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得知洪山演习与唐生智的阴谋后，即刻去找张发奎，劝他趁机解围，把军校这股武装力量收编过来以壮大二方面军的力量。张发奎接受叶的劝告，立刻亮出“左”派领袖的招牌，亲自出马交涉。唐生智、何键慑于张发奎的压力，不得不中止其策划已久的阴谋。
唐生智（1889—1970），湖南东安人，字孟潇，信佛后法名法智，号曼德。1912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参加湖南陆军。曾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护法战争。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前敌总指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湖南省主席等职。1931年5月曾任广州军事委员会兼军事参议院院长。1934年12月兼任国民党训练总监部总监。1935年4月，被任命为陆军一级上将。1937年11月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表示“誓与南京共存亡”，下令封锁南京通往江北的道路，销毁渡船，使得大量军民不能撤离。他在未组织任何撤退的情况下于12月12日下达弃城命令，自己乘保留的汽艇逃跑。守军失去指挥，军心动摇，自相残杀，第二天南京陷落，随后发生了南京大屠杀。以后长期闲居湖南。曾在家乡东安创办“耀祥书院”，研究佛学、哲学、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及古典文学。1949年在湖南组织“和平自救”运动，任“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主任委员，参加湖南和平起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第三届常务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委员、第二、第三、第四届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政协副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等职。1970年4月6日在长沙病逝。
张发奎（1896—1980），字向华，广东始兴人。1912年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参加中国同盟会。1916年毕业于武昌陆军第二军官预备学校，回粤军后由排长逐级升至旅长。1925年冬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次年参加北伐战争，在攻占汀泗桥、武昌城等作战中，因有战功升任被誉为“铁军”的第四军军长。
1927年4月宁汉分裂后，张发奎拥护武汉汪精卫，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第四军军长，兼任由原四军十师扩成的第十一军军长。同月下旬宁汉双方继续分头北伐，张率第四军、十一军于河南大败张作霖奉军主力。6月回到武汉，升任武汉任命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并且准备讨伐蒋介石。7月初宁汉开始合流。张发奎部下不少人为共产党人，但张一直未曾大力反共；直至7月中才决心“清共”。7月30日张发奎在庐山与汪精卫、孙科等宣布进行“分共”。8月1日，张的部下，由共产党控制之十一军二十四师（叶挺）、新编二十军（贺龙）在南昌发动起义。张即以其余部，包括四军（军长黄琪翔）十二师（缪培南）、四军二十五师（李汉魂）、十一军二十六师（许长志）前往南昌“讨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发奎请缨率旧部到东北抗日未果，后出国宣传抗日，至1935年回国。1936年任“闽浙皖赣边区‘清剿’总指挥”。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于8月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在上海为右翼军指挥，在淞沪会战中抗战至12月，方从杭州撤退。1938年参加保卫武汉。1939年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负责两广抗战。1944年日军为打开大陆桥，攻陷桂林、柳州及南宁。同年11月，四战区长官部因后方情报员误译，被美轰炸机误炸烧为平地。张本人得以幸免，但手下三名将官、八员上校、数百名军官葬身火海，重要物资亦全部失去。
1945年，国民革命军编成四个方面军，准备对日本反攻。张改任第二方面军司令，驻桂西。次年发动反攻，收复南宁、柳州，并于8月初向广州进军，准备在8月中向广州总攻。
日军8月15日宣布投降后，张发奎任广州、香港、海南地区受降官。
