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土家族医药
由于土家族仅有本民族语言而无文字，自然也就没有土家族文字记载的医药知识古籍。我们从汉字记载的土家族史籍中发现明清年间的地方志中零星记载的民间医药内容。但经千百年“口口相授”和“代代丰富”的创作过程，以口碑文献的特殊形式传承下来。通过对“口碑文献”和民间医药抄本的搜集整理，发现这些源于民间的医药和乡土疗法，经历代药匠（土家族对医生的称呼）在实践中探索和经验总结，使之成为形式特殊、内容广博、民族气息浓厚的土家族医药。中医在本地区的传播与应用，文献记载始见于1391年（明洪武年间）浙江人氏金彬随朝廷官军入湘西北大庸行医，始将中医传入湘西土家族地区。西方医学只是本世纪20年代传入本民族地区。在中医和西医未传入土家族地区以前，只有民族医药为土家族人民预防和治疗疾病。
从土家族医药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可分为秦汉时期及五代以来两个阶段。在秦汉前后的漫长岁月中，土家族先民在人类的生产活动中尝草识药，治验疾病，经历了本能经验积累、初期医疗活动及巫医影响的过程；五代以来，由于外来民族迁徙定居于土家族地区，土家族民间医疗活动较为活跃。五代时期到“改土归流”前几百年间，其本还是实践知识的累积阶段，尚未形成比较系统的医药体系。清雍正年间对土家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后，土家人中的有识之士，在前人识药治病、实践知识累积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上的总结和实践的反复验证，使土家族医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3.布依族医药
布依族世代生息繁衍于南北盘江、红水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带，是贵州土着民族之一。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为同疾病抗争，从当地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中寻找并总结积累了一定的用药经验，并摸索出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诊疗方法。在治疗潮湿山区的多发病、常见病如风湿、跌打损伤、骨折、月家病、疔疮及内科杂病等多方面总结了许多有效的民族方药与诊疗方法。但由于布依族自古只有本民族语言没有本民族语文字，医药继承主要靠祖辈相传、徒承师艺等口传心授的方式。许多医药经验未能很好的继承下来，甚至有许多好的经验与方药因之失传。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布依医药的发展。
在布依医药中，跌打碰撞，饮食不调或服药不当，不适应气候环境的变化是疾病发生的主要原因。人体内精、气、血相互碰撞绞结就会导致机体疾病发生。这些关于疾病成因的观点说明布依对于疾病的认识已从最早的神鬼论中解放出来。
在诊断疾病时主要用望诊、问诊、脉诊、摸诊等方法。望诊包括望面色、望毛发、望眼睛、望小儿指纹、看米等；问诊主要包括问病人饮食起居、问起病原因、问起病时辰、问病痛部位等；脉诊较为简略，有以单指按寸、关、尺脉的，有以三指取肘窝中部三条并行筋脉的，也有按寻四肢筋脉长短缓急以明病情轻重的；摸诊主要是针对骨折、疔疮之类，有摸骨折部位，摸包块大小包块是否游移，也有摸寒热等。在布依医的诊断中，有许多诊疗方法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如诊断心脏疾患时所用的看米法，是取一碗米令病者向碗中吹气，米粒起多者，说明中气未损，病情轻缓易治；米粒起少或完全不起立者，说明中气亏损甚至耗竭，病多迁延难治或病情危重。又如汗毛法，是仔细观察病人的汗毛生长状况，有“顺者生，逆者死”的说法，经验丰富者对于病情的危重程度判断非常准确。在诊断关节拘紧疼痛是否风湿时，采用玉石刮擦疼痛部位，起路者（痛处见清或红色脉络）则诊为风湿；起米者（痛处起青或红色小颗粒）则不是风湿疼痛。
在布依医中，有“七十二惊风，三十六癀”之说，合称“一百单八症”，说明病症的复杂。具体的病名分类上又有疔、癀、风、痧、蛾、寒、症等多种名称。疔，指起于局部皮肤，有红肿而形小根深似钉的硬结一类急性感染性病患，根据病变部位的不同又分为天门疔、地门疔、丝疔、脉门疔、乳脐疔、飞疔、漏气疔等几种，治疗上多采用手术切除加以鸭脚板等草药外敷的方法；癀，指发于皮肤深部，有硬节，偶可见皮肤局部红肿临床并见全身冷热证候的一类疾病，根据病变部位和病灶形态的不同又分为巴骨癀（病轻者称巴骨燕）、游走癀（又称串皮癀）、枕耳癀、锁喉癀、粑粑癀、竹姜癀、冷骨癀等几种；风，主要指肢体抽搐并伴有神志不清症状的一类病患，又分为母猪风、马上风、半边风、野猫风、鸡爪风等多种，也有风湿疼痛疾患称“风”的，如海底风（痛风）；痧，泛指以肚腹剧烈疼痛为主要症状的一类病患，根据寒热轻重和伴随症状的不同分为冷痧、热痧、绞肠痧、羊毛痧、舌杀（舌下可见两条青黑色筋脉者）等几种；治疗上采用刮拍、指尖放血的方法来理顺血脉，缓解疼痛，并佐以草药煨水内服以巩固疗效；蛾，指伴有寒热交替，局部疼痛的急性炎症，某些蛾兼具有传染性，蛾有上三蛾、下三蛾之分，包括舌蛾、白蛾、飞蛾等几种；寒，指肌体多个病变部位连贯发生寒痛症状的一类病患，如六连寒、七筋寒等；以症命名的疾患主要有蓝蛇症、蚂蚁症、耗子穿心症、黄麻症、鱼鳅症、岩鹰症等几种。除此之外，布依医对于其他内、外科疾病的称谓多与中医对病名的称谓相似或相同，对月家病中妇女红、白带下或男子红、白尿匀称红崩、白崩，遣方用药上多有相似之处。
第四节 少数民族医学的发展和创新
