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第二种在文学界、思想界影响大。知识分子通过报纸杂志等传媒对政府决策进行种种时评。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汪康年等人就利用报刊指点时政，而且在这些颇有社会地位的人的带动下，一批传统文人变成了新式报人。1912年民国建成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不像士大夫阶层是社会统治阶级的中心而迅速地边缘化，从政治文化中心撤离。正如余英时先生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从社会中心位置退到边缘，而一些边缘人物却占据了社会舞台之中心。”实际上在20世纪初，报人地位迅速上升，传媒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也随之加大。翰林蔡元培、张元济都愿意为商务印书馆效劳，连状元出身的张誉在1906年也带头发起组织中国图书有限公司，从事编译、印刷、发行图书工作。《每周评论》，分国内、国外大事述评、社论、随感录、国内劳动状况等栏，以短小精悍锋利之言，批评时政，反对强国欺凌弱国。也严厉谴责强国控制巴黎和会及威尔逊的背弃诺言，当时上海《国民日报》等报也刊发了中国各团体的抗议电。针对1919年1月召开的南北和会，各地报纸纷纷发表对和会的主张、看法。甚至还有代表民众的呼声，天津《大公报》1919年1月16日的《陕民切望停战之呼吁》伸张“陕民方延颈企踵冀望和平”的愿望。5月4日，针对和会，《大公报》还刊文称：“是以和议一日不成，即民生一日不靖外人，一日不见信政府，一日不能一意对外。”
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大胆而及时地评论政府内政外交得失，而且往往是建议型、抗议型的言论和行动多于支持型。例如1918年5月，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防敌协定》，北京学生就举行了集会并到总统府请愿。1919年的五四运动，可以说是这种抗议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对于新知识分子的这种行为，毛泽东说：“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
中国知识分子的参与意识，不仅来自于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意蕴，还来自于这种文化注重实际的现实主义精神。注重实际的现实主义文化精神，从各个方面引导人们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在近代，中华民族更是从时代矛盾所提出的现实问题出发，探讨宇宙社会发展的趋势，提出“治世之道”，“思以其适易天下”，经世致用，济世之穷，救世之危，针砭时弊，泄导民情，力求富天下，强天下，安天下。整部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围绕现实社会所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主题而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艰苦卓绝的历史。
二、忧患意识
忧患是指人们心绪上的焦虑、苦闷和烦恼，是一种心理压力。而忧患意识有别于忧患的心绪，它是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
忧患意识有丰富的内涵，首先，忧患意识是一种清醒的危机意识。何谓“忧患”？“忧”，思也，虑也；“患”，祸也，疾也。合而言之，“忧患”就是思虑祸疾之意。可见，忧患意识所“忧”之“患”，就是一种危机，一种困境，是在表面上一片光明的情况下意识到潜在的危机。这是一种与盲目的乐观情绪和侥幸心理相对应的心理状态。危机意识是忧患意识的心理基础。
其次，忧患意识是一种宏大的历史意识。忧患意识所忧并非个人之“患”，而是社会之“患”，历史之“患”，人民之“患”。孟子说：“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这里“一朝之患”，就是对个人遭遇或个人私利之“患”，由此而产生忧世、愤世之情。如唐代诗人陈子昂，一生仕途坎坷，胸怀大志却报国无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表达了忧世、愤世之心态。而“终身之忧”，乃是对国计民生之“忧”，是忧国忧民，发端于民之将亡、国之欲哀之际的爱国之情。如荀子所言：“百乐者，生于治国者也；忧患者，生于乱国者也。”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由于种种原因，难免会遭到各种艰难、挫折，甚至于倾覆灭亡。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人们将会从个人与祖国生死相依、血脉相连的关系中达成共识：“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皆乱，无有安身。”由此产生“人人心忧国之心，人人事忧国之事”的忧患意识。这种超越了个人得失的忧患意识，将其情感升华为炽热的爱国之情。
再次，忧患意识是一种深切的责任意识。爱国文人对国家、民族命运困患的警觉和为消除、缓解这种困患就会激发出强烈的责任感，并进一步唤醒全民族成员对国家民族的自信心与自省心，并以此达到忧患兴邦的目的。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其深层本质是爱国爱民。有爱有责任感，才能发现危机，才敢直面危机；有忧患感才能意识到重任在肩，才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果没有忧患，人们也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使命和责任，就不会在忧伤甚至痛苦中奋发向上。一个民族没有自信心、自豪感，就会陷入悲观和消沉，就会自暴自弃、自毁家珍，以至于自我毁灭；一个民族没有自觉的自省意识，就会夜郎自大、故步自封，精神上盲目乐观。“以天下为己任”自古就是中国文人的优良传统，“匡世济民”“忧时感国”是他们共同的责任和性格。特别在国家危亡、社会动荡之时，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精神就成为激励他们拍案而起、慷慨赴义的动力源泉。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产生了一种无形的重压。鲁迅曾概括当时人们的普遍焦虑：“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挤出。”