9月16日在广州接受田中久一投降。1946年任广州行营主任。次年冬去职，转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49年1月蒋介石下台后，任海南特区行政长官。3月改任陆军总司令。6月底辞职，到香港定居。张发奎在香港初期曾得美国资助，组织不同于蒋介石、共产党的第三势力。后来亦曾任客家人组织“崇正总会”会长。张一直拒绝到国民政府任职，也未返回大陆。1980年张发奎病逝香港。
不久，武汉军校被张发奎宣布解散，改编为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这支革命武装总算被保存下来了。武汉中央军校改名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后，团内还有100多名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全团编成三个营，以及炮、工、辎重、警卫各一连，另有一个女生队。原军校女生大队300多名同学在改编时，被迫遣散。但是，游曦、郑梅仙、骆英豪、曾宪植等30余人坚持不走，被编入教导团。另外，还有以崔庸健为首的朝鲜学生100多人。
崔庸健（1900—1976），又名崔秋海、崔石泉等。出生于朝鲜平安北道龙川郡。1922年流亡到中国，转学至云南陆军讲武堂，1925年任黄埔军校5期6区队长。1926年参加中国北伐战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被派到东北，化名金治刚，从事建立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工作。1933年4月，成立饶河工农义勇军，化名崔石泉，任队长。1935年8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四军四团参谋长。1936年3月，任东北抗日联军四军二师参谋长，10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参谋长。
1937年3月任七军代军长，1938年9月28日，击毙日军少将日野武雄。后任抗联第二路军参谋长、野营教导旅参谋长、东北党委执行委员会书记。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回到平壤，组成北朝鲜民主党，任临时人民委员会保安局长。从1946年2月起，任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和朝鲜人民委员会保安局长。1948年任朝鲜人民军总司令，大将军衔。
同年9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任民族保卫相（国防部长）。
1950年6月至1957年9月，历任军事委员会委员、朝鲜人民军最高副司令官、内阁副首相兼民族保卫相。1953年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次帅称号。从1957年起，崔庸健担任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升任元帅。1972年当选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76年9月19日病逝于平壤。团长由原第二方面军参谋长谢膺白兼任。全团的教育、行政，均由国民党党部领导，而这个党部实际上为中共地下组织所掌握，团党部执行委员和各连（队）党部执行委员，多是中共地下党员。尽管如此，由于当时全国革命局势处在剧烈变动之中，学员们思想动荡，惴惴不安。
7月31日晚，教导团根据张发奎命令，出发“东征讨蒋”。教导团在赴南昌途中受阻，直到8月4日全团才乘船赶到九江。这时，张发奎突然下令缴械、“清党”。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暴露身份的陈毅连夜召集中共地下组织会议，决定：除秘密党员留下外，已暴露身份的党员迅速转移。陈毅带特务连长萧劲奔赴南昌。不少学员怕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又感到南昌起义已经失败，前途渺茫，于是，纷纷离队。
叶剑英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深知教导团是中共组织所能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无论如何不能叫敌人吃掉，也不能叫它自己垮掉，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保存下来，交给党使用。于是，他寻找机会，几次来到教导团，找教员和学员们谈话，做了许多鼓励工作。
一天，叶剑英见到团长谢膺白，谈起教导团的问题。谢膺白满腹牢骚地说：“这个教导团不好管，我早就不想兼这个团长了。”叶剑英赶忙说：“你不当教导团长我来当，怎么样？”谢同意后，叶剑英就去找张发奎。张此时正在为教导团的事大伤脑筋。他明知教导团训练有素，能打仗，是难得的队伍，但又怕管教不好，出乱子。叶剑英摸透了他的矛盾心理，就劝他留下教导团，稳住军心，日后好派用场，并且告诉他谢膺白不想再兼团长，自己愿意去接替，来了个“毛遂自荐”。张发奎满口答应。