千百年来古老神奇的民族医学不仅造福于百姓，而且还对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事业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清朝张秀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就要苗医为义军治疗刀伤和疾病，红军长征时期贺龙曾指示：“不但要物色好的苗族向导也要动员苗医随军前进。”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民间秘方、偏方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近几年来，民族医药下山进城，走出民族地区，在北京、大庆等地成立了藏医院、瑶医院、民族医院或门诊部。有47种民族药进入了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物目录。在许多城市的药店，都可以买到藏药、蒙药、维药和苗药、找到民族医药专柜。但从整体而言，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学术发展的内因和某些政策性因素，民族医药的发展很不平衡。它的临床能力比过去有所衰退，临床阵地日趋缩小，草药和制剂的使用受到很大限制。名医凋零，后继乏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民族医药的发展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一、少数民族医药面临的困境
1.民族医生怀才不遇，民族医学后继乏人
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国家在发展民族医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一些地方对基层民族医药人员的保护、利用、培训还不够，传统医药资源丢失严重。一些现代管理措施往往脱离国情，不考虑民族医药文化的客观存在和必要保护。在“考试”和整顿中，往往把一些土生土长的民族医生基本上淘汰、“规范”干净，不少民族医生“流落江湖”，连生计都成了问题。致使一些无文字的少数民族地区，原有的民族医已很少有人行医。有心学习者因看不到前途也望而却步。
2.科学研究亟待提高，力求获得市场准入
数字化时代，强调用数字说话。少数民族医药虽然在民间享有盛誉，但是，在药物的化学结构如何？药理机制怎样？有哪些毒副作用？应该注意些什么等关键问题上还缺乏系统扎实的研究、缺乏有说服力的数据。民族医药走向市场、跨出国门困难重重。
3.药物原料急需开发，制药手段还需改进
民族药物大多以天然植物、矿物为原料，有的还要用到野生动物的器官和皮毛。自然环境的恶化、环保意识的增强、各级组织和机构《动、植物保护条例》的颁布实施，必将使民族医学用药渠道受到影响和限制，必须应尽快找到原料替代品；同时，药品的疗效、包装还要符合现代人高效率、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尽可能生产疗效高、副作用小、便于携带的新型药品。
二、民族医学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从历史上看，我国许多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是有卓越疗效的，出现过不少铭刻在人们心中的名医，留下了许多起死回生的故事。彝族医学主张的无病早防、有病早治的预防医学思想，蒙医提倡的注意日常饮食起居的保健疗法以及维医的沙疗法等防病治病思想大大丰富了人类医学宝库，是一笔宝贵财富。因此，我们有必要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保存民族医药文化土壤，像抢救民间文艺那样抢救民族医药文化，甚至建立若干“民族民间医药文化保护区”，尽一切可能把根留住。在民族自治地区，在贯彻《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和《执业医师法》的同时，给乡村的民族民间医生留有一定的余地，凡过去有过行医资格而未发现重大医疗事故者可允许他们在一定范围内继续行医。对年满55岁或行医25年以上的民族民间医生，原则上不加限制，并允许其带徒，以便为今后这一地区民族医药的深入研究保存土壤和种子，提供继承发展的基础。这个做法，我们把它称作“网开一面”的政策。当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提倡“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为“五四”时代的学术解放和学术辉煌做出了贡献。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应该有保留、兼容民族医药的度量。但可惜至今有些人不理解这一点。他们总以为现代化以后，这些“过时的”、“落后的”东西已没有保留的价值。
要确保民族药品的质量，珍惜民族医药的信誉。对民族药品的疗效要做实事求是的介绍，不做夸大事实的广告宣传，对民族药品的选料、投料、加工工艺等方面要加强监督和管理。对医药来说，疗效是硬道理，安全有效是硬指标。
保护药材资源加强栽培引种和人工饲养，防止乱挖乱捕、竭泽而渔。虫草、雪莲、红景天、麝香等一类药物，由于过度开采、捕杀，有的已经成了濒危的动植物，国家必须加强保护。犀角、虎骨，《国际公约》已明令禁止，但临床又急需使用，科研部门应加紧研发，尽快找到替代品。
思考题
1.结合实际，谈谈怎样发展民族传统医药？
本章主要参考资料
1.《草根绝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石文化主编，2004）
2.《中国少数民族常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