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中国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晚期。自公元1840年后，因西方帝国主义的侵入和内外经济的作用，封建制度完全崩溃。在这时期，全国少数民族大多已发展成为现代的比较稳定的族体，且族称多也基本稳定。少数民族的分布：东北有满族、赫哲、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和朝鲜等族；北方为蒙古族；西北有维吾尔、回、东乡、土、撒拉、保安、裕固、哈萨克（明时称阿萨）、柯尔克孜、锡伯、塔吉克、乌孜别克（明时称月即别）、塔塔尔和俄罗斯等族；西南有藏、门巴、珞巴、羌、彝、白、哈尼、傣、傈僳，佤、拉祜、纳西、景颇、布朗、阿昌、普米、怒、崩龙（今德昂）、独龙、基诺、苗、瑶、布依、侗、水、仡佬等族；东南和中南有僮（今壮）、黎、高山、仫佬、毛难、土家、畲、京等族。从上述中国古代“社会”和“民族”的发展演进，清楚地表现出这样三大特点：其一，各族的发展很不平衡。夏族最先进入阶级社会，建立国家，进入文明时代。后又不断发展，最早进入封建社会。但同时的其他民族，有的则是刚跨入封建社会，有的还是处于奴隶社会阶段，有的尚停留在原始社会。各民族的这种发展情形，直到近现代都是如此。其二，中国幅员广大，生产和经济形态分为两种类型，中原和南方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北方是畜牧经济为主。生活在中原和南方的民族，农业经济对他们各方面的影响和作用很大；生活在北方的民族，畜牧经济对他们各方面的影响和作用很大。其三，中国是由各民族建设和发展的。在各民族中，夏族（后称华夏族、汉族）居于中原较好的地区，人口多，土地广，经济文化发展快。
第三节历代王朝对少数民族的统治
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存在着民族与民族、民族与王朝，或民族政权与王朝政权间的种种关系。历代王朝处理这些民族关系的各种行为准则，就是历代王朝所施行的各种方针策略。历朝历代，处理民族关系和制定方针策略，虽然与历朝历代的民族思想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有时主要的却不是依据民族思想观念，而是取决于王朝自身的强、弱和与其他民族力量的对比情况，以及统治阶级特别是它的代表人物的意志和要求。
夏朝。黄帝族的一支夏后氏，居住在中国的西部地区。大约公元前21世纪时，夏后氏向东发展，首领大禹及启建立了最初的国家政权，实行王位世袭制度，建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后徙阳翟（今河南禹县），史称夏朝。夏朝是由原始公社制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夏朝对民族的方针策略：夏后氏为了确保夏朝的稳定和得到东夷诸族的支持，夏王从禹父鲧至启（桀父）都一直保持同东夷大姓有仍氏、有莘氏的婚媾关系；夏后氏王族亦以女子嫁与有仍氏和有莘氏酋长为妻。夏王朝将其统辖疆土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五服，明确了“要服”为夷蛮居住，“荒服”为戎翟（狄）居住。夏王朝对边区各族，只要他们表示归附，就封赏官职爵位及贵重物品，进行笼络拉拢，夏朝时期，周边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要向王朝贡献奇特鸟兽、珍宝、乐舞，表示归顺。夏王朝对待周边的诸夷，如不顺从即誓师讨伐。如对有扈氏、有仍氏的征伐。上述史实表明，中国自从国家形成后，便开始制定了对周边民族的方针策略。夏朝，开创了联姻、五服、怀柔、贡献、讨伐等策略。
商朝。公元前17世纪的60年代初，当东夷诸部大规模地起来反抗夏王朝的时候，起源于东方的商族（帝喾后裔契的子孙）乘机崛起。商族酋长汤联合东夷诸部，在鸣条击败夏军，夏亡，商朝即建立。商朝对四方民族的方针策略：对统辖疆土仍是“五服”制，边区“要服”、“荒服”地方为少数民族居住。对四方民族酋长采取封赐侯爵笼络，封赐侯爵比夏朝增多。对四方民族运用联姻通婚拉拢，甲骨文有“周氏女嫀”、“妇周”等记载。‘‘周氏女嫀”是周人从所统秦族选出女子送与商王，“妇周”是周人嫁女子于商王。显然，这种联姻多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商时，王朝对四方民族的贡纳有了较明确的规定，如《逸周书·伊尹四方献令》记载：正东之族“请令以鱼皮之鞞、口铡之酱”等为献；正南之族“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等为献；正西之族“请令以丹青、白旄”等为献；正北之族“请令以橐驼、白玉、野马”等为献。商王朝向四方民族不断征伐和掠取奴隶，把奴隶当作财富，会说话的工具，使用奴隶生产、祭祀等。商王朝对待民族酋领犯法要进行处罚，如对周人西伯昌的处罚，“囚西伯羑里”、“炮烙”。但处罚与夏人不同，可以赎免。周人西伯昌为了免除“炮烙”之刑，献“美女奇物”和“洛西之地”后便释放。从商朝对民族方针策略看：“五服”有改变，封赐侯伯增多，联姻带有政治性，贡献作了规定，大肆征伐掠奴，犯罪可以赎免。这些变化，表明商朝对四方民族的方针策略较夏朝前进了一步。
