯彻执行，对不切实际的批评给予答复。8月30日，湖南省委在给中央的信中明确写道：中央认为暴动计划有军事冒险之偏向，这实在是对实际情况太不了解，要求民众武装暴动，却又不注意军事工作，这实在是互相矛盾的。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明确的暴动纲领。关于这次暴动的纲领要点，毛泽东曾于1936年对斯诺说过：“我在那里的纲领，要求下列5点（：1）省的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2）组织工农革命军；（3）没收大地主以及中、小地主的土地财产；（4）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力量；（5）组织工农兵苏维埃。”
第五，关于暴动的日期问题。湖南省委常委开会对秋收起义发动的日期进行讨论，讨论过程中毛泽东提出9月11日安源发动，18日进攻长沙，并且强调长沙的暴动要与前方的军队互相配合。最后，省委确定的暴动日期安排为：9月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暴动，15日长沙暴动，日期决定之后，随即通告各地执行。
第六，关于暴动的领导机关。组织前敌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易礼容任行动委员会书记。在岳州、安源各组织一个行动委员会，派省委常委何资深到岳州指挥湘北工作，同时与鄂南指挥委员会接洽商谈鄂南与岳州间的农民暴动工作。安源行动委员会负责领导安源、醴陵、浏阳、平江等地民众暴动。另派夏明翰、李六如领导平江秋收暴动。
第七，关于暴动的宣传、口号等其他事情。湖南省委的暴动计划中列出了应该组织农民做的9件事，主要是：（l）平分土地；（2）恢复农民协会，乡村政权归农协（；3）杀土豪劣绅、反动派（；4）没收土豪劣绅、反动派及大地主的财产；（5）烧毁土豪劣绅、大地主的村庄；（6）抗租及不缴租，已缴者收回来公分之；（7）抗税，摧毁政府的各种征收机关；（8）组织革命委员会；（9）破坏交通机关。关于暴动的宣传工作，湖南省委计划中特别注意了对农村的宣传。制定了对农民的宣传大纲，主要内容是说明过去农协的行动是对的，现在土豪劣绅所做的都是不对的，宣传现在暴动的意义、共产党的主张等。由宣传部每天印发鼓动的小传单及歌谣、标语等，在群众中广泛散发，宣传革命思想。在制定暴动纲领、政策和计划的同时，湖南省委及其所属有关的县、市委等各级党组织，努力进行了暴动的各项准备工作。不过，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暴动的准备工作进行得非常艰难。1927年9月的时候，国民党蒋介石和汪精卫两派早已实现宁汉合流，虽然两派间的对立并没有立即结束，唐生智的主力当时还在东征前线，湖南的兵力比较薄弱，但他们在镇压革命活动方面是特别一致的，白色恐怖的高压极其严重。1927年8月中旬，唐生智指令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周斓，致电驻防萍乡的师长胡文斗，要其注意防范，并调集其他军队准备呼应。9月6日，长沙卫戍司令部截获长沙市共产党组织给各支部关于中秋节举行武装起义的密令，随即宣布：从9月8日起，“特别戒严5日，每日晚10时，即断绝交通，并于中秋日加紧戒严，军警停止放假，日夜满街，均放步哨，以防暴动。”这就使起义面临极大的困难。
长沙城内的暴动准备工作难以进行，在广大农村，同样面临着困难的局面。在革命转入低潮的时候，广大农民不可能像在大革命高潮时期那样，共产党登高一呼而万众响应。公开活动已经不可能，只能秘密开展工作，农民居住分散，国民党反动政府又加强了对广大农村的控制，这一切都使得起义面临动员群众的极大困难。
虽然困难重重，但是英勇顽强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和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奔走于湘鄂大地上，为起义作着不懈的努力。
在湖南省委8月30日会议之后，决定将上述秋收起义计划立即以书面形式报告中央，并派省委书记彭公达亲自到中央口头报告计划。
会后，省委书记彭公达赴汉口向中央报告请示，毛泽东赴安源组织军队和前委，布置和指挥暴动，何资深、夏明翰、李六如等分赴岳州、平江、醴陵等地发动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