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1992·四十七到五十七岁）
我生平写作虽多，却始终没办过自己的杂志，过去主持《文星》杂志，是鹊巢鸠占，不算是自己的杂志。《文星》被封后，我申请不到杂志执照，后来坐牢，一连十四年大霉运，离办杂志愈来愈远。十四年后复出，在1981年申请杂志执照，“行政院”新闻局在该年4月18日按“出版法”第9条给了我“千秋评论”杂志执照，但在一个多月后，却又快速按“出版法”第11条“技术击倒”（T.K.O.technical knock—out）了它，使我因冤案入狱而不得为杂志发行人。这一内幕，值得细说。
我二十四岁拿到台大毕业文凭后，一连二十二年都长捐箱底，一直没有用它，因为我没有正式职业，文凭对我毫无用处。不过，到了1981年我四十六岁时候，它派上了用场，因为我想办一本杂志，申请杂志执照要用大学毕业证书，我就申请了一张“千秋评论”杂志执照（局版台志字第2775号）。可是，这个执照很微妙地害到了我，执照发下来（1981年4月23日）才五十五天（1981年6月17日），我在地方法院已判无罪的官司（萧孟能自诉李敖所谓侵占案），突然受政治影响，一夕之间，竟被台湾“高等法院”的法官林晃、黄剑青、顾锦才三人枉法裁判为有罪（1980年度上诉字第2498号）！这一判决，微妙反映了外界“选举快到，快判李敖”的公论为什么口耳相传，也反映了争取自由的长路上我所付出的苦心、代价与牺牲。妙的还不止这种巧于配合的枉法裁判，还有更妙的。在枉法判决后二十三天（1981年7月10日），我突然收到台北市政府“1981府新一字第31031号”市长李登辉的来函，说：“一、准台湾’高等法院‘七十年6月29日剑刑勇字第26号函略以：李敖因侵占罪经判处有期徒刑六月确定。二、依出版法第11条第3款规定，被处二月以上之刑在执行中不得为杂志之发行人。另同法施行细则第16条规定：新闻纸、杂志……之发行人有出版法第11条各款所列情事之一，未依同法第10条之规定申请变更发行人登记，注销其登记。”收到这封来函后，我又大惑不解、又恍然大悟。大惑不解的是：李登辉如果希旨承风，想封杀李敖的“千秋评论”杂志，尽管依例通知可也，何必抬出台湾“高等法院”来呢？恍然大悟的是：不抬出台湾“高等法院”，封杀的依据，只能根据报上李敖判罪的新闻，这样证据力就弱了一点，因此抬出台湾“高等法院”来，一切就都站得稳了。更妙的还不止台北市政府这封来函，还有更更妙的。这来函中“说明”之“一”中，就完全露出了马脚。“说明”之“一”指出，台北市政府是“准台湾’高等法院‘七十年6月29日剑刑勇字第26号函”，而要李敖“前来办理变更发行人登记手续”的，但是，怪事来了，因为按照“刑事诉讼法”第227条，只是裁判书正本“送达于当时人、代理人、辩护人及其他受裁判之人”而已，又何必去“剑刑勇字第26号函”给台北市政府？台湾“高等法院”在本身忙得案牍劳形之时，居然好整以暇，写信给台北市政府，告以“李敖因侵占罪经判处有期徒刑六月确定”，这不是天下怪事吗？难道法院承办审理业务之不足，还要兼办钳制言论的通风报信吗？这种行文，岂不是太明显地联合作业封杀李敖吗？更微妙的是：这一杂志执照是“新闻局”局长宋楚瑜核发的，而李登辉给我的信中，却明列“副本收受者：行政院新闻局”字样，这又明显有违行政作业的常规，因为在我尚未拒绝申请变更登记前，毫无知会“新闻局”之理，可见“市长”李登辉知会“局长”宋楚瑜，全是两条蒋家走狗的串通法院的联脚作业。当然，我是不会做变更登记的，但我略施巧计，就打垮了他们的作业：按照钳制言论自由的“出版法”第二条，出版品分为三类：一、“新闻纸类”。二、“书籍类”。三、“其他出版品类”。再按钳制言论自由的“出版法”第36条，出版品如违反本法规定，主管官署得为行政处分：一、“警告”。二、“罚锾”。三、“禁止出售散布进口或扣押没入”。四、“定期停止发行”。五、“撤销登记”。这一条中“定期停止发行”“撤销登记”，是钳制“新闻纸类”的致命法宝，但对非“新闻纸类”的“书籍类”，却没有什么作用，因为“书籍类”既非“按期发行”，自然所谓“行政处分”，也就至多不过即时查禁了事。而“新闻纸类”却可来个查禁一年，或撤销登记。