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选题意义
近代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阶段，是中国小说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型时期，它既是中国传统小说的终点，也是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是中国小说的现代化的启动时期。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性质由封建社会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内忧外患不断，社会处于动荡之中。尤其是封建制度的衰落和最后灭亡，科举制度被废除，文人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人们对待小说的观念、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这给小说发展带来新的变化，孕育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小说”。而“新小说”的发展催生了现代小说的迅速、壮大。我们选择文人转变和文人生存状态这个切入点，对近代小说进行研究是有价值的。
近代小说，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但是大多集中在重点作家作品研究、小说发展脉络的研究上，而对文人生存状态、作家生存状态与小说产生、发展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还很少。即使是一些作家作品的研究，也比较粗略，不够深入。近代文人在8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探讨近代文人的群体规模、群体构成、群体特征和他们生存的环境和状态，对于我们了解近代小说的发展规律及其内在发展路径有重要的帮助。文人是如何实现由传统文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是如何在发展困境中寻找各自的生存空间并取得重要成就的，报人作家在商业化大都市生存环境中价值观念转变是如何的等等，都是我们研究的问题。
二、研究对象
“近代”，在历史学上指的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大约80年的历史。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开端，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转折点，从此中国社会进入了一百多年的动荡时期。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这场以西方思想为基础，以民主、科学、人权、自由相标榜的运动，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五四”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也是旧文化与新文化的分水岭。
在文学上最早使用“近代”一词的应该是沈雁冰（茅盾）1921年发表的《近代文学体系的研究》。此后，近代文学概念被学者们普遍使用，例如陈衍的《近代诗钞》（1923）、严伟等人的《近代诗选》（1926）、钱仲联的《近代诗评》（1926）、金兆梓的《近代文学之鸟瞰》（1933）、钱歌川的《近代文学之特征》（1934）等。但这些论着中的“近代文学”概念还十分模糊。近代文学究竟是指什么时期的文学？它的时限范围是什么？各家说法不一，难成共识。1929年，陈子展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说：“所谓近代究竟从何时说起？我想来想去，才决定……断自‘戊戌维新运动’时候（一八九八）说起”，他把重点定为1928年。陈独秀曾主张“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郑振铎认为“近代文学开始于明世宗嘉靖元年（公元一五二二年），而终止于五四运动之前（民国七年，公元一九一八年）”。但是，郑先生在《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中修正了此观点，他将中国文学史分为上古、古代、中世、近代、现代五个时期，而近代期明确定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公元一八四〇-一九一八年）。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又把“现代”视为“近代”。总之，在20世纪50年代前，近代文学始终未形成一个明确的科学概念。
近代时期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既是中国传统小说的终点，也是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
在小说史研究中，近代往往被称为“晚清”、“清末民初”等。但是这些提法过于笼统，不够准确。“晚清”一词应用广泛，但是查遍各种工具书，均无“晚清”义项。据《辞海》释义：“晚，时间上将近终了。如当晚；春晚；晚年；晚明。”《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晚”为“时间靠后的，如晚清（清朝末年）”。所谓“晚清”，就是指清代行将结束的最后一段时间，也就是清朝末年。也就是说“晚清”与“清末”的意义是完全相同的。“末年”的意思是“（历史上一个朝代或者一位君主在位时期）最后一段时间”，这里的“最后一段时间”，明确告诉了终止点是灭亡的那一年，但是这一时期的起始点从何年何月算起，以何种重大历史事件作为标志，还是没有明确答案。有人从1872年算起，有人从1898年算起，有人从1902年算起，有的从1903年算起，还有的干脆从1840年算起，也就是从历史学上的中国近代史起点算起，称为近代小说。“民初”又是指哪一段呢？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中华民国”诞生。民初的起始点应是1911年，但是民初的终点在哪里呢？中国文学研究的惯用做法是，把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新文学的开始，1911到1919年作为“中华民国”的初期。这个时期小说的主流仍然是传统小说，当然也有许多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小说，因此，近代时期是传统小说的延续期，也是现代小说的孕育期。
采用“近代小说”这个提法很好，也很准确，还可以消弭一些分歧。因为在历史研究中古代、近代、现代的划分是非常明确的，近代就是指1840年到1919年这段历史时期，不会产生分歧。而且这个时期的小说具有鲜明的特点，也能区别于其他时期。
我们采用“近代小说”这种提法，可以解决小说发展与历史发展是否同步的问题。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有其自身特有的前进步伐和发展规律，不一定和历史（主要是政治史、经济史等）的发展轨迹完全契合。因为历史上的分期，主要是以社会性质的变化和历史事件为标准的，是一个突变的过程，而小说的发展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因此，小说史的发展阶段，应该按照小说的发展特点和变化规律来划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变化始于鸦片战争，而中国社会文化深层的变化以及文学创作（包括小说）的重大转变是在鸦片战争结束的30年左右。从小说观念、小说创作的内容题材、体裁手法、小说出版形式等方面来看，中国传统小说从1872年《申报》创刊开始发生质的变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因为这个时候，“在西方文学和国内小说界革命的冲击和影响下，中国小说的创作才有脱胎换骨的变化，在此之前不过是题材表现领域的拓展、各个类型流派的融合以及艺术手法的某些创新，远称不上转型。”但是，不管是提前还是延迟，这个时间段都还是包括在“近代小说”范围之内。