最后，忧患意识是一种昂扬的奋进意识。忧患意识并不等同于悲观主义。它并不因忧患而走向颓唐和沉沦，而是在忧患中奋起，在忧患中奋进。忧患意识也要求人们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以求得神奇的效果。正如徐复观所说：“在以信仰为中心的宗教气氛之下，人感到由信仰而得救；把一切问题的责任交给于神，此时不会发生忧患意识；而此时的信心，乃是对神的信心。只有自己担当起问题的责任时，才有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实际是蕴蓄着一种坚强的意志和奋发的精神。”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传统的伦理政治型文化的熏陶下，把个人的命运同祖国和人民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苏轼的“报国之心，死而后已”，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炽热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和他们的以身许国的崇高人格一起永垂史册。深重的忧患意识与炽热的民族自尊心、坚定的民族自信心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这是中国近代史爱国知识分子最突出的特点。戊戌变法运动领袖梁启超说：“必有忧国之心，然后可以言变法；必知国之危亡，然后可以言变法；必知国之弱，由于守旧，然后可以言变法；必深信变法之可以致强，然后可以言变法。”这段话把忧心-关心-信心逻辑地联成一体，颇为典型地反映了忧患意识和民族自信心的统一。
对封建“衰世”的隐忧与批判是近代知识分子的基本色彩。嘉、道之际是清朝统治由盛而衰、世运洽移的转折点。康、乾盛世已成为过去，一个动荡不安、内忧外患的时代正在走来。统治者仍旧沉醉昏睡在虚假的歌舞升平中，对“四海变秋气”的现实毫不觉察，真可谓“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然而，这一切却引起了敏感文人的深切忧患。如龚自珍写道：“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痹疾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花，惨于槁木”，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是社会发生变革的征兆。龚自珍依据公羊学三世说，告诫统治者世有三等，即治世、衰世、乱世，而时下所处的时代正值由治世转入乱世的“衰世”之秋。此时，皇帝沦为中叶之主，“其力弱，其志文，其聪明下，其财少”；大臣多为庸碌之臣，“苟安其位一日，则一日荣，疾病归田里，又以科名长其子孙”；百姓生活每况愈下，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全国上下，“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龚自珍预感到乱世已不远矣！他在《尊隐》一文中危言高论说，在乱世将临时，京师财富、人才、国家重器将流徙到乡村鄙野，“如是则豪杰轻量京师，轻量京师，则山中之势重矣”。一旦山中之民有大音升起，则天地将为之钟鼓，神人将为之波涛矣。此文作于嘉庆二十年（1815）前后，当时清朝衰象已显，龚自珍危言高论，其洞察力之尖锐犀利，令人叹服。三十年后的太平天国起事，印证了这一预言。
如果说龚自珍的忧患多因触及清廷的腐朽而产生，那么林则徐、魏源的忧患则多因外来列强的刺激而勃发。魏源《海国图志》，为人们展示了一幅世界面貌的全新图像。魏源在此书的原序中就说明自己的创作动机：一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二为“忧患与发愤”。在魏源看来，忧患意识乃是一种精神动力，倚重其他国家方能安定，人民才能觉醒，进而才能讲求制夷、攻夷之道。这里，魏源为我们传递出他的海防思想、经世思想，也多由愤懑、忧患而产生。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中原若得销金革，两叟何妨老戍边”，正是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的忧国忧民心志的表达。被动挨打的处境，亡国灭种的阴影，萦绕于他的脑际心怀，直到临终前还向国人敲响了“俄患”的警钟，大声疾呼：“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
甲午战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耻辱和灾难，又转化为知识分子痛心疾首的巨大忧患。在维新志士那里，忧国伤时的言语比比皆是。谭嗣同写道：“世间无物抵春愁，向合草木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梁启超高喊：“痛乎哉！以吾中国四万万戴天履地，含生负气之众，轩辕之胤，仲尼之徒，尧舜文王之民，乃侁侁翛翛，忍尤攘垢，腼然为臣为妾、为奴为隶、为牛为马于他族，以偷余命而保残喘也。”知识分子严重的危机感导向为一种焦灼的求变心态，莫大的忧患，升腾为一片救亡图存的呼号。康有为指出人民的苦难，祖国的不幸，“已达极度悲惨的境地，再不大声疾呼，擂鼓长号，奋发图强，则是真死矣亡矣不可救矣”！梁启超多次呼吁：“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数年之后，乡井不知谁氏之藩，眷属不知谁氏之奴，血肉不知谁氏之俎，魂魄不知谁氏之鬼……不亦哀乎？！”维新志士们凭着敏锐的政治头脑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故国民之忧患心与竞争心，遂益不振矣。”因此，“如欲存中国则不可不和众，不可不多人。”这就把忧患意识从知识分子群体的狭窄范围，推向更广阔的社会领域，以激起全民的“畏惧心，扞卫心，团结心，与一切勇猛精进心，则中国之前途，庶有可望乎！”得力于维新爱国同志的积极努力，全国知识阶层出现了“爱国相砥砺，救亡为己任”的生动局面。梁启超评价道：“甲午以前，吾国之士大夫忧国难、谈国事者几绝焉。自中东一役，我师败绩，割地偿款，创下痛深，于是慷慨爱国之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多有。”维新志士之所以蜂拥而起，是国衰民弱、战争失败带来的巨大忧患。虽然以振兴国家民族为目标的戊戌变法功败垂成，但他们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教育和影响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和爱国群众，促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思想启蒙的潮流。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也真实反映了不少文化人内心深处陷入的那种前所未有的失落、困惑和茫然。他们具有特殊的敏感性和前瞻性，却又表现出力不从心的窘迫。知识分子不可能成为一个结实的社会实体，用钢铁一般的经济实力对旧社会进行武器的批判。近代中国社会历史所造就的这群知识分子，他们的心灵已经意识到未来，但它们自身躯体却依然滞留在过去，他们的社会认识、文化教养乃至思想灵魂都是双重的，他们的整个生命都被历史分割着，同时真实地体现着历史的联系和历史的矛后，因而具有浓郁的悲壮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