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后三个月零二十二天（8月28日），我就招待记者，宣布与胡茵梦离婚了。离婚之前，胡茵梦已回娘家一住多日，我8月28日看报，看到她竟参加国民党幕后策动的斗臭李敖集会，并口出伪证，不知自己是什么身份，我感于全世界无此婚姻行规或婚姻伦理，也无此做人或做人太太的离谱行为，我放下报纸，通知叶圣康等朋友们，告诉他们我决定招待记者，宣布离婚。当天下午我在大陆大楼举行记者招待会，并散发书面声明一纸：
一、罗马凯撒大帝在被朋友和敌人行刺的时候，他武功过人，拔剑抵抗。但他发现在攻击他的人群里，有他心爱的人布鲁塔斯的时候，他对布鲁塔斯说：“怎么还有你，布鲁塔斯？”于是他宁愿被杀，不再抵抗。
二、胡茵梦是我心爱的人，对她，我不抵抗。
三、我现在宣布我同胡茵梦离婚。对这一婚姻的失败，错全在我，胡茵梦没错。
四、我现在签好离婚文件，请原来的证婚人孟祥柯先生送请胡茵梦签字。
五、由于我的离去，我祝福胡茵梦永远美丽，不再哀愁。
李敖 1980年8月28日
随后我请孟绝子带着我签好的离婚文件，直送胡茵梦家，记者们也就蜂拥胡家，不久胡茵梦打电话来，说她很难过，无论如何要我亲自去一趟，我答应了。在路上，我停下我的凯迪拉克轿车，在花店里买了一大把红玫瑰，就去敲门。胡茵梦素服而出，与我相拥，并一再泪下，我说：“因因啊，你说你将是’唐宝云第二‘，因为丈夫不同意离婚。今天我保证你不是’唐宝云第二‘——你是’胡茵梦第一‘！”胡茵梦认为离婚文件要重写两张，用一般离婚套语，我虽嫌俗气，也同意了。于是由她亲笔写“离婚协议书”，第一张写毕，我看用的是中华民国年号，说：“我是不奉中华民国正朔的，这张你留着，另写一张写公元的吧，我要那一张。”挤满客厅的记者们闻之哄堂。胡茵梦事后公然赞美我的书面声明写得文笔优美雄浑，她大概没发现我的整个过程都是“大男人主义”的气魄。正因为是“大男人主义”，所以出口、下笔、送花、签字，都是豁然大度，包容“大女人主义”的“新女性”的离谱行为。后来人多赞美说李敖真会离婚，可谓“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大概我的离婚离得太干脆，太漂亮了，当天晚上就上了电视新闻，香港的电视公司也派人访问我，极一时之盛。离婚当天晚上我和几位美女吃饭，有人说我是“离婚大王”，其实我岂止大王，早就是专家呢！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就是《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写的就是古代的离婚，就被同学戏呼为“离婚专家”呢！
离婚后不久，有一次，我跟一位刚考取空中小姐的可爱女孩子在床上，随便聊天，她说了一段话是：“李敖，你有许多优点，其中之一是你跟胡茵梦离婚前后，她说了你那么多的坏话，可是你却不说她一句坏话，那时我还不认识你，可是我跟姨妈们谈起来，大家都欣赏极了。”我听了，笑道：“梁启超有两句诗是：’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若狂欲语谁？‘我离婚前后，在国民党报纸带领下，在政治阴谋下，蓄意利用胡茵梦来中伤我，斗臭我，台湾举岛若狂，海外也一样，都使我不容分说。我跟胡茵梦的一些事，也就全部由她包办了。但是，我的为人，也许正是’十年以后当思我‘，也许十年以后，事实会证明我多么能有忍谤的本领，那时候，也许我会写出我与胡茵梦的一些真相，那时候你再欣赏吧！”
