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神父出现了，宾主坐定以后，他说：“李先生是干脆的人，我们打开天窗说话：教会方面，断定是方豪干的，方豪品行不端，我们不会错怪了他。不过，为了证据齐全，我们还是找到《文星》，请李先生开一证明，证明作者是谁。”我说：“不管作者是谁，《文星》没有义务答复你们。”他说：“当然没说义务不义务，只是来请你们答复。”我说：“请也不行。”他说：“教会方面表示，这篇文章已构成严重的诽谤，很多人主张要告《文星》，一告的话，作者是谁，就可以告出来了。”我说：“是可以告出来了，不过作者的名字叫李敖。”他说：“李先生说笑话，这篇文章不是你写的，是方豪写的。”我说：“是我写的，方豪写不了这么好。”他说：“我们相信是李先生改过的、增补过的，不过起草的一定是方豪，李先生不会知道这么多教会的内幕。”我说：“只要你们告告看，你们就会惊讶我知道教会的内幕，远超过你们的想象！你可以转告田耕莘，我保证在你们告我的第二天，就公布闹同性恋的神父名单——包括你徐神父在内！”徐神父一听脸色大变，赶忙说：“哪里的话，哪里的话，李先生对我们全误会了。田枢机派我来，绝不是通知要告《文星》的，哪里会这样伤和气……相反，教会方面还准备送二十万元现金给《文星》资料室，不要收据。教会方面决意要清除神父的败类，所以无论如何要李先生帮忙。”我说：“二十万是大数目，可是你们看错了人。你请回去吧，告诉田耕莘，留着二十万，去买别人吧！李敖不卖，也不帮忙！并且顺便带一句：文章是我写的，可别罚到方豪，别冤枉了好人。方豪如受到教会的惩罚，我可不能沉默！”就这样，方豪安然过了关。辅仁大学大改组，头目周幼伟下台。周幼伟气得要死，印了一本小册子——《不得已而辩》大骂方豪，被田耕莘立刻下令收回，不许散发。周幼伟离开台湾，不久就气死了。
方豪惊魂甫定，同我秘密聚了一餐，夸奖我真够朋友，真是男子汉，说话算话。我笑着说：“你何必这样怕他们？让他们给你excommunication（破门律）算了，别做什么神父了，讨个老婆好过年吧！”方豪苦笑着说：“不行啦！我太老了！我若给逐出教会，就身败名裂，一切都要从头做起。我太老了！我没有时间和勇气去挣扎了！”我说：“无论如何，你总算做了一次奋斗的好人，而不是什么也不做的好人。”他说：“我再也不要做奋斗的好人了！我还是做什么也不做的好人吧！跟你一起奋斗，吓死人了！”我大笑。那天我喝了不少酒，有点醉了。方豪的脸形在我眼里有了变化，好像忽短忽长，像一条橡皮筋。酒醒后我想起：物理学上，橡皮筋在拉长时候，实际是受到了压挤，受到了挤挤挤挤，温度就升高了。所谓好人，又何尝不这样呢？好人其实是最胆小的、懦种的、偷懒的、伪君子的、逃避现实的、害怕坏人的、什么也不做的，只会独善其身不会兼善天下的。好人只会消极做好人，不会积极做好事。所以，好人其实是很不发热的。如果把好人当成橡皮筋，把它压挤，把它挤挤挤挤，它的温度便会升高。可见我们这些“善霸”，这些李敖之流，有一个大用处，就是可以使好人做好事，可以诱好人做好事、可以逼好人做好事。由于我们的深藏，他们才可以显露；由于我们的布施，他们才成就了功德。
方豪在这一事件没爆发以后，开始扶摇直上，1969年做政大文理学院院长，1974年当“中央研究院”院士，1975年当“名誉主教”加“蒙席”衔，1978年率团去香港参加圣文生慈善年会并在海外讲学……成为德高望重的好人；我则开始江河日下，被国民党斗倒斗臭，后以叛乱罪判十年。那时方豪正在政大做文理学院院长，我从牢中写信去，请他代卖我的部分藏书，钱给我母亲。他同意了。不料书派人送过去，他又反悔。我大怒，写信大骂他，并威胁出狱后要公布“沈沉之事”。他怕了，写信来说书虽无法代卖，但鉴于我乃孝子，愿每月付我母亲三千元，直到我出狱为止，我同意了。他果然守信寄来，我心中感谢，可是嘴巴不能软，一软他又会耍赖了。如今方豪早已魂归天国，我怀念他，觉得真的方豪有两个：一个是世俗的、神职的、公开的；一个是超凡的、人性的、秘密的。做了他多年的学生，我自信我能探入他超凡、人性而秘密的一面——那连他自己都不敢承认的一面。我不愿让这一面的方豪死后埋没，我若不写，方豪就真死得太渺小了。