周朝。传说是黄帝族的一支，始祖弃居邰（今陕西武功县）。传十五世至商末，首领姬发任事。当时周还是一个奴隶制薄弱的小国，由于实行“助法”生产，很快变成一个先进国家。周王姬发趁商军征伐东夷掠取奴隶的时候，率军攻入商都，商朝灭亡。周王姬发于公元前1066年建立周朝，都镐京（今陕西长安县西北），史称西周。周王朝对民族的方针策略主要有如下一些：其一，联姻。周人同西戎大姓姜姓的世代姻亲关系，对于周族的发展和在西方战胜诸戎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其二，监控。在周统治者看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周的“封建诸侯”，除了将姬姓和姜姓贵族论功封赏以避免内讧外，更为重要的意图，还是为了对内地加强统治和对边疆各族进行监视与控制。其三，封赐。周王朝对于周边的民族酋领十分注意安抚。其目的是：一是控制统属；二是“以蕃屏周”。对各民族酋领封赐王侯，起了改善王朝与各民族的关系、缓和王朝与各民族矛盾的作用。其四，朝贡。《国语·周语》记载：“要服者贡，荒服者王……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韦昭《注》云：“蛮夷要服”，蛮夷酋长“供岁贡也……六岁一见”，即每年纳贡一次，六年朝王一次；“戎翟（狄）荒服”，戎翟（狄）酋长要“王事天子也……世一见”，即戎翟（狄）酋长要尊周天子为全国君主，民族酋长嗣王及即位要进见周天子。周时，民族酋长的进贡和朝见已有了初步规定。其五，以故俗治。《左传》记载鲁、卫、晋三国：“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杜预《集解》释：商政，“居殷故地，因其风俗，开用其政”；夏政，“亦因夏风俗，开用其政”。周王朝规定，边区的诸侯国以“故俗”而“治”之，至于边区少数民族，当然是依“故俗”而“治”了。其六，征伐。周王朝对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不时派兵征伐，或讨伐不臣，或掠取奴隶和财富。如《小孟鼎》载，康王命大将孟率军征讨鬼方；《国语·周语》载，犬戎因“时享”苛重反叛，穆王率军讨伐；古本《竹书纪年》载，“昭王十六年伐荆，涉汉”等等。总之，至周朝时，对于少数民族的方针策略，业已初步形成各种定式和规范了。
秦朝。秦王嬴政于公元前221年统一“诸夏”之后，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秦王朝凭着强大的军事力量，派大将蒙恬率兵三十万北击匈奴，夺取“河南地”，迫使匈奴向北退却七百余里，从此匈奴人不敢南下牧马。为了巩固北部边防，把原先燕、赵、秦三国修筑的长城连接起来，西起临洮，东至山海关，延袤五千余里，由蒙恬拥兵坐镇上郡（陕西揄林县东南）指挥守卫。随即，又派尉屠睢带领大军南击百越，取其地置桂林、南海、象三郡，“以谪徙民五十万人戍五岭，与越杂处”。这就是秦王朝北击匈奴、南平百越方针策略，也是秦王朝对民族方针策略的主要内容。需要指出的是：实行这些方针策略，虽然对于形成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了应有的历史作用，但却不是“下边地而救民死也”，而是“贪戾而欲广大也”，不过是为了秦王朝的统治和利益罢了。
汉朝。汉初，由于秦末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痛苦；北边又有“控弦四十万”的强大匈奴威胁，南边有支系繁多的“百越”为乱。汉王朝处此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只有采取“安内和外”的方针策略。即是，对北边的匈奴采取和亲婚嫁，对南边众名称雄的越人采取通使安抚。当时“西南夷”、“西羌”、“朝鲜”等少数民族都是处于各自发展的状态，与中原交往不多，汉王朝是采取维持现状的方针。由于汉初实行“安内和外”的方针策略，与四方民族和平相处，给汉朝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出现了“文景之治”，呈现出国泰民安、兴盛繁荣的景象。
