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国内形势的发展使得叶挺再也不能待在国外了。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三省，而蒋介石对日本一味退让，却不断调兵“围剿”红军。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使叶挺十分气愤，他恨不得立刻返回祖国参加抗日。他每天翻阅大量报刊，密切注意国内局势。但远居海外，消息毕竟太少，也来得太慢。为此，他离开了德国，来到澳门，结束了海外流亡生涯。
1932年秋天，叶挺偕夫人李秀文和子女来到澳门。从1932年到抗战全面爆发这段时间，叶挺基本上都住在澳门。在此期间，叶挺和上海地下党组织又建立了联系，并利用自己的影响，积极接触国民党内主张抗日的力量。
1933年，国民党的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李济深等人，因为不满蒋介石不顾民族利益的“剿匪”行动，在福州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与蒋介石决裂，并与红军达成一致抗日的协定。事前，他们就邀请叶挺做参谋。叶挺认为这是有利于民族利益的大事，欣然前往福州，协助他们策划整个事变。1934年，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叶挺又返回澳门。1935年，逃亡香港的李济深等人又成立了以“联共反蒋抗日”为宗旨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叶挺应邀参加该同盟，并担任了同盟的军事委员会委员。
在那段时间里，蒋介石不断派人拉拢利诱叶挺，但均遭拒绝。不仅如此，叶挺还批评侄子叶钦在国民党里混饭吃的做法，认为就是回家种地，也比去国民党那里干净。可见，即使在艰苦的岁月里，叶挺仍然能保持崇高的政治情操。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叶挺的报国之心终于可以实现了。经党组织批准，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率部队来到抗日最前线。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叶挺被蒋介石扣押，直到1946年3月才被释放。4月8日，叶挺乘飞机前往延安，途中飞机失事，年仅50岁的叶挺不幸遇难，一颗将星意外陨落，给人们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广州起义失败后，怎样评价这一重大事件和总结经验教训，中共中央与广东省委之间曾有较大的分歧。12月14日，中央尚未获悉广州起义已经失败，在发出的第23号通告中仍然指示广东省委：“在广东总的策略是广州的力量应迅速扑灭附近的敌人，向外发展与海陆丰等势力结合，尤其要紧的是立刻发动全省各地工农暴动，以全省各地的暴动来保卫决定广州的胜利。”第二天，又派李立三赴广东以中央巡视员资格参加省委常委指导工作，处理广州起义的善后事宜，重建省委。李立三到达香港后，根据许多幸存者的反映，于12月28日向中央写了报告，一方面承认广东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群众受到很大摧残，但是又说“现在广东客观的情形，革命仍是高涨，所以决定继续暴动之策略”。这种观点，反映了当时党内占主导地位的“左”倾盲动情绪。另一方面，在具体工作部署上，注意吸取了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提出今后“第一步在西江、北江、南路均先从农运较有基础的地方发动暴动，造成一县或数县割据的局面，形成包围广州的形势”。李立三还对广州起义提出了4条严厉批评：即起义时没有尽力发动群众，单纯搞军事行动，还不是真正群众的暴动；起义后没有执行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当时敌方军事政治领袖都在东山，可以一网打尽，但指挥机关不肯发兵，以为抓到政权便够了；没有执行没收一切政府及反动派财产的政策，以致总指挥机关几乎连买菜的钱都没有；撤退时极为慌乱，许多负责人没有接到通知，因而很多干部和工人赤卫队员未能撤出。这些批评所揭露的问题，有助于全面了解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及教训。
1928年1月1日至5日，李立三主持召开广东省委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省委对于广州暴动决议案》和《目前党的任务及工作的方针决议案》，明确规定：“当前主要策略是要极力发展各种农民暴动，在东江、西江、北江、南路都造成一县至数县的割据局面，形成包围广州的形势，同时恢复广州的工作，积极领导工人的斗争，并发展中路各县农民运动，然后在军阀战争极剧烈政权极动摇时，在广州举行第二次暴动夺取省政权。”这种部署虽然从总体上仍然是按照中央关于普遍暴动的总计划制定的，但将当前的侧重点确定为“发展各种农民暴动”，“造成一县至数县的割据局面”，突破了“城市中心论”的旧观念。并且不只是李立三的个人意见，而是由省级党委正式提出，对于促使中央改变原来的决策思路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这次会议仿照中央11月会议执行“政治纪律”的做法，决定对负有领导责任的黄平、周文雍等6人开除省委委员等职务，并给予留党察看3个月或调做下层工作等处分。会议对省委进行了改组，以李立三为书记，同时吸收一些缺乏领导经验的工人同志参加省委，反而削弱了领导层的总体素质。会后派沈宝同携带文件赴上海向中央汇报。
与此同时，瞿秋白在1月3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决议，不适当强调：“广州苏维埃存在的期间虽然很短，可是对于中国现时革命的整个的发展，有非常之重大的意义。”认为这是“城市中的苏维埃政权第一次出现于中国及整个殖民地的亚洲；被压迫及受到列强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势力双层剥削的民众，用自己的力量把压迫者及剥削者的统治推翻了，建设起自己的政权，这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国的总形势，仍旧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为此，决议号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都要赶紧参加到“革命运动之中来”，“使6个月内增加2万新党员，其中须有60%的工人，30%的农民”。广东省委在接到中央上述决议后，于1月16日召开常委会议，对广州起义作出了不同的估计，省委决议批评说：“中央关于失败的原因，多归于客观方面（并且还有一些不合当时的事实）和以前党的弱点。对于指导机关的错误，说得非常之模糊。尤其是指导者所犯的大错误，偏重军事，没有注意发动群众的军事投机的观念及退却的慌乱，全未指出，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缺陷。”李立三也给中央写信坚决要求中央根据广东省委的决议，重新发出一个更正的决议案。
党中央接到广东省委决议和李立三来信后，立即发出通告予以严厉批评，继续强调广州起义的伟大意义和党的领导的正确性，并于1月25日给李立三写信指出，既然对中央政策有很大不同意见，那就需要即来沪与中央面谈一切。同时派邓中夏前往香港，代理广东省委书记工作。2月9日，邓中夏主持召开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和对省委意见的答复。会议经过讨论接受了中央的决议。会后，李立三回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讨论，双方在根本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于是，广东省委取消了1月决议，党中央在2月26日发出的第35号通告中，也根据事实对《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决议案作了必要的补充和订正。
时隔50年后，叶剑英在《大革命失败与广州起义》一文中，对这次伟大的起义，曾经作过如下的评述：“广州起义留下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一条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要派自己的干部下乡。……如果广州起义不留恋城市，在起义之后自觉地、主动地迅速向农村发展，与当时正蓬勃发展着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相配合，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游击战争，那么，起义将会取得更大的胜利。”广州起义的火种并没有熄灭，参加起义的队伍大部分转移到花县，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到达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红二师会合。当时，中共广东省委曾经决定叶剑英去当合编后的师长，恽代英去当党代表。东江特委得悉这一决定后，也曾给省委打报告，要求“快些派他们来”。但是，由于敌人封锁严密，交通被阻断，叶剑英没有去成。起义的另一部分队伍到达北江，在韶关附近，参加了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经过辗转斗争，上了井冈山。还有一部分人到广西，后来参加了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