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把供应边疆少数民族的茶叶称为“边茶”，很早就有了较大规模的茶叶贸易，并产生了相应的“茶马互市”。到清代在边地藏区的茶叶贸易活动中，回族中间商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当时，“甘肃茶商，旧设东西两柜，东柜之商，均籍山陕；西柜则回民充商，而陕籍尤重”[24]。清同治年间，清军开赴新疆平定阿古柏叛乱时，“西柜”之“魁泰通”商号老板——甘肃镇番（今民勤）籍商人马合盛，是当时兰州的重要茶商[25]，他将砖茶由陕西泾阳运至甘肃分销。马合盛自己拥有骆驼队，在民勤饲养大批骆驼，其中仅白骆驼就有300多峰[26]。据记载，清代以来，销往边地藏区的茶叶主要是湘产茶叶。凡供应边地藏区的茶叶通常原料都比较粗劣，而价格亦较低廉。由于边地藏区交通不便，运输困难，故需将茶叶加工成紧压茶——砖茶。因而黑砖茶、红砖茶、茯茶便成了商家、消费者受欢迎的商品。还有一种未经紧压的“大茶”，产于四川的松潘、茂州一带，其质更劣，而价格亦更低，然而却深受当地较低消费水准之民众喜好。民国时期，茶叶一般先从湖南安化江南坪集中，装船沿资水经益阳出临资口，再沿湘江下驶武昌，改装火车，沿平汉路运到河南郑州转陇海路至西安、咸阳，再换汽车或牲口运至泾阳压砖（之所以人们坚持要在泾阳把茶叶压砖成封，据说是由于当地的水质好，制成的砖茶饮用时味道较好），再转运至兰州分销进入边地藏区。抗日战争期间，因武汉失陷改经沉江至宜昌、重庆，沿嘉陵江上驶至广元，再转陕西泾阳，然后赴兰州。这一今人看来是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也都是由于甘青川回族茶叶中间商的精心组织而得以长年累月地进行着。
粮食的经营也大体如此。边地藏区人民多食肉，仅需用少量青稞。然而草地边缘的藏民，由于较多地受到内地人的风俗影响，于是近代以来，边地藏区对于粮食的需求也大增。除了传统的青稞以外，面粉的需求量使得回族商人的运粮驮队兴旺忙碌不休。据载，仅拉卜楞一地，20世纪40年代时，每年需货量就达到700多万斤[27]。甘青等地回族粮商们，就地大量收购粮食加工以后转运到边地藏区销售。
大宗的商品较多是由一些大的回族中间商们垄断经营，而其他的一些数量稍少的商品，也由回族商人们在做着转手贸易。例如，白糖与布匹是从成都经松潘转运到夏河拉卜楞。狼、狐、水獭、豹等类兽皮，大多产于西康，回族商人们从那里进货，在拉卜楞、临夏等地转手销售。藏民使用的哈达，其生产地是成都，也由回族商人调入，出售于藏人。这种类型的中间商，在历史上的边地藏区比比皆是。
旧时由于边地藏区的地势边远，交通不便，主要的运输工具就是依靠畜力——马、骡、牦牛，来完成长途货运任务。甘青川省的回族商人们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冒着随时会被土匪打劫、生命遭遇不测的危险，经年累月，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每年春秋二季，西道堂商队一批批向草地进发，到处都有他们活动的市场。商队归来时，就是洮州旧城皮毛市场最活跃的时候”[28]。
回民中还有一种小的商业中介人——牲畜“牙客”（经纪人），在拉卜楞及临潭有不少，牙客们为外地来的牛马贩子充当中间人，这些牙客“熟谙汉藏二语，并熟悉商业情形，他们的职能是周旋买卖双方，使交易得到成功”，临潭“旧城的行佣，随时议定”[29]。
在边地藏区贸易路线经过的交通要道许多集镇，都有一种“歇家”，又称“行户”，类似于今日的货栈，主人不少是回民。它的职能是：接待过往商人并为之存放货物，代理政府收税，为买卖双方充当中介、收取费用，为客商代办驼马运输。仔细观察这类“歇家”，可以看出它所具有的典型的商业中介的性质。
（三）商品经营的效益
对回族善贾之特点，我们在对其近代以来参与边地藏区与内地的商业贸易的历史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以后，有了更加透彻的认识。
清代至民国期间，甘青川籍的回族商人经长期努力，励精图治，终于在边地藏区执掌商业贸易之牛耳。“甘肃、青海底重要贸易，如羊毛业，如与番人间的各种贸易，回教徒占有极重要的地位”[30]，在一些地方，“按现在情形来说，回民操藏民的重要经济权”[31]，而“汉人则委蛇于各种人之间”[32]。在临潭，“商业大权，自清代以来，始终操于诸回民之手”[33]，当地的贩运商可以占到四省边区总数的7/10，而交易额可以占到四省边区的6/10；在拉卜楞地区，“各商号资本在十万元以上者，皮毛商品占十分之四，资本十万元以下者甚众，约一百三十多家，此项皮商多系青海及临夏之回民官绅经营”[34]；再看在河湟地区，“据河州区和青海民国23年的统计，较大的商业资本有25家，全部是回民，资本估计约1500万元，中等商人107家，回七汉三，资本估计约570万元，小商户195家，回六汉四，资本约247万元，这可见商业是掌握在回族商人手中的”[35]。