1991年1月12日，蔡仲伯难兄送我一卷录像带，是日本NHK对仲伯和胡茵梦等的访问。NHK做“亚洲四小龙”专辑，“台湾篇”要专访两位有代表性的本省人，两位有代表性的外省人。本省人访问了蔡仲伯，并透过蔡仲伯要访问外省人李敖。我生平讨厌日本，拒绝了。仲伯乃把机会让给胡茵梦。看了胡茵梦所做的日本人眼中“女优”录像带，我不伦不类地联想到九百年前古人的《腊享》诗：
明星惨澹月参差，
万窍含风各自悲。
人散庙门灯火尽，
却寻残梦独多时。
除了毫无悲情可言之外，这首小诗，倒颇能显出我与胡茵梦的处境。如今胡茵梦“明星惨澹”，我跟她鹿港古庙之行，也早曲终人散、灯火为尽；这位明星也春残梦断、无复当年。一切因缘，一切交汇，一切旧史，一切前情，所剩唯一“残”字了结。胡茵梦一生力争上游，不同流俗，可惜缺乏真知、走火入魔，终落得脸蛋满分、大脑零蛋。以20世纪的美人，信12世纪的怪力乱神，还自以为是“新女性”，其愚而好自用，有乃母风。她因迷信改运，改名“胡’因‘梦”后，身兼结婚离婚双料证人的孟绝子来电话说：“胡茵梦应该把’茵‘字改为’姻‘字才对，婚姻如梦，不亦宜乎？”我说：“本来是绿草如茵，人生如梦。现在她要落草为因，自然又是大神附体的杰作。这是小事一件。大事倒是胡茵梦红颜老去，后事如何，倒真有待下回分解呢！”老孟叹息，我亦顿悟，开户视之，云深无处。
在我大踏步向前复出的过程里，国民党官方也大踏步笼罩下阴影，这一阴影，显然在封杀李敖的卷土重来。当我在《中国时报》推出“李敖特写”专栏后，国民党以军方和情治方面为主轴的人马，从王昇到白万祥，都一再向余纪忠表达了“愤怒”，立场“风派”的余纪忠为了《中国时报》的风头，也力事暗抗，他请我和国民党文工会主任楚崧秋吃了一次饭，隐含先取得党方谅解之意。其实在我看来，不论军方和情治方面，或者党方，都是吃不消我李敖的，所以这一专栏也写不长久。1979年12月6日，我终于写信给高信疆，结束了我在《中国时报》的专栏。
国民党官方不但封杀我，也连带封杀胡茵梦。胡茵梦的星路出现了挫折，国民党的“中央电影公司”带头封杀她，宋楚瑜的“新闻局”也不请她主持金马奖等集会了（有一次宋楚瑜等几位大员同我吃饭，我附耳问宋楚瑜：“是不是我连累了胡茵梦的电影明星前途？怎么她没戏拍了？甚至连一向由她出面主持的有外宾在场的节目也不找她了？”宋楚瑜小声告诉我：“你不要误会。真的原因乃是胡茵梦英文不好。”后来我和胡茵梦离婚了，胡茵梦做伪证，表演“大义灭夫”。很快的，胡同志又有戏拍了，又主持金马奖了——她的英文，立刻又好起来了）。胡茵梦是电影明星，明星岂能长期承受被封杀，被冷落之感，于是日久愁生，隐成我们分手的伏机。这时候官方意想不到地捡到一个封杀李敖的机会，就是萧孟能诬告李敖案。这件案子，根本原因在萧孟能抛弃了四十年同甘共苦的发妻朱婉坚，我仗义执言，因而触怒了萧孟能和他姘妇王剑芬。我认为，萧孟能要离婚，可以，但朱婉坚已年近六旬，生计堪虞，萧孟能至少该把夫妻一起赚的钱分朱婉坚一半，不该把十五户房地和房租、汽车、电话、押金、家具、用品、债权等都过在别的女人名下，不该不但不分给朱婉坚，反倒用朱婉坚名义欠债欠税，最后致使她不能出境谋生。