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五十八岁至今）
我本像一颗钻石，是多面发光的人物，可是由于环境的打压，我的光环被单一了，被小化了。例如一般人只知道李敖是写文章的高手，却不知道我在许多方面都是高手，我的本领，不止于写文章这一单项，其他单项，我的表现，也像写文章一样优异。其中口才一项，就不为一般人所知。事实上，我是极会讲话的人，谈吐幽默、反应快速、头脑灵活，片言可以解纷，当然也可以兴风作浪。我往往觉得：我的口才，其实比我的文章更动人。对听众不幸的是，我这一方面的光环，一路被打压了。以演讲为例，不论在陆军步兵学校受预官训练时，或是在十七师做预官排长时，我的演讲，都在掌声雷动时被“长官”即时打压；退伍后，台大学生陈宏正他们请我演讲，台大校方甚至把场地锁门。1965年5月4日，我给尚勤信中有这么一段：
这几个月来，台大学生请我演说，被校方驳回的，据我所知，至少有四次。最近的一次就是今天，文学院原订今晚请我演说五四运动，结果被驳回，理由是殷海光、李敖两人不准在台大演说。上次（3月26号），法学院用“偷关漏税”的方法，不先登记，请我演说《傅斯年与胡适》，听众挤得人山人海，结果在我未到前，突被校方勒令解散！
从这一处境看，我“被封嘴”的情况，有甚于“被封笔”者。这一“被封嘴”情况，直到二十多年后，才稍有转机。首先是“清华大学”请我演讲，我讲了《清华生与死》，后来各大学陆续请我，也不乏打压之处，例如我在师范大学讲《师大新与旧》，就遭到国民党党棍谢瑞智等的干预；我在辅仁大学讲《辅仁神与鬼》，也有类似情形，只不过党棍换成神棍而已。到了1989年4月，我来台湾四十周年，由苏荣泉纠合多家出版社联合主办“李敖来台四十周年纪念演讲会”，施性忠主持，才算有了一次校园以外的公开演讲，不过在场地上还是被打压了——理想的场地都不给租，只租到狭小的耕莘文教院，结果人山人海，场外的人比场内的还多，连讲台上都坐满了人。演讲广告上登：
残山剩水我独行
四百年来，台湾在外国人、外省人、本省人的相激相荡下，已经变成了一个畸形的、肤浅的、荒谬的、走火入魔的岛。李敖在这个岛上，虽然不见容于朝、不见知于野，但是独来独往的气概，“我手写我口”的气魄，却老而弥坚。这次应邀演讲，就是要在众口一声的时代里，呱呱大叫一番。
演讲过后现场签名卖书，价值五十万的书一卖而空。我签名时，黄菊文特别请来便衣“保镖”暗中保护我。菊文是我们发行党外书刊时的第一线总司令，与警总周旋，为功至伟。那天是1989年4月14日，多年不见的难友刁德善、李国龙等也来了。多年不见的台大法学院老学长黄奠华也来了。他是“最高法院”的法官，在台大时带我们参观过台北监狱，我一直记得他。
演讲过后，苏荣泉把它做成《四十年目睹怪现状》录影带、录音带发售，颇受欢迎。我在《林治平先生来信书后》一文中，有这样的回忆：
林治平先生信中又说：“那天本欲邀我弟一道去，但13日他至日本谈生意，后来我给了他您演讲的录音带，他也说：看您的文章，不如听您的声音。”
四十年来，由于国民党封锁我演讲的机会和教书的机会，使我在“逞口舌之利”上，大受限制，所以我的演讲，根本没有练习，没有经验，一旦演讲，我只能搬出和扩大我日常的谈吐——主导式的令“群胡同笑、四座并欢”的谈吐，应场而已。我的音调太高，说话太快，好处在提神醒脑，不像蒋氏父子演讲那样“慢动作电影”；坏处是常常使听众跟不上，不但跟不上我快速跳跃的思路，甚至来不及鼓掌叫好。老友潘毓刚教授从美国打电话来，说看了我的演讲录影带，发现鼓掌为什么那么少？我说：第一，我使听众快速跟着我跑，不给他们间歇的机会，他们来不及鼓掌了；第二，我的听众一半是仇人，他们不丢番茄就不容易啦，你还要他们鼓掌？潘毓刚听了，为之失笑。林治平先生的弟弟说看我的文章不如听我的演讲，我认为他是真能发现我有这方面天才的人。在演讲上，我的博学与机智会有“明白而立即”的表现，那种气氛与效果，在我文章中是看不出来的。