方豪的例子，证实了好人需要“善霸”逼他做好事，好人多是伪君子，如果云龙契合，伪君子也会做出好事。我这种态度，才真真是“与人为善”。非但伪君子如此，甚至真小人真坏人也可以适时打造。我生平不怕同王八蛋合作，如果你厉害，使王八蛋无法施展他王八蛋那一面，他可能就变成一次好人，做出一次好事，《法门寺》中的宦官刘瑾，就是一例。
方豪事件的另一余波是，徐熙光神父后来也跟我熟识了。他后来跟一家书店有财务纠纷，但对方有黑道势力，他盼我帮忙讨债。那时我正被警备总部二十四小时派人跟踪软禁，我想黑道最怕警总，我大可借力使力、以毒攻毒，就答应了。讨债之日，对方果然有流氓现身，俨然武士刀出鞘模样，我手一招，跟踪在我背后的警总人员宣凤林等立刻上前，亮出身份，大喝：“你们有话跟李先生好好说，我们是’保护‘李先生的，你们乱来，就抓去管训！”吓得流氓鼠窜而去，我忍不住哈哈大笑。与徐熙光音讯不通二十多年后，章孝慈请我去东吴，消息传出，台中静宜大学也闻风而至，以聘书相招，聘书署名：“校长徐熙光”。我为之一笑，谢绝了他。后来陆啸钊告诉我：徐熙光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人。
我做“善霸”，一生恩怨分明，有恩必报、有仇必报，绝不“算了”。我常说有仇不报的人就是忘恩负义的人。因为这种人是非不分明。我一生中，对三个忘恩负义的人，都予以教训，三人都被我“写书伺候”以代“大刑伺候”过。他们是柏杨、林正杰、彭明敏。我有恩于柏杨，他受难时大力救他，我自己后来坐牢的原因之一，就是官方恨我义助柏杨。他出狱后疑神疑鬼，怀疑我与他前妻有染，因此对我不由分说，径行恩将仇报。高信疆透露此事给我，我对柏杨这个可恶的国民党文人大为光火。我愤愤对信疆说：“柏杨也许可以怀疑我李敖的道德标准，但不可以怀疑我李敖的审美标准——柏杨的前妻很多人觉得很漂亮，但根本不是我喜欢的那一型。”我又愤愤说：“美女是最后知道自己老去的人；明星是最后知道自己过气的人；王八是最后知道自己老婆偷汉的人；但忘恩负义的王八却是最后咬定根本没偷他老婆的恩人而不放的人。”信疆一再劝慰我，我余怒未息，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研究》拆穿柏杨，证明了这个国民党文人整天说别人丑陋，其实真正丑陋的，原来是他自己。至于林正杰，党外时代我有恩于他，我帮他第一本党外周刊——《前进》打天下，几十万稿费，一文不要，他因此有钱买了房子。后来他为了政治目的，竟勾结起连联考程度都不足的手下，和国民党情治人员联手造谣，诽谤起“李大哥”来，被我一面写书予以拆穿，一面告到法院判刑。十年以后，他为林洋港助选，还请我吃了一顿饭，对过去的冒犯，他自知理亏，面有惭色。至于彭明敏，我在台湾人受欺压时代，曾为他仗义，因他坐牢。他自述那段与我罕为人知的患难交情后，曾经写道：“我受难期间，他（李敖）对我那份厚情和义侠，永铭于心，至今仍时时回念感谢。”但是，二十多年后，在“台湾人出头天”后，他却出书删去了李敖，把“厚情和义侠”的外省人出了局。对如此忘恩负义之人，我写了一本《你不知道的彭明敏》拆穿他。或问如果时光倒流，我是不是还会帮助这三个人，我的答复是还会，因为当年对他们的义助，是基于打击国民党政府的不义，是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不是冀望有什么报答。但按人间常理，助与被助之间，施者固然一无所求，受者却当感恩怀德。若受者不但不感恩怀德，反倒恩将仇报，这就未免太逸出人间常理了。古代“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介之推是高人，他不介意。但是介之推若在“禄亦弗及”之外，居然还被他帮过忙的人倒打一耙，这恐怕纵是介之推，也要咽不下这口气，要写一本书拆穿拆穿了。
