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户籍制度造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分化。虽然我们现在通过承包制和乡镇企业把农村的经济和工业化搞上去了，1997年农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只有18%，不到1/5。有学者认为，我国现已达到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但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城乡分割仍然严重。到1997年，我国城镇人口仅占总人口的29.9%，农村人口占了70.1%。毛病就在这里：我们的经济水平已经达到或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但城乡人口比例却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96年全世界平均城乡人口比例为45.5∶54.5，发达国家的城镇人口更占到70～80%以上。即使按我国1997年的数字与1996年的世界平均水平比较，城乡人口比也要低15.6个百分点。这是我国从1958年后实行限制农转非政策造成的不良后果。
可以设想，如果我们在城乡人口比例上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将有1.8亿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居民。农民进了城，布鞋就要换皮鞋了，要穿西装、打领带了；城里有电，要买冰箱了；有自来水，要买洗衣机了；进城还要建房，要买建筑材料。现在总在讲要“扩大内需”，就这一项能增加多少需求？现代工业化生产的产品主要不是为农民生产，而是为城市居民生产的。农民不进城，这些产品谁来买？由此可见，当前农村和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加快城市化进程。十五届三中全会文件强调：“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过去费孝通教授提过“小城镇，大问题”，现在强调的是“小城镇，大战略”，这就是新说法了。农村人口涌向大城市是不行的，办法是开放县以下的城镇，“要进一步改革小城镇的户籍制度”，小城镇的户口要放开。
总的来说，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坎”上，原来是解决吃饭问题，现在要解决小康问题，解决现代化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社会结构的调整，即依靠城市化的发展。必须逐步提高城镇人口比例，否则现代化难以实现。江泽民同志在安徽农村调研时指出：现在农业的问题仅靠农业解决不了，农村的问题仅靠农村解决不了，必须靠城乡一体、城乡统一市场来解决这个问题。学术界也有一个说法，叫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
简单地说，如果从农村走出这1.8亿人，这就减少了20%的农民。那么现有农业经济的收入不用增加什么，剩下的农民收入就能增加20%。
当前我国农村仍然处于不发达阶段
十五届三中全会文件反复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虽有了很大变化，但仍处于不发达阶段。文件的第二部分用几百字勾画出了农村当前的面貌，从几个方面说明为什么农村还不发达：生产力落后、靠手工劳动、市场化程度低、就业压力大、文盲半文盲多、几千万人尚未解决吃饭问题、城乡差别大等。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动摇，这是在文件中反复强调的。这些年的经验证明，只有经济发展了，其他的建设才能跟得上。就说年的水灾吧，江苏受的损失小，就因为它经济发展搞得好，水利工程修得好。要改变农村的贫困面貌，关键还是要靠经济发展。
家庭承包制不能变，土地承包关系不能变这次会议的基本精神是“稳定”，因为这20年改革是成功的。我们现有的政策就是要保持稳定。既然强调要“稳定”，就说明存在着不稳定的因素。对于家庭承包制一直有争议，相当一部分同志还是认为将来发展起来，还是要搞集体经营的。这次文件里没有提“两个飞跃”，“规模经营”也提得少，而将家庭承包经营列为集体经济的一个基础部分，这都是很重要的变化。现在手工劳动是这样，将来机械化水平提高了，家庭经营的方式还是不变。同时，土地承包关系也不能变。所谓“30年不变”，就是指的这两个方面。
在稳定这个问题上，中央和绝大多数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想法也是一样的。但是，也有一些人想变。现在有一些村干部利用土地重新调整的时机为自己谋利。农民中也有一部分人，比如说原来的单身汉成家了，一口变了三口或四口，他们就要求重新分地。这实际上是一个观念问题。家庭人口总是在不断变动的，如果总是根据人口变化来重新调整土地，这个制度能稳定吗？农业部做过一个调查，发现有的地方15年来土地重新分配达7次之多，两年就要调整一次，农民说这是“年年搞土改”，这对于农业发展、农村稳定都是很不利的。那么有人要问，那些单身汉结婚后，没有土地怎么办？他们应该主要从第二、第三产业去找出路。大家可以这样想一想，现在土地的所有权是集体的，经营权是农户的，那么经营权就是一种财产。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规定个人结婚了就有权从国家和集体分到一份财产？这还是计划经济观念作怪，结婚了，生孩子了，城里人要分房子，农村人要分地。如果从市场经济的观念来看，这是荒唐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村民自治也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三个伟大创造，有两个是以前讲过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这是1983年讲的。后来加了一个，乡镇企业是农民的伟大创造。这次又加进了一个，就是村民自治。
这些创造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都是很大的事情。
首先看家庭联产承包制，这确实是一项体现中国农民智慧的伟大创造。历史上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体制都是按斯大林模式搞的集体农庄制，我们的人民公社实际上也是这样。凡是这样搞的，最后都没有饭吃。俄罗斯原来是欧洲的粮仓，30年代后开始进口粮食，一直到现在。我们国家在1958年前也是出口粮食的，1959年后粮食大减产，1961年开始大量进口粮食，一直到1983年人民公社摘牌子。苏联模式搞不下去，怎么办？目前，世界上有三种方式：一种是朝鲜，坚持老办法，结果是粮食不够。第二种办法是俄罗斯、波兰，解散集体农庄，搞私有化，粮食还是不够。第三种办法就是我们的搞法，搞包产到户，现在越南也在学。这个包产到户可是不简单，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创造。
现在影响农业发展的问题不在农村，而在于工业，在城市。
第二个伟大创造是乡镇企业，这个创造也是了不得。现在理论界对乡镇企业依然给不出一个准确的定义。这么多年，国家没有投资一分钱，靠农民自己搞起来，现在比国有企业数量还多，就业人数超过国有企业。去年创造财富18000亿元(增加值)，占农民净收入的1/3，财政收入的26%，工业增加值的46%。
这些成就都是在国家不投资，只有一些信贷和税收优惠的基础上取得的。当然近年来也遇到了困难，但仍然在前进。这也是一个伟大创造。
第三个伟大创造就是村民自治。对这一点我们的理论界总结不够，倒是国外对这件事更为看重。这件事也是非同小可，现在我们城市里的居民委员会都没有“自治”两个字，所以那些居委会的老太太也还是委派的。村民自治是完全选举的，而且不是间接选举，是直接选举。有的地方现在连候选人都是农民推举的。
这件事发展起来可真是了不起。
总之，这次十五届三中全会是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召开的，它的意义在今后若干年中会逐渐显现出来。
(此文是1998年11月作者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演讲，后经敖毅编辑记录整理。刊于1999年第4期《政策》)
20年农村改革的伟大实践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全会还通过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此后，农村改革在全国全面展开了。
20年来，农村和农业经过改革，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