换句话说：对“书籍类”，处分只能及身而绝，不能延伸；对“新闻纸类”，处分却能断子绝孙，可以延伸。因此，理论上，一个作者，如果能定期（“按期发行”）出书，则在某种形式上，几与杂志无异；虽然在事实上，全世界几乎没有这样多产的作者，能够维持——经年累月的维持——每月十万字这种写作量。就这样的，虽然《千秋评论》杂志执照被封杀了，但我的“千秋评论”（全名“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就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出国民党不意的情况下，“创世纪”一般地出现了它的“创’书‘记”。这种突破与成绩，足登世界纪录全书而有余矣！
“千秋评论”的开始，是典型的忧患之书，因为它第一期出版的时候，我正在第二次政治犯牢中。在我入狱前夜，“汝清”陪我预先编好了前六册，在1981年8月10日入狱当天的清早，全部交给了林秉钦，转给叶圣康的四季出版公司出版。这种做法，活像诸葛亮“预伏锦囊计”似的，只要林秉钦每月“拆开锦囊视之”，即可付印成书。在编六册书的时候，原是以狱中新作无法外传的准备下编成的。我入狱后，林秉钦为了配合时文，曾在第三期《奇情·上吊·血》里编入王小痴的《“哀”我的朋友李敖》和林清玄的《我所认识的李敖》。后来在狱中结识石柏苍，他一手帮我建立了秘密运出稿件的管道，于是，从第四期起，每期都代换进我的狱中新作。像第四期的《题泰国漫画》《中国式好人》《我最难忘的一个流氓》《党外是谁喊出来的？》《给党外人士上一课》《文化美容、财政美容、司法美容》《只许我中央，不许你中央》；第五期的《梦做骆马的自由》《李诗四首》《论裭夺狂——兼论政治犯是终身职》《我的殷海光》；第六期的《“显性伪君子”和“隐性伪君子”》《“三毛式伪善”和“金庸式伪善”》《从大规迹评论人》《这样的法官配做院长吗？》《方神父的惊人秘密》《喜欢的与该做的》，总计一下，共十七篇，这十七篇从秘密管道流出来的文字，是“千秋评论”前六期中后三期的最大特色。到了第七期以后，其中虽有许多也是狱中偷运出来的，但那时我已出狱了，发表时候，“传奇”上和“趣味”上，是不能同我在牢里相比的。
我出狱后，每月用“千秋评论”打击以国民党为主轴的魔鬼，从戒严打击到解严，一路打击不休、难分难解。国民党自然负隅顽抗，从第一期就予以抢劫查禁起，第十一期、第十六期、第二十二期、第二十六期、第二十七期、第二十八期、第三十二期、第三十四期、第三十六期、第三十八期、第三十九期、第四十期、第四十三期（下册）、第四十四期、第四十五期、第四十六期、第四十七期、第四十八期、第四十九期、第五十期、第五十一期、第五十二期、第五十三期、第五十四期、第五十五期、第五十六期、第五十七期、第五十八期、第五十九期、第六十期、第六十一期、第六十二期、第六十三期、第六十四期、第六十五期、第六十六期、第六十七期、第六十八期、第六十九期、第七十一期、第七十四期，均予以抢劫查禁。直到国民党主子蒋氏父子死光，李登辉郝柏村等走狗接班，不管怎么对我“五堵”“七堵”“八堵”式地堵塞，但“千秋评论”仍在排除万难下“按期发行”，大体都在每月一册的进度下飞跃前进、迂回前进、匍匐前进……在前进过程中，有时情况近乎拉锯式的惨烈。以第五十八期出版为例，1986年7月23日国民党派出大队人马直扑装订厂，抢走四千本；我不屈服，再印，7月30日再大队人马直扑装订厂，抢走四千本；我还不屈服，再印，8月4日又大队人马直扑装订厂，抢走一千五百本。我还不屈服，又再印……这种一次又一次你抢你的、我出我的的相持，足登世界纪录全书而有余，而我那种心之所善、九死无悔、就是要前进的刚毅性格，于此可见一斑。最后，走狗们力不从心，才告罢。最后胜利属于李敖，李敖成了名副其实的“魔鬼终结者”。到了1991年9月30日，“千秋评论”在创造历史十年以后，停刊进入历史，前后追忆，不无沧桑之感，但是老了十年、赢得千载，却也值得。《红楼梦》开宗明义都点出：“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千秋评论”十年辛苦，字字看来皆喊打，自非吟风弄月的《红楼梦》可比，但究其背后，亦血书也。
