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卜杜·哈米德·本·哈杜格（1925—1999），自幼生活在农村，曾在君士坦丁高等学院学习，后至突尼斯宰顿大学深造，以后在法国马赛技术学院学习。他曾参加过反法民族斗争，被捕入狱，后从突尼斯返回阿尔及利亚。他较早从事文学创作。197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南风》，被认为是阿尔及利亚首部用阿拉伯文写作的长篇小说。它描写革命胜利后，阿尔及利亚农村即将实行土改。地主加迪在民族战争期间为讨好革命，想把女儿宰莉哈嫁给革命者马利克。不想宰莉哈因从阿尔及尔乘坐的列车被革命者误炸而死去，于是加迪向法国当局告密，法国人便对村庄进行扫荡报复。革命后，马利克当了乡长，加迪为保住自己的土地，又想把二女儿奈菲莎嫁给马利克。奈菲莎不同意父亲的婚姻安排，决心出逃，但误入森林，被蛇咬伤，她家的羊倌拉比哈将她救回家中。加迪知道后，认为有辱门庭，砍伤了拉比哈，自己也被拉比哈的哑巴母亲砍成重伤，奈菲莎不得不回到自己家中。小说揭示了阿尔及利亚革命胜利之初农村社会关系的错综复杂，围绕土地和各自的不同利益而展开斗争，这实际是革命前的问题的延续，小说以此表明革命的途程是艰巨的。小说中奈菲莎这一人物形象，代表了阿尔及利亚正在成长的有文化的年轻一代。
阿拉伯海湾地区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其地位在阿拉伯国家中越来越重要。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等国在自己的小说发展史上经历了从模仿传统、传统与革新并存、借鉴西方到寻求具有本民族特色创作的长期探索过程。海湾诸国的小说发展在总体上与上述国家并无不同，只是大大缩短了这一过程。它们的作家面对自己国家的新特点如石油带来的繁荣、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与西方大国的关系、大批移民的涌人（有阿拉伯国家的，更多的是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的民工）、传统社会与新社会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人们在价值观、道德观上的冲突，构成他们文学创作的特殊背景。他们重视民族特点，小说也成为他们“无声的良心”。由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国的诗歌创作一直未曾间断，产生了大量民间诗人和诗歌。海湾诸国小说（主要是短篇小说）的产生和发展，还是六七十年代以后的事，阿联酋、巴林、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都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作家。
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短篇小说创作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大批女作家的涌现。原因是自五六十年代以来，妇女获得广泛受教育的权利，为女作家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在封闭保守的国度里，女性面临的问题比男性更多，如丈夫的冷漠、不忠，夫妻间的不平等、女性只能在人洞房时才能见丈夫的面、女性婚前对丈夫的设想及由此产生的失望、女性的不育、工作机会的不均、女性的内心压抑……这些问题均在女作家笔下得到表现，如沙特阿拉伯的海里娅·斯加夫的短篇小说集《远航》、谢里法·舍姆莱的《平静的心》、法蒂玛·哈纳维的《男人、影子》、阿联酋的苏阿德·阿里米的《儿童》、科威特的莱拉·奥斯曼的《夜晚的眼睛》、巴林的法齐娅·拉希德的《绿茵怎么变成石头》等。
阿卜杜·哈米德·艾哈迈德是阿联酋作协主席，1958年生于迪拜，长期从事新闻工作。他出版过短篇小说集《在空旷的海湾游泳》（1982）、《打场工》（1987）和《在白天的边上》（1992），大多表现被忽视的阶层和小人物的命运，在价值观念发生剧变的社会中寻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观念。作者的语言充满诗意，常用内心独白、联想和意识流手法。作品中多用民间传说，同一个人往往在不同作品中出现，给人以一种整体感。《打场工》用闪回、时空交错手法，描写一个从阿曼来的民工由于社会剧变失去谋生手段而自杀的悲惨命运。《在白天的边上》揭示了繁荣的社会生活的另一面，写了纳比莱和玛丽娅两个不同类型的女性，前者代表堕落；在后者身上，寄托着作者的理想与希望。