汉武帝时，由于汉王朝社会发展和国势强盛，便不再实行“安内和外”的方针策略。武帝说：“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即是要报匈奴围高祖于平城之仇和单于悖逆高后之怨。于是爆发了武帝与匈奴的连年战争。除了发动三次大规模的战争外，汉、匈争战了四十多年。武帝还对其他少数民族进行征讨，南平南越，讨夜郎，通西南夷，伐羌，征朝鲜等。武帝改变了汉初的“和外’’方针策略，而变为战争和向民族地区扩张的方针策略。这虽然对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但也给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鉴此，武帝晚年还曾下诏“深陈既往之悔”。其后，从昭帝至平帝的约八十年间，对四方民族则是安于现状，实行以和为主的方针策略。这时期，国家社会稳定，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元始二年（公元2年），“民户千三百二十三万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九百一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人。”史云“河之极盛也”。
“新”时。王莽代汉称帝，建国新。王莽“因汉承平之业匈奴称藩，百蛮宾服”，“府库百官之富，天下晏然”。然王莽却“心意未满，陋小汉家制度，以为疏阔。”于是托古变革，对四方民族采取进一步的臣服和压迫方针策略。即使用高压手段和武力征服，将“四夷借称王者皆更为侯”，把“匈奴单于”改为“降奴单于”（或“恭奴服于”），把高句丽改为“下句丽”，换缴印绶，改“玺”为“章”。王莽的这些方针策略，激起了四方民族的不满和反抗，匈奴犯边于北，西南夷反叛于南，西域杀都护而瓦解，高句丽也反抗于东北。对于民族的反抗，王莽不仅不检查自己的方针策略，反调大军进行镇压，这就激化了社会矛盾，促使了王莽政权的覆灭。
后汉（东汉）时，后汉初年，《后汉书·郡国志》载：“王莽篡位，续以更始、赤眉之乱，至光武中兴，百姓虚耗，十有二存”。在这中原地区遭到严重破坏的形势下，光武帝对四方民族采取了“息事宁人”、“不言兵事”的方针策略。例如对待西域和北匈奴问题：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西域诸国遣使附汉，要求复置西域都护，光武以中原初定不许；十七年（公元41年），他们又请都护，仍是不许；二十一年（公元45年）鄯善、车师、焉耆等十八国遣子入侍，进献珍宝，泣求都护，光武仍以“国初定，未遑外事”，厚赏赐，还其侍子；二十三年（公元47年）又有鄯善王上书请都护，光武帝亦是未许。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太中大夫藏宫和杨虚侯马武上言宜乘时击灭北匈奴，光武诏报曰：“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苟非其时，不如息人。”“自是诸将莫敢复言兵事者。”后汉得到恢复和发展后，王朝方想对四边民族有所作为，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夷内附，置哀牢、博南二县，势力达到澜沧江以西；十六年（公元73年）和十七年（公元74年），遣兵击北匈奴，夺取了对西域的统治权；和帝永元元年至三年（公元89～91年），乘北匈奴“党众叛离”，派兵大破之。后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国力衰弱，才对四边民族采取了较为平和的方针策略。
魏、蜀、吴三国。在汉末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中，形成了魏、蜀、吴鼎立的三国。三国的关系和相互的大政是：三国都是首先求得自身存在，再进而消灭对方统一“中国”。三国对于统辖下诸族的方针策略，也是各为其总政治服务的。例如，曹魏征乌桓是为了稳定北方，有利于对吴、蜀的争霸。蜀汉诸葛亮提出“西和诸戎，南抚夷越”方针策略，在南征中，既有比较缓和的安抚，有时又采取一些军事行动，赢得了南征的完全胜利；南征后“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这是为了安定南方、反对孙吴的干预和为北伐曹魏而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