“千秋评论”以外，我在1984年1月起，又加出“万岁评论”（“万岁评论丛书”），每月一册，与“千秋评论”错开出版，等于每半个月出书一册。三年两个月期间，共出四十期。除第一期、第二期、第六期、第七期外，其余三十六期就统统被查禁，查禁率是百分之九十。
“千秋评论”“万岁评论”以外，我还贾其余勇出了四册“千秋评论”号外。事实上，我以“千秋评论”为主轴，展开了党外杂志的大串联。我几乎来者不拒地免费为所有党外杂志拔刀挎刀，最主要的是邓维桢、邓维贤的《政治家》系，许荣淑的《深耕》系，周清玉的《关怀》系，林正杰的《前进》系，等等，但是关系最深，持续最久的是郑南榕《自由时代》系。郑南榕活了四十二岁，但他“追随”我的时间长达二十一年。他本是一个力争上游的好学生，从辅仁大学哲学系转入台湾大学哲学系后，深受自由思想的启迪。他佩服殷海光，也佩服李敖，但他与殷海光并无较深的渊源。他对殷、李的感情，不是一己之私的。殷海光死时，他曾凄然下泪；李敖入狱时，他曾怆然若狂。这种感情，都是“我为苍生哭”“我为苍生狂”式的，全无私恸成分。殷海光没教过他，他只是殷海光的再传弟子，但他对他老师——殷海光一传弟子刘福增、陈鼓应都看不起，而只直接佩服殷海光。但殷海光与郑南榕之间，并无私交的发展，原因很简单，这两个人都是阴阳怪气的，他们的表面性格都不讨人喜欢，只有和他们深交后，有识之士才会肯定他们。他们两人并无深交的机会，自然总是“萧条异代不同时”。至于南榕和我，情况就不同了。他二十多岁时，跑来看我，但我并无特别印象，原因是我虽不阴阳怪气，但有“洗脚戏门生”那种孤傲，以测验人，南榕似乎没有通过我那种奇怪的测验方式。但他并不灰心，十多年后，在我第二次政治犯出狱后，他又来了，在“紫藤庐”里，他走过来向我打招呼，我重新回忆了这个穿短裤的怪朋友。
那时南榕在《政治家》发表《李敖，不要走！》一文，说他如果是“出入境管理的掌权人”，他就要“禁止李敖出境”，因为，台湾需要李敖。“李敖受了六年九个月的枯囚，同一时间许多人的心灵因而枯萎。”他对我的期许，情见乎词。此后来往渐多，到1984年3月，遂有合作办杂志的事。
在杂志创刊之初，他请我到杂志社，拿出封底的设计给我看，上有赫然黄色大字：“争取百分之百自由”。当时我表示：我是《自由中国》的作者，是《文星》的主编，在国民党压迫言论自由的漫长黑夜里，我多年躬逢其盛，并且苦战不衰，但是也只能做到百分之几十，始终做不到百分之百。如今你老弟有此雄心，大家就努力努力看。我当时做这种表示，心里实在并不怎么乐观，也许是当年躬逢其盛的积压影响了我，使我估算国民党的余威，有所出入。但郑南榕显然比我乐观，他大刀阔斧地干起来了。我因忙于“千秋评论”“万岁评论”，对他的帮助有限，但在每月感慨“万”“千”之时，与《自由时代》系列杂志连线作战，努力做到百分之百，却也不甘后人。回想创刊之初，我和南榕携手争取言论自由，南榕亲笔在创刊号第一篇《言论自由第一优先》文中，宣示得十分明白。南榕虽然指出“在这个蔑视自由的小岛上，自由、百分之百的自由，从来没有过。李敖先生个人力争自由的成绩是第一名”，但在我看来，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却后来居上。我认为，南榕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他在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上。至于后来从事争取组党的自由（他是台湾第一个以行动突破党禁的人，远在投机的民进党不敢组党前，他就加入了许信良的台湾民主党），从事争取集会的自由，从事争取台独的自由……只不过都是在争取言论自由的大前提下衍生出来的。别有怀抱的人把南榕的功绩，定位在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之外，这是对南榕的一种政治性、宗教性的窄化与小化，是与史实不合的。基于我和南榕二十多年的从相识到共事，我想我最有资格说这种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