采用中国“近代小说”概念，可以更加准确地为这个阶段小说定性。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近代小说没有多少好感，尤其是鲁迅先生以及受他影响的大批学者对近代小说评价极低。例如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评价“谴责小说”时以清代“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作为参照物，认为《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戚而能谐，婉而多讽”，无论是主旨还是艺术都有很高价值；而《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谴责小说”则“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是讽刺小说之末流。这里的“末流”不单指“谴责小说”，还包括作为“人情小说”之末流的《九尾龟》，以及作为“谴责小说”之末流——“黑幕小说”。可见，“末流”说是鲁迅先生对清末民初小说模仿前人的整体创作趋向的小说史定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他们接受了西方小说观和艺术价值判断标准，并以此去观照、审视、定性中国近代小说。这显然有失偏颇。而用近代小说概念，其立足点是近代的小说，注重其时代性、现代性和独特性，这样就可以发现此期的小说尽管有不足之处，但仍然具有独特的魅力，有较高的价值。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将研究对象确定为1840年到1919年之间的小说。但是我们的论述并不局限在这个范围内，有可能上推至19世纪初期，也可能下延至20世纪20、30年代。因为一是有些作家在1840年就已成绩卓着，很有文名，也有些作家一直活跃到20世纪30、40年代；二是有些文人的小说作品可能发表在上述期间内，但是其准备阶段和写作时期可能在此之前；三是文人的活动和小说观念的形成不可能在具体某一年，可能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四是一个时期小说的大发展，会受到此前许多前辈思想或行为的影响。
还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强调近代小说起止点的意义在于弄清作家对待小说的观念、态度的转型情况、小说作品的题材内容形式等的转型情况、小说接受传播情况，以便更加准确评价这个阶段小说本身的价值及其在小说史上的意义。
三、概念厘定
1.士、士大夫、知识分子与文人
“文人”概念看似明了，其实非常复杂，与“士”、“士人”、“士大夫”、“知识分子”等概念有密切关系。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的原型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后来才衍化为知识分子，所以我们从“士”谈起。
（1）士。“士”是个历史概念，产生很早，其内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正如余英时所言：“‘士’的传统虽然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但这一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地，‘士’是随着中国史各阶段的发展而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于世的。”学者们曾经从文字训诂的角度对“士”的原始含义和指称作过种种解释。《说文解字》释“士”云：“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十一。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在许慎看来，这里的“一”既指数量一，也指哲学上的“道”，是抽象；“十”既指数量十，也指万事万物，是具象。“始于一，终于十”就是由少到多，由抽象到具体；孔子说的“推十合一”，指由多到少，由博到约，由具体到抽象。具有由少到多，由具体到抽象，又由抽象到具体的人就是善于做事的人。所以段玉裁注曰：“凡能事其事者称士。《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故《传》曰：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从这些解释可以看出，士最初是指那些能干善任的人，也是知识丰富的人。《诗经·甫田》：“今适南亩。或耘或籽，黍稷疑疑，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其中“髦”者，俊也；俊士，指“秀民也”。古代士出于农，而与工商无涉。《管子·小匡》所谓“农之子常为农，朴野而不昵，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事实上，古代之“士”既可指居官与有职位的人，也可指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文人。“他们是知识分子与官僚们结合的产物，是两者的胶着体”。
西周之前，国家大事，集中体现在祭祀与战争上。男人首要的职事是执干戈以保卫社稷，所以上古之士，皆为武士。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说：“吾国古代之士，皆为武士。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作为征战沙场的武士，他们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军事技能就是射和御。“士为低级之贵族”，既然是贵族，就必须具备当时贵族所必需的一些专门知识和文化素养，仅仅懂得射御是不够的，所以还得学习礼、乐、书、数等，掌握“六艺”。士的这些特点，为日后士的知识化、文士化准备了条件。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激烈变动的时代，阶级和等级关系都出现了巨大变化，不少士丧失了贵族身分而沦为平民，而一些有一技之长的平民则脱颖而出，上升到士的行列中来。《国语·周语上》：“诸侯春秋受职于王以临其民，大夫、士日恪位着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共其上。”可见，士等级低于大夫，也可以和大夫一样担任一定官职。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并不是所有的士都能担任官职。《管子·乘马》：“士闲见、博学、意察，而不为君臣者，与功而不与分焉。”“不为君臣”的士（即不担任官职者），不得享受“分颁之赐给”。因此，大多数情况下，士只能靠自己的一技之长依附于贵族，充当公卿大夫的属官或其家宰，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还有不少士沦为平民，据《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记载，太史墨感叹地对赵简子说；“三后之姓，于今为庶。”《国语·周语下》也说：“天所祟之子孙，或在畋亩。”《管子·问第二十四》：“人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士之身耕者几何家？”“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身何事？”“贫士之受责于大夫者几何人？”这些士或亲自耕田，或因贫困而借债，或者为解决经济困难去为人办丧事、当赞礼，或者从事私人讲学，传授文化知识，显然都已不是享有禄田的贵族，已经沦为和农工商并列的“四民”了。
战国时期，有些卿大夫为扩大影响，壮大力量，巩固地位，争相养士以张声势，互相攀比，很多士投靠到他们那里。如晋国栾怀子好施，“士多归之”。着名的“战国四公子”（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礼贤下士，广招宾客，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养士多的有数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