我是与他们夫妇一起在文星共事多年的见证人，我亲眼看到朱婉坚如何既婉且坚地帮萧孟能赚了这些财产，如今这样子被扫地出门，我不能沉默，我要打抱不平。为了这一打抱不平，我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萧孟能居然受姘妇调唆，翻脸无情无义，利用我帮他料理水晶大厦一件事做切入点，诬告我侵占。一开始，台北地方法院陈联欢法官判我无罪，但到了“高等法院”后，林晃、黄剑青、顾锦才三法官却希旨承风、玩法弄权，判我坐牢半年，判决内容之蹊跷已到了离奇程度：
一、三法官竟不承认亲笔字据——在法庭上，李敖拿出萧孟能亲笔写的“字画、书籍、古董及家具等，……均系本人移转与李先生以抵偿对其所欠之债务者，应该属李敖先生所有”的字据，以证明萧孟能在诬告。但是三法官却说“应有借据证明其有债权”，否则纵使有萧孟能亲笔字据，也不算数。但萧孟能既然最后以字画等抵债，原来的借据，自然就已返还债务人萧孟能了。三法官责怪李敖提不出借据，试问李敖若提得出，岂不变成一债两还了？难道三法官要李敖同意字画等抵债，又要扣留借据吗？天下可有这样的证据法则吗？可是三法官不管，硬判李敖侵占，这不是笑话吗？
二、三法官竟不承认科学鉴定——电话乃李敖借给萧孟能的，萧孟能竟告李敖侵占，理由是电信局的申请书是他亲笔填写的。经法院调卷，申请书赫然竟是李敖弟弟李放笔迹。萧孟能理屈，改口说是李放代他申请的，当时一次申请几个电话，请法院调次一号的申请书，如是李放笔迹，电话就是他的。经法院再调卷，并送请刑事警察局科学鉴定，鉴定结果是前后两张申请书，“非一人所书写”！但三法官竟连这种科学鉴定报告都不采信，硬判李敖侵占，这不是笑话吗？
三、三法官竟窜改笔录——三法官说：“据周其新于本院供证确是签付自诉人而非借票。”因而判决“应可认定上引字据为虚伪意思表示而亦以委托关系交付”。但查笔录原文，明明是“借票”而非“签付”，周其新供证如此，三法官竟说“周其新确是签付自诉人而非借票”，法官如此窜改笔录，罗织入罪，这不是笑话吗？
四、三法官竟代栽证据——三法官说：“自诉人复因委任被告处理一切事务而于备忘录中列入该支票款。”所谓“备忘录”，其实从未给李敖，萧孟能也提不出给李敖的证据。按萧孟能全部委任共二十三项，为萧孟能书面提出，为李敖所是认，但其中并无代催讨十三张支票的委任，如果有的话，萧孟能为什么不列出？法官如此代栽证据，罗织入罪，这不是笑话吗？
五、三法官竟捏造配偶——三法官说李敖把房屋“移转登记与其配偶胡因子”，是大错特错的！“移转登记”是1980年1月10日，胡因子（胡茵梦）成为“配偶”是同年5月6日。三法官为了造成“李敖把房子给了老婆”的伏笔，竟提前四个月使李敖结婚。法官如此捏造配偶，罗织入罪，这不是笑话吗？
六、三法官竟歪曲情理——三法官说李敖“主张抵债之字画中，有自诉人之亡父萧同兹做寿时他人所送之条幅等如附表所列，依之情理，殊无用以抵债者，可证其所辩抵债之不实”。但林紫耀做证时，明明说萧孟能曾以齐白石画一幅向他抵债，画上有黄少谷题字“萧同兹吾兄主持中央社十五周年纪念”，可见世界上并无“纪念性书画不可抵债说”！三法官如此歪曲情理，罗织入罪，这不是笑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