在“明白而立即”的表现上，我举两个例子。有一次演讲，一听众义正词严质问我：“你来台湾四十年，吃台湾米、喝台湾水长大，为什么不说台湾话，是什么心态？”我“明白而立即”地回答说：“我的心态，跟你们来台湾四百年还不会说高山族的话同一心态。”还有一次，听众纷纷以纸条递上讲台，问我问题，我有问必答、条条不漏，突然中一纸条，上写“王八蛋”三字，别无其他。我“明白而立即”举纸条面向听众说：“别人都问了问题，没有签名；这位听众只签了名，忘了问问题。”我这类机智，不单表现在演讲会上，私下里也能片言解纷，化窘为夷。
由于“被封嘴”的情况渐入佳境，各路人马请我演讲的也此起彼落，其中以吕学海的“社会大学”最有计划。有一次他请我在太平洋崇光百货顶楼演讲，一个东吴大学法律系学生黄宏成去听了，听后大为感动，觉得这么优秀的李先生，我们东吴大学真该请他来执教，由于黄宏成有无人可及的锲而不舍的本事，最后竟被他一手促成。此中经过，他有回忆如下：
我打从高中开始就是李敖丛书的死忠读者，我的好友阮登科知道我很佩服李敖，于是介绍我去听一场在太平洋崇光百货所举行的敖之先生的讲演，在听完李先生那精彩的讲演后，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和李先生认识，于是我使出所有的看家本领来“对付”李先生，我凭着“死缠烂打”“厚脸皮”的精神向李先生纠缠不清，又复以“缘随愿生”的箴言自勉，在经历一番“坎坷”的际遇后，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我终能渐渐赢得李先生对我的信赖，并进而建立起相当的友谊。
在此同时，鲍斯威尔所写的《约翰生传》带给我莫大的感动与鼓舞，乃将李先生比拟成约翰生博士，而以鲍斯威尔自勉，我经常为李先生渊博的知识所折服，我和李先生交往认识愈深，愈是为他所受的际遇感到不平，我不懂，野有遗贤，何以不察？国有将才，何以不举？我觉得忽视人才，就是埋没人才，我年纪虽轻，能力有限，可是如果透过校长的关系，或许能缔造出一个为国举才的机缘，那也未必可知。我实在不宜妄自菲薄，看轻自己，于是想请李先生任教于东吴的想法雏形乃慢慢就此形成。此外，根据我们的观察，如果能由孝慈校长主动出面聘请敖之先生到东吴来任教的话，是一件再合适不过的事。于公，章太炎、傅正二公曾任教于东吴，李敖之于东吴，有前例可循，任教一事，似无不可；于私，李先生和校长“两家渊源”很“久远”，由孝慈校长出面请李先生任教一事寓有很深的含义。
一旦想法确定以后，我们就分两方面去进行这件事，一方面是促成校长与李先生的会晤，另一方面是肥皂箱社的成立。有时候夹在两个大人物之间做穿针引线的工作，是一件很有趣而且很耐人寻味的事情，基本上，我们的性质有点儿像介绍人，又有点像媒婆，如果要让双方一拍即合，甚至是情投意合的话，那是需要下一番功夫，花一番脑筋的。首先，我们必须让双方达成一致的共识与焦点——会晤的共识与晤谈的焦点，因为，有了会晤的共识，才会有晤谈的焦点；有了晤谈的焦点，才有任教的可能，所以我们诚挚地希望，双方彼此要都赢了里子，也都赢了面子才好。
于是我们小心翼翼地探求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在一个偶然机会里，我突然主动地问李先生说：“李先生，如果章校长来见您的话，您会不会给他难堪啊？”李先生笑着回答说：“他来了是我的客人，我怎么会给他难堪呢？”听完李先生这类似“保证书”似的回答，我暗自窃喜，似乎看到了二人会晤的远景，李章会谈已成功了一半。
接下来，我们将所有的注意力都转移在孝慈校长的身上，透过许多的聊天机会，我们经常向校长谈起敖之先生，觉得李先生很有才华，可惜一直被埋没了，如果东吴有机会请李先生来学校教书的话，那不是很好吗？刚开始几次，校长总是笑而不答，不置可否地说：“再研究、再研究。”于是我们就找了一堆李敖先生的著作，让李敖的作品自己说话，当我们拿给校长李敖最新作品——《北京法源寺》时，他终于忍不住告诉我们说：“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李敖的书对我影响很深，很多李敖写的书我都有。”可是当我们进一步建议他和李先生做个朋友，大家认识一下的时候，他又开始笑而不答，不置可否地看着我们，那时我们想校长可能有不便之处，所以也没好再问下去，可是当他看完《北京法源寺》一书时，他曾对我们说：“《北京法源寺》写得真好！真是一本才子之书，李敖真是有才气！”当时校长对《北京法源寺》一书及李先生的评价由此可见一斑。