巴林女作家法姬娅·拉希德（1947—），长期在《海湾报》从事新闻工作，1979年开始文学创作，是海湾地区一位多产的重要作家。她写有短篇小说集《阴影与欢乐的幻影》（1983）和《绿色如何变为石头》（1988），长篇小说《围困》（1983）和《阿拉伯怪骑士的嬗变》（1990）等。作品多描写传统社会与新生活的矛盾，大胆直露，颇具深度。如短篇小说《问》用短短篇幅揭示了传统社会中“性”的压抑：一个女孩仅仅与男孩在家中约会就被认为有伤风化，并在一个雨夜竟莫名其妙地永远消失了。她妹妹不解地在心中问道：“她无可选择地毁灭了，竟然没人间那是为什么？仅仅是因为她做了每日都能见、人人都在做的事吗？”巴林长篇小说80年代后才产生。除法姬娅·拉希德外，尚有穆·阿卜杜·马立克（1952—）的《模仿》。长篇小说虽然数量不多，却具有浓烈的地方特色。阿卜杜拉·哈里法（1940—）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出版过短篇小说集《冬季之声》和《沙和茉莉花》，长篇小说《珍珠》（1982）、《海盗和城市》（1982）和《珍珠场》（1983）等。《珍珠》描写一个青年潜水员因父亲病重不得不代替他下海采集珍珠。他患有耳疾，但老板硬要他潜人深海，结果在海水的强压下因脑耳血管爆裂而死。小说通过船只在大海触礁沉没，水手们在荒漠中与死亡搏斗的惊险场景，对人与海洋、沙漠、自然的生死相依关系作了非常出色的描写，同时表现了潜水员们与老板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其内容在阿拉伯文学中独具一格。
科威特在海湾地区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产生了一些重要诗人和作家，其中代表性的有女作家莱拉·奥斯曼、女诗人苏阿德·萨巴赫。莱拉·奥斯曼（1941—）毕业于开罗大学，曾从事新闻工作，已出版短篇小说集《烟缸中的女人》（1976）、《明察之夜》、《多种多样的爱》（1976）、《他不适合爱》和《法特希娅选择死亡》（1989），长篇小说《女人和猫》（1983）和《沃赛米娅走出大海》（1991），表现传统社会中女人的苦难和她们对真爱的渴望和追求，强调女人有选择生活的权利，呼唤人际间的真诚和理解，同时揭露了社会道德沦丧、有悖情理的一面。如短篇小说《烟缸中的女人》通过几个男女的关系表现了社会生活中的乱伦，对此予以谴责。女诗人苏阿德·萨巴赫（1942—）是科威特王室公主，先后在开罗大学、英国萨里大学学习经济，并取得博士学位。她从70年代初开始创作，至今出版诗集十余部，如《生命之歌》《希冀》《献给你，我的儿子》《女人的悄悄话》《本来就是女性》《玫瑰与枪的对话》《最后的宝剑》等。阿拉伯妇女所处的“失权”、“失语”状况是激起这位具有女权意识、人文精神的现代女性进行创作的重要原因。她用诗歌倾诉阿拉伯妇女的悲惨境遇、呼唤女性意识和她们的天然权利。对她来说，揭露、批判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是要构建一个男女和谐相处、在差异中求平等、以爱为主导的社会。在她的诗中，“爱”的讴歌成了回响不绝的主旋律。她的诗中，有狭义的爱——通过家庭亲情之爱，对儿子、丈夫之爱，两性之爱，以唤起沉睡人们心底的感情；也有广义的爱——通过对祖国之爱，对阿拉伯古代光荣的追思，对反对专制暴虐、抵抗外来侵略的讴歌，激发起人们的爱国主义感情。她曾深情地写道：“我是一个诗人，/乐于驾驭幻想的羽翼，/用幻想去歌颂美丽，/从美中获取诗意。/为爱情泼墨挥毫，/为希望的故园高唱美曲。/在盛开的玫瑰中，/在篇篇书页之间，/在祈祝和祷告里，/随时能和它相遇。”苏·萨巴赫的创作打破传统，勇于创新，独具一格。在阿拉伯男性为主导的社会里，面对保守势力的挑战（她的诗作在某些阿拉伯国家曾遭查禁），她始终不屈不挠。她的诗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风格，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给人以忧愤、凝重之感，也给人以欢乐和希望。她的诗中古典和现代声律融为一体。质朴中见出高雅，温婉中不乏刚毅。她的出现使当代阿拉伯诗坛上有了一位女性代言人，一位才华出众成果丰硕的女诗人。中国于1991年曾出版她的《希冀》等四部诗集。
沙特阿拉伯作家阿卜杜·拉赫曼·穆尼福（1933—），父亲是沙特人，母亲是伊拉克人。他在沙特、约旦上过中学，毕业于巴格达大学，在南斯拉夫一所大学获石油经济学博士，先后在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工作过，曾主编《石油和发展》杂志。他是一位具有独特创作思想而又多产的作家，出版过长篇小说《树木和马尔祖格的被杀》（1973）、《拜火教爱情故事》（1974）、《地中海之东》（1975）、《终结》（1977）、《我们离开桥梁》（1979）、《盐之城》（1984—1989，共五部）、《大众的土地》（1999）和《光之旅》（2001）等。其作品多表现政治内容。在《树木和马尔祖格的被杀》中以两个不同人物的遭遇，揭示某些阿拉伯国家对人和自由的压制。主人公曼苏尔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教师，被大学解雇，并被投入监狱，出狱后不得不四处流亡，但仍遭监视，就这样度过了20年。他对历史、对革命、对改变世界已失去信心，好不容易获准出国谋生。在火车上他遇见一个叫伊利亚斯的人，一个流亡者。他出身下层，因在家乡反对权势者砍掉他家树木去建农庄而遭迫害，四处流亡。他做过苦力等多种工作，甚至拦路抢劫，有家难归。小说尖锐揭示了某些阿拉伯国家专制制度对自由的压制，以及给人、给家庭、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在不少作品中，作者观点明晰，对阿拉伯国家中许多社会弊端大胆进行揭露。作者本人也曾遭迫害。他的作品往往通过对历史的叙述，以展示现代社会形成、发展的轨迹，具有深广的内涵，在阿拉伯当代文学中独具一格，受到评论界的好评，并在1999年荣获首届阿拉伯长篇小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