其实，对忘恩负义的朋友施以教训，对我只是小焉者也。我真正的主力，主要全锁定在敌人头上，在我不胜枚举的著作中，从《孙中山研究》到《蒋介石研究》，从《拆穿蒋介石》到《清算蒋介石》，从《国民党研究》到《民进党研究》，从《蒋经国研究》到《论定蒋经国》，从《共产党李登辉》到《李登辉的真面目》……这方面的拆穿真相，才是我工作的主力。我不但自己拆穿，还鼓舞并协助“同好”一起拆穿，李世杰之于《调查局研究》《军法看守所九年》，曾心仪之于《孙立人研究》《孙案研究》，大风（潘君密）之于《新官场现形记》，沈醉之于《军统内幕》，程思远之于《政海秘辛》，唐德刚之于《李宗仁回忆录》，王小痴之于《三毛三部作》，司马既明（刘心皇）之于《蒋介石国大现形记》，万亚刚之于《国共斗争的见闻》，宋希濂之于《鹰犬将军》，汪荣祖之于《章太炎研究》，谢聪敏之于《谈景美军法看守所》，谷正文之于《安全局机密文件》……种种努力，真可谓“无隐之不搜，无微之不续”，蒋家天下碰到我这种死对头，可真生无宁日，也死无宁日了。
口诛笔伐之外，打官司也是我特有的癖好之一。被我告过的人，官职从“总统”到“五院院长”，官衙从台北市政府到台中、高雄市政府，全都无所遁形，国民党中常委、国民党“立委”、国民党大特务、国民党市议员、国民党教授等等，无一不告。我如此惹起官非，事缘三十五年前我被国民党大员胡秋原告到国民党法院，从此便一路“过堂”“听审”“惊奇”“拍案”，高潮迭起，几无宁年。个人也由“被告”而“原告”，由“小民”而“刁民”，由“自卫”而“卫人”，由“卫人”而好管闲事，为弱者打抱不平。于是跟国民党司法黑暗的前卫人士起了冲突，不论是法官污吏，不论是禁子牢头，不论是司法长官“法务部长”，一干人等，都在我“点名批判”之列。三十五年间，为真理、为正义、为自己、为别人，我打了太多太多的官司，与法官一干人等冲突几十场，出庭几百次，下笔几十万言，好讼之性，自少到老；是非之争，老而弥坚。坚挺之余，特在六十一岁大寿前夕，多场官司缠身之日，编出一本《你不知道的司法黑暗》，聊以为快意恩仇。这本书，共“点名批判”法官等司法人员四百五十人，像放榜一样，真是洋洋大观。我坚决相信：只有“点名批判”“公布姓名”的办法，才能使法官知所警惕、无所遁形，进而形成外压力，促成司法的改革。否则法官失职，人不知鬼不觉，判决下来，只知道是“地院判决”“高院判决”“最高判决”，人们只能归罪法院，而不能揪出法官，这样认庙不认和尚，绝非良策。须知法院是空的，法官是实的。只有紧迫盯人，才能找出病原所在——坏事毕竟是人干出来的，不把人锁定，谴责房子又有个屁用哟！同样的手法，我也用“点名判决”“公布姓名”法对付台湾有头有脸的各界人物。我写《八十五位浑人花名录》，把要以“中华民国”之名重返联合国的八十五个“立法委员”名字一榜及第，统统公布；我写《斥一百六十二位教授》，把支持并推荐民进党尤清当台北县县长的一百六十二个“中央研究院”与台湾大学教授名字一榜及第，统统公布……这种下笔气势，可谓古今所无。
关于我好讼性格，有一段有趣的记录。1987年5月7日我有日记如下：“今天上午在地院十七庭开控司马文武等八人庭。司马文武说李敖写文章也有骂人的话，推事黄德贤说：’那是另一回事，别人可以告他，与本案无关啊。‘司马文武说：’可是，没有人敢告他。‘”——为什么没有人敢告我？因为告了会进一步惹得满头包。本来只被李敖骂一次的，因为兴讼，反倒挨更多次骂了。跟李敖纠缠，是得不偿失的。至于好讼是胜是败，我倒一直是以“成固欣然、败亦可喜”的心态打官司的。我反正站在正义的一边，法官苟有异数，同我一边，是谓“欣然”；法官同流合污，不同我一边，但他们的判决书可以被我遗臭万年，留为历史活证，这也不错，是谓“可喜”。打官司对我是“正义的娱乐”，既是“娱乐”，就要高高兴兴去面对，不能怄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