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众所周知，私营经济是建立在雇佣关系的基础上，作为私营经济人格化的私营企业主与雇佣工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同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存在着矛盾。现阶段的私营经济与私营企业主群体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已经登记的私营企业主(私营企业投资者)人数(1994年底为88.9万人)，远远超过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资本家及资本家代理人的人数(当时实际上仅有16万人)。有关资料显示，1994年底，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包括个体户、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民营科技企业、“假集体”企业)的从业人数已达1.7亿人，非公有制企业的综合经济实力约占国民经济总额的25%。不仅如此，而且在近期内，私营经济仍将以较快的速度发展。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对待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中已经形成并且仍在发展的私营企业主群体呢？
私营企业经济和私营企业主作为改革开放以后的一种新的经济社会现象，在实践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但是，有关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的问题，在思想认识上至今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对于私营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地位，大家都持肯定的看法，比较一致。对于私营企业主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则有各种不同议论，有的还有种种疑虑。例如，现阶段私营企业主群体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还是异己力量？在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社会结构中私营企业主群体能否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有一席之地？私营企业主群体同中国历史上的资产阶级和50年代的私营工商业者有什么本质区别？这些都是实践中已经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回答。不弄清这些理论问题，我们在制定政策时，就会左右摇摆，例如，我们是把发展私营经济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还是把发展私营经济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项长远的基本政策？我们在法律上要不要制定保护合私营企业发展的新阶段呼吁出台社会政策法的私有资产？不弄清这些理论问题，在实践中，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在执行发展私营企业政策时，是放手大胆地鼓励发展，还是时放时收，摇摆不定？现在各地私营企业发展的程度差别很大，很不平衡，就是一个证明。不解决这些理论问题，就是私营企业主本人也心中无底，心有余悸，有些私营企业主积累了资金，也不敢增加投入扩大规模，有的甚至搞畸形消费，吃光用净，企业只维持简单再生产。所有这些，都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利。
回顾起来，前些年，理论研究关注的重点，主要是研究私营企业的性质，私营企业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并由此制定了关于发展私营企业的经济政策，引导、推进了私营企业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大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在现阶段，理论研究的重点，应转到对于私营企业主这个新产生的社会群体的研究上，要研究这个已有近百万人，拥有约1400亿元资产，雇佣600多万名职工的私营企业主群体在今后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中的地位和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政治、社会方面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科学的社会政策。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的大问题，我们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通过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了解私营企业主这个群体产生、发展、成长的全面情况，并放到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历史大环境下，加以分析和综合考察，从而得出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认识。实践证明，只有理论问题解决了，大家认识一致了，政策才能稳定。目前，私营经济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实践要求有关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的新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出台，以引导和促进这支力量的健康发展。我们应为此而多做调查研究工作，尽到自己的责任。