叶剑英在第四军中享有“儒将”的盛名。教导团的官兵听说有这位北伐将领来当团长，都表示欢迎。他到教导团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体察下情。当他了解到在学员中仍然存在动荡不安的情绪时，就召开大小会议，耐心地进行劝导工作，同时召见特务连长等交谈，叮嘱带好部队。叶剑英和同学们站在平等的地位，语重心长地说，你们都是有志革命的青年，这次从武汉出发，经过长途跋涉，经历了很多难关，总算闯过来了。从斗争中长了见识，这是无价之宝。他引导大家正确认识革命前途，要求大家在国家处在外忧内患、四分五裂的形势下开辟革命道路。他说，革命任重道远，有时顺当，有时受挫，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是，应当记着，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出路总是有的。他每次讲话，总是鼓励大家努力练武修文，成为真正的革命军人，奋勇向前。叶剑英这些话，字字句句嵌入学员们的心坎，使他们拨开云雾，看到光明，浮动的人心开始稳定下来。已经走散的学生纷纷来归。教导团重新集合起2000余人。接着，叶剑英又向张发奎要回部分枪支、弹药，将全团重新武装起来，稍事整顿，即随第四军开赴南昌。
教导团进抵南昌后，江西军阀朱培德又横生枝节，向张发奎提出“解除教导团武装，肃清共党分子”的无理要求。身为教导团长的叶剑英，挺身而出，仗义维护。他首先面见张发奎，提出将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改名为第四军教导团，直接并入第四军建制，加强整顿管束，以缩小攻击目标，缓和与朱培德的矛盾。张发奎欣然同意。接着，叶剑英又向朱培德透露，教导团经过“整肃、清党”，不会在南昌闹事。朱培德权衡利害，终于未敢下手。
就是这样，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多灾多难的教导团从武汉到南昌，从军校改编到归属第四军建制，两次易名，多次受挫，遭到唐生智、朱培德的暗算和攻击，但是，在共产党组织和叶剑英的关照下，经过全体革命师生的斗争，终于闯过来了。叶剑英费尽心血为党保留下了这支革命武装。
8月下旬，叶剑英利用队伍在吉安小驻的机会，对前一段的行军进行检查总结。在总结会上，叶剑英向革命师生作了一次重要讲话。告诉大家准备打回广州，积蓄力量，举行第二次北伐，打倒新旧军阀，建立新中国！
9月，教导团到达万安。一天夜里，在这个水乡小镇上，教导团里的中共党委举行会议，邀请叶剑英列席。这是他入党以后第一次公开参加党的会议。会议在一所隐蔽的小屋里紧张地进行着，党委书记唐维主持会议。当讨论到下一步革命行动时，委员王侃予和李人一提出了在万安举行暴动的主张。
叶剑英分析当时面临的形势，提出了否定意见，劝说大家不要在万安暴动，要插到广州，到敌人的心脏里暴动。对这件事，叶剑英回忆说：“队伍开到万安，有一天，团党委书记唐维告诉我：今天团党委开会，请你参加。我是共产党员了，能参加党的会议，感到很高兴。会上讲到许志锐的二十六师从后方运来一大批物资，有好几十条船的弹药和军需品。有好几位同志提出要在万安暴动，把这些武器、弹药夺过来。唐维一时拿不定主意，征求我的意见。我考虑到，在万安暴动意义不大，且不说不易成功，即使成功了，以后向哪里去呢？”叶剑英耐心地给大家谈形势，分析当时的敌我力量对比和地理条件，极力主张去广州搞暴动。他说：“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搞，意义不大，真正的革命者要到敌人心脏里去暴动！”党委采纳了叶剑英的意见，放弃在万安暴动的想法。教导团继续南下，向广东南雄开进。叶剑英提出的“到敌人心脏里暴动”的主张，同当时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的设想是基本一致的，也符合实际情况。当时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在万安暴动孤立无援，没有胜利把握。如果前面敌军回头反咬一口，两面一夹击，教导团肯定失败。而到广州去，那里是北伐的策源地，党刚刚举行过省港大罢工，群众基础雄厚。广州是全国著名的大城市，毗邻港澳，又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老巢，如果在那里举行暴动，在中外会造成很大影响。更重要的是，南昌起义军已先去广东。教导团到了广州，举行起义，可以同他们携起手来，内外策应，胜可以守，败可以走。只要准备充分，指挥得力，成功是有希望的。叶剑英“到敌人心脏里暴动”的思想，显示了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不久，叶剑英率教导团进驻广东南雄。
叶剑英向教导团内的中共组织建议，为了准备广州暴动，他先去广州，教导团再跟上来。党组织同意后，叶剑英召开全团军官会议，要求各营连继续抓紧训练，整顿军纪，并指示各伙食单位的经济委员清查公布账目，改善部队生活，防止贪污行为。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教导团是军官教导团，是培养军事人才的，我们要挑起革命重担，在第四军内外作表率。”叶剑英先行赴穗后不久，教导团经韶关抵达花县。部队驻扎在花县新街进行整训。叶剑英精心培育的教导团不久之后成了广州起义的主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