在1993年3月上旬一个下着小雨的午后，我看见校长自商学院大门步出，由于校长手中没有拿伞，所以冒着风雨向法学院走去，我一瞧见校长淋雨，就赶紧跑到校长身旁为他打伞，校长见我为他打伞露出会心的一笑，我当时觉得机不可失，于是笑着向校长报告说：“校长，我们找个机会认识认识李先生吧！校长和李先生见面，就是李先生的客人，李先生是绝不会令校长难堪的。校长，我是您的学生，您要信得过我呀！”校长胸有成竹地说：“李先生是位明理的读书人，怎么会给我难堪呢？其实我非常非常尊敬他，你就先帮我约个时间，再请秘书联络我好了。”我听了校长这么爽快的回答，连跑带叫地跑了篮球场一圈，看到校长礼贤下士的气度，想到章李会谈的成功，心中真是欣喜若狂，无限欢乐。
校长和李先生二人单独会面的时间是约在3月26日，地点是约在敦化南路上的金兰大厦，校长准备一套婴儿服及小朋友玩的画板，送给李先生的儿子当作见面礼，李先生则以《北京法源寺》一书回送给校长，并于书中题了一首诗给校长，这首诗这样写着：
台海一岛，法海真源，
我与孝慈，走过从前。
当我将二人送作堆时，曾询问双方是否可以照张相留做纪念，结果校长答以不方便而作罢。如今校长卧病在床，没能将他们二人留下一帧可供回忆的照片，是我们一直感到遗憾的事。当晚校长请李先生到胡须张吃卤肉饭，事后他们两人都告诉我这是一次很愉快的聚会，由于这次聚会的成功，使我们信心大增，相信敖之先生任教于东吴已指日可待。
在这段期间，石齐平老师、肥皂箱社的许多同学，像陈敬介、阮登科、齐祖燮、邱惠婷、邱惠敏、张淑贞、洪淑蕊……都给我们莫大的帮忙与鼓励。而李先生也曾受我们之邀莅临东吴来演讲，在演讲期间也到过校长办公室聊聊天，回拜校长，并曾送了一幅章太炎的字给校长，以示对校长来访的答谢。
于是这件“偶然”的事件，就在校长礼贤下士，敖之先生枉自委曲，以及我们这群毛头小子横冲直撞下完成了。
早在1988年8月28日，因报上传说章孝慈以大学教授之尊，热衷起实际政治，我在《世界论坛报》写了一篇短文——《给章孝慈上一课》，文章最后说：
二十多年前，在美国新闻处副处长司马笑（John Alvin Bottorff）的家里，叶公超就向我说，他加入国民党，原希望他两脚踩到泥里，可以把国民党救出来，结果呢？他不但没把国民党救出来，反倒把自己陷进去，言下不胜悔恨。章孝慈也许以为他出来搞政治，可以得乃父之余荫，但是他该知道，与其得先人之余荫，不如自己在一旁纳凉。当年袁世凯身败名裂而死，他的儿子袁克文鬻文卖字为活，寄情于昆曲山水，培养家中的书卷气，最后他家老三袁家骝与媳妇吴健雄都成为物理学家。这种光宗耀祖，岂不比搞实际政治更多收获？足见终老学术，才是上智，愿章孝慈勉之。
四年后（1993年3月26日）章孝慈到我家，首先谈到他当时读了我给他上一课，就想结识我，因故未果。四年后有缘拜会，得偿夙愿。他来拜会后，在4月2日《中国时报》上自己发出信息说：
我最近和李敖聊天，他问我敢不敢聘他到东吴授课，坦白说我正慎重考虑，很多人讨厌李敖是印象式的反对，没注意其论著资料的丰富和架构的严谨。大学就要容纳各种声音，我在当法学院长时，自由派的李鸿禧、蔡墩铭、林山田和最保守的大法官，都被我聘请来授课。院内各路学派都有，让学生自由选择，大学文化也就丰盈了。后来我转任教务长，他们一个个离开，我现在想来都觉可惜。
到了6月7日，章孝慈请我在福华大饭店早餐，敲定我去东吴；十九天后，来了“东吴大学聘书”，“兹敦聘李敖先生为本大学兼任特聘教师”，我在6月底寄回“应聘书”，接着是填各种表格，表格中“著作栏”中我填的是“不胜枚举”。“若干老师反映班级人数过多，影响教学品质，故调查各老师对班级人数设限之意愿”栏中，我填的是“教得好不怕学生多”。就这样，我去了东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