(1995年7月)
靠中国农民养活中国
一1994年，粮食价格陡涨以后，全国上下，农口内外，都在议论粮食问题。美国的世界观察所所长布朗，也在此时发表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长文，他测算到2030年，中国将需要进口3.78亿吨粮食，而世界的所有粮食出口加在一起也提供不了这么多的粮食，所以他预言，“粮食的严重短缺将会使中国的经济奇迹过早结束。”类似的测算和预言，中国非农口的科学家也说过。现时的中国，无论是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往往要出口转本文作者是中国着名农业问题专家。作者在文中提出的观点，涉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带根本意义的战略性问题，对我们土地管理工作者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为当前国内外理论界以至政界所关注。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盲目乐观，也不能盲目悲观。中国耕地资源的紧张状况，要求我们具有保护耕地的危机感与紧迫感，但如果由此导出下个世纪中国人注定养不了中国人的谬见，则只能使我们陷入惊惶失措、无所作为的困境，这既不合乎实际，也不利于耕地保护工作的开展。当然，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丢弃耕地的危机意识。中国的吃饭问题，只有在稳定耕地、保护耕地基础上，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水平，才能得到最终的解决。——《中国土地报》编者按内销以后，才会受到人们的注意。本来是中国某些学者的意见，一经布朗转述，身价百倍，社会反映强烈，议论纷纷。但美国这个国家也怪，他派到中国的人是最多的，收集中国的资料也最多，还自称用了最科学的方法，而其实他是最不了解中国的，既不懂中国的人情，也不懂中国的国情，所以常常做出错误的、令人啼笑皆非的判断。布朗的粮食预测就是一个典型。客观一点的国外学者也看出来了。1995年3月，日本的白石和良先生着文评述了布朗的错误。他指出：“布朗是过分强调特定的条件，使用了特定的参数，因而产生了不符合实际的预测。”白石和良指出：正是中国自己看到了拥有众多的人口，看到了只能自己养活自己，所以将农业摆在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实行了许多相应的农业政策。当然，作为一个学者，布朗指出了中国未来在特定的条件下，有可能出现粮食危机，值得警惕，我们也是要注意防止这些特定的状况发生的。
二粮食是有问题，但不会成为布朗说的那种大问题。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历朝历代都把粮食问题作为安邦定国的头等大事，“民以食为天”是这种方针的高度概括。中国又是个农民占绝对多数的国家(这种状况至今尚未改变，1993年农民占总人口的72%)，粮食问题主要是靠农民自己解决的。有关学者研究过，在小农经济体制下，中国的粮食增长，是同农村人口成正比例增长的，认为粮食与人口有一种内在的相关。我赞同这种分析。
1949年到1994年，中国人口增长了1.21倍，年均递增1.78%，而同期粮食增长2.92倍，年均递增3.1%。其中除了1959年、1960年那几年有特殊原因例外，几个大的历史时期，粮食与人口的发展都是正相关的。布朗指出，中国“以极危险的速度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广义地说，从农业劳动力将1亿人转移到工业部门，假设每个工厂有100名雇员，就需要建100万个工厂，再加上仓库和道路，中国经济现代化必将牺牲农田。”他说：
中国的“农田在消失”，他援引了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的例子，最近几十年这些国家和地区农田变为非农业用地，使日本损失了52%的农田，韩国损失了42%，台湾损失了35%。由此引起粮食产量的不断减少，日本粮食从其最高产量减少了33%，韩国减少了31%，台湾减少了19%。而由于人口增长，生活富裕对粮食需求的增加，所以到1993年，日本进口了77%的粮食，韩国进口64%，台湾进口67%。由此，布朗做出推论，到2030年，中国进口的粮食将达到总需求6.41亿吨的59%。
布朗列举的日、韩和台湾地区的资料，大致是可信的，但日、韩和台湾地区的情况同中国的基本国情有很大差异，所以由此类比推出的结论是不正确的。
第一，布朗说，中国的“农田在消失”，这言过其实。在人类还未发明出粮食人工合成的办法以前，中国的农田永远不会消失。有所减少是真的，但是不会到像日本减少52%、韩国减少42%那样严重的程度。搞工业化、城市化要占用一点耕地，这是不可避免的。而大国，回旋余地大，可利用的土地多，至今还有两亿亩以上可开垦的荒地，至于可利用的荒山、荒坡就更多。有人说，这些年，中国的耕地每年减少1%，100年以后中国就无地可种了，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初中生也应该算得清的问题。在统计表上，中国1949年末实有耕地14.68亿亩，1957年达到最高数16.77亿亩，以后就逐年下降，到1993年，统计表上说只有14.63亿亩，每年平均减少697万亩。据全国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显示，1993年我国现有耕地面积为19亿亩左右，而据卫星遥感我国的耕地在20亿亩以上。到底中国现在有多少耕地，是一个现在还未说清楚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因为体制还未理顺，统计年鉴上的耕地数是偏低的。实有耕地要比统计表上的多，这是公认的，农业部门已经测算过，到2030年，中国的粮食播种面积仍能保持16亿亩。