甘青川回族商人通过从事对边地藏区的商业贸易活动，不少人因此“而家累万金”[36]。对于回族商人们的成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回族商人是个能吃苦、善经营的商人群体，此处不再赘述。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在对边地藏区的贸易中丰厚利润因素的刺激。尤其是回族商人们在对藏民商业贸易中确实存在的不等价交换问题，我们现在根本不必讳言。应当承认，以往在内地与边地商贸活动中，不等价交换是普遍现象（并不是回族仅有的现象），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一概贬斥、否定，更不能以现代人的道德标准来苛求旧时的回族商人们。我们应当以是否合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是否适应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衡量是非。依旧时的情况，回族商人们的商业活动，是基于边地藏区与内地人民双方的共同需求。在渠道极为不畅的情况下，畜产品没有经过流通、交换，无法实现它的经济价值，大多只能白白烂掉，而内地的制成品，也无法进入边地藏区。正是有了这种中介因素，边地藏区人民手中的资源产生了（或增加了）价值，同时得到了它们所急需的商品；而内地得到了所需的原料，并为自己的产品打开了新的市场。我们并非是鼓励不等价交换，但从特定的历史意义上讲，回族商人们通过不等价交换所获取的丰厚利润，在当时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三、边地藏区与内地民族关系的友好使者
聚居于甘、青、川的回族人口，其数量不少（尤其是甘青两省相当可观）。他们当中的众多回族商人为何能以此为基地，面向边地藏区开创出如此辉煌的民族贸易业绩？这常常令一般人百思不得其解。分析其中之原因是：
（一）特定的地理区位优势
甘青川的不少回族聚居区，往往具有特定的地理区位优势。以甘青回族聚居的河湟地区为例。从自然地形上说，它位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结合部；从经济地理上说，它位于农区与牧区的结合部；从民族分布上说，它位于汉族聚居区与藏族聚居区的结合部；从传统文化上说，它位于儒家文化与藏传佛教文化的结合部；从政治地缘上说，它位于边疆地区与中原内地的结合部。概括而言，河湟地区堪称是汉藏两大文明、农耕与游牧两大文明的结合部或曰过渡地带。“地理位置和人口成分的结合”，使得这一地区成为中原内地与边地藏区之间“政治的和种族的过渡地带”[37]。特定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经济商贸中心的地位。历史上，甘青地区回族聚居人数较多，时间较长，他们牢牢把握并充分利用了这一地理区位优势。
（二）藏族的轻商观念
众所周知，边地藏区的人民大多以牧业为主，少数人则以牧兼农，而鲜有人去经营商贾的。边地藏区的上层僧俗人士，虽然大多拥有经商的资本，但直接经商的极少。如抗日战争以前，甘肃夏河县的藏商仅占有2.9%[38]，他们主要通过有关系的回汉商人做生意。而回族是一个擅长经商的民族，藏民的轻商则使回族有了“可乘之机”。
（三）汉族商人视入边地藏区为畏途
历史上，由于边地藏区的海拔较高、气压较低、气候严寒、高山缺氧、路途遥远，加之语言不通，风俗不懂，外人入此大多不适应。内地的汉族商人往住会将边地藏区当做“荒蛮之地”，把进边地藏区经商贸易视为畏途。以至于旧时边地藏区，“中外人士鲜有入其境者”[39]，一般从内地沿海来的商人，到了临夏或临潭以后，便不敢再“越雷池一步”。甘青川地区回族，其民族性是特别能吃苦耐劳，他们或步行，或骑牦牛和马、骡，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深入人迹罕至之处，穿行于一个个部落、一座座帐篷，用茶叶、百货，换回藏民手中的皮张、毛绒等，沟通了与外界的经贸往来。
（四）回族的特殊身份使然
回族是一个有着鲜明特点的民族，一方面她与汉族在外在特征（如体质、外形、语言、文字、服饰等）上有着相同或相似点；另一方面她又与其他兄弟少数民族在内在特征（如心理素质——同是人口居少数的心理、同是曾遭受汉族统治阶级民族压迫的心理）有着相同点或相似点。较之汉民族，回族更了解少数民族；反之，较之于少数民族，回族往往也更了解汉族。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得回族可以活跃于汉族与藏族（也包括其他少数民族）之间，回族商人在藏、汉民族贸易中能够大行其道也就容易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