中国的农村改革是成功的，为国内、国外所公认。中国的改革为什么首先选在农村发动？农村的改革经历了哪些过程和取得了怎样的成功？农村改革成功的基本经验是什么？正确地总结20年来农村改革的实践和基本经验，既有伟大的实践意义，又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并且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的纪念。
一中国的改革为什么首先从农村开始首先要从中国的国情，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坎坷的历程说起。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总结了自1949年建国以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实践，明确提出：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党的任务是要加快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到1958年，就发动大跃进，后来又搞总路线、人民公社，所谓三面红旗，结果导致三年严重经济困难，国家大伤了元气，农业生产倒退到解放初的水平。1962年稍有恢复，又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64年搞“四清”运动；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正式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把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又搞“两个凡是”，搞抓纲治国，农业学大寨，穷过渡。
从1958年到1977年前后折腾了20年，结果是什么呢？人口净增长了3亿，经济却没有搞上去。1958年人均粮食是斤，1977年是600斤；人均棉花从6斤下降到4.4斤。1958年前我国是粮食纯出口国，1961年以后，成了粮食纯进口国。农业不好，没有足够的工业原料，轻工业就发展不了，工业品短缺，人民生活非常困难。1977年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元。比1957年的72.95元只增加44.14元。扣除物价因素，农民的生活基本没有改善。有2亿多人的收入在100元以下，连温饱也难以维持，处在绝对贫困的境地。
而在这20年中，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增长，使我国同他们的差距拉大了。在这种的情况下，要振兴中国，要改革开放，要把经济搞上去。
第一，就是要把农业搞上去，解决吃饭问题。所以先抓农村改革，这是当时领导决策层的共识，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要发展农业，就要依靠8亿农民，要靠调动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是我们党几十年的经验，也是党的传统。但从三年困难以后，用了很多办法，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总是调动不起来。1960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号召农业学大寨，提出“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有的省竟提出“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搞农业”。所以六七十年代，年年讲农业重要，年年抓农业，农业却总是上不去，粮食总不够吃。正如万里同志所讲的那样：“过去搞农业社特别是高级社，要求太急，步子太快，形式过于单一，农民不赞成，上面硬要求，造成‘左’倾错误后来搞人民公社，更厉害了，简直是强迫农民，以致剥夺农民，农民怎么会有积极性呢？”邓小平同志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说：“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要发展农业，就要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要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要扩大生产队的自主权，就“一定要使每个工人、农民都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就一定要纠正‘左’
倾错误，就要改革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套体制，“非另找出路不行”。这些思想和认识在主张改革的共产党高层领导和一部分干部中逐渐形成了。
第三，广大农民群众强烈、迫切要求改革。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大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分得了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高，农业发展很快，农民生活改善得也很快。中国解放后出现了第一个农业发展的黄金时代。但好景不长，不久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先是在农村搞粮食、棉花统购统销，割断农民同市场的联系，剥夺了农民处置农产品的自主权。接着搞合作化，农民丧失了对生产资料和生产的自主权。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大搞“一平二调”，刮共产风，农民家里不少东西都充公了。1966年搞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更加猖獗，自留地被没收，家庭副业当做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集市贸易再度关闭，全国农业学大寨，搞穷过渡、瞎指挥，等等，农民几乎丧失了一切自主的权利。作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主人的农民，就在这愈陷愈深的恶性循环中，被消磨掉最后的一点积极性。
农民群众当然不满意这种体制，强烈要求改变这种现状。早在合作化初期，温州永嘉的农民和干部就实行过“包产到户”的办法，1957年在反右派政治浪潮中被禁止了。1959年、年、1964年各地农民都自发实行过包产到户，都在政治运动中被扼杀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农民和农村干部的思想大解放，农民要求改变现状的各种创造和改革措施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诸如小段包工包产、联产计酬、包产到户、专业承包，等等，层出不穷，这些都表达了农民要求改革的强烈愿望，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则是这诸多创造中的一朵奇葩。
第四，农村、农业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是比较薄弱的环节，改革的突破口选在这里开始，并取得成功，初战告捷。
这是我国领导改革的决策层认真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多次探索、精心策划的结果，因而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二农村改革的基本过程和取得的伟大成就从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历程看，20年来农村改革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1984年冬。这是改革农村经营管理体制，使农民获得自主和实惠，恢复家庭经营，从而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的阶段。
1978年冬，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从此，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就在全国各地展开了。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凝结了30年农村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文件阐述的一些理论和原则，至今仍有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