第二，日本和韩国的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总产减少这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这两个国家都是工业产品大量出口的国家，为了获得和占领别国的工业品市场，作为交换条件，大量进口粮食和农产品，这实际执行的是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发展出口贸易的政策。例如日本，多年来进口大量的玉米和小麦等，但大米是过剩的。这说明日本不是没有生产更多一点粮食的能力和条件，而是为了换取工业品市场而压抑了本国的粮食生产。
第三，日本和韩国在这几十年间，耕地和粮食减少这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劳动力不足。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得快，第二、第三产业发展需要的劳动力多，于是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到第二、第三产业上去，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几乎都走了，农业上只剩下老人和妇女。日本大部分地区有条件种两熟，而现在大多数地区只种一季水稻，小麦几乎都不种，就足以说明这点。
而中国农村劳动力极其丰富，1993年有3.4亿个劳动力在农业系统就业，即使到2030年，农业上的劳动力仍会超过2亿个。
所以决不会像日本、韩国那样因劳动力短缺而减少粮食生产。
三布朗用了一个引人惊疑的题目——“谁来养活中国”。靠外国农场主，不行。靠谁呢？靠中国农民，这是靠得住的。现在12亿中国人，9亿农民。到了2030年，中国人口约为15.3亿，社会主义现代化正常发展，城市人口逐年增加，农民逐渐减少。那时的城乡人口比例大约是7∶3或6.5∶3.5，那么将还会有4.6亿～亿农民，有2亿～2.5亿个农业劳动力，加上那时的农业科学技术力量，种好16亿亩粮田，生产6.4亿～8亿吨粮食，将是完全可能的。
靠中国农民养活中国，远的不论，这是自1949年建国46年以来的基本事实。靠政策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靠科学武装农民，就能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粮食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总结得出的两条基本经验。现阶段，中国正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每年有大量的现代农业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农机、薄膜和良种)和现代农业技术投入农业，所有这些，同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结合起来，农业是应该每年增产的。1949年建国以来，没有哪一年的自然灾害超过1954年的大水灾，那一年的长江都决口了。但是1954年的粮食还比丰收的1953年增产54亿斤。
1949年建国46年以来，有35年是增产的，只有10个年份减产。其中减产500亿斤以上的有3年(1959年减600亿斤，1960年减530亿斤，1985年减578亿斤)，减产200亿斤以上有3年(1989年减231亿斤、1991年减219亿斤，1994减228亿斤)，减产200亿斤以下的有4年(1968年减175亿斤，1972年减193亿斤，1977年减72亿斤，1988年减178亿斤)。这10年主要都是因为政策不当，挫伤了农民农业生产、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从而造成减产。其中1959年、1960年，就是搞了人民公社，搞一平二调三收款刮五风，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民不干了，造成了大减产。1985年是因为过高估计了农村形势，特别是过高估计了粮食、棉花的形势，大量削减粮棉种植计划，实际调低了粮食、棉花的收购价格，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打击了农民生产粮棉的积极性，从而造成了粮棉的大减产。
正确的总结历史经验，及时制定好合理、正确的农业政策，保护好农民的利益，调动广大农民务农、种粮的积极性，中国农靠中国农民养活中国业的潜力还大得很，中国农民的潜能还大得很。农民真正愿意种田、种粮了，加上有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和现代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中国的粮食供给是不会有大问题的。靠中国的农民养活中国，是有把握的，中国的农民是靠得住的。
(1995年7月12日《中国土地报》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
2000年8月24日的《南方周末》发表了湖北省监利县一个乡党委书记写给国务院领导的信。这封信开门见山，短短多字，把当前农村存在的问题说透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
这是怎么回事呢？不是农村率先改革，农民首先得益，有一部分地区已经富起来了，有一部分农民已经富起来了吗？怎么现在“农民真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