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唯一常去的地方,就是商务印书馆等几家书店。我早在北京时候,就对商务印书馆等几家书店向往不已,到了上海,亲自去看,十分过瘾。商务印书馆楼上有风渍书大廉价,每本书后面盖个蝴蝶图章,证明为廉价品。我买了不少,大部分是“现代问题”丛书和“新时代史地”丛书。去这几家书店,我必须过桥进入黄浦滩。有一天早上,我在黄浦滩边目击了抢购黄金的热潮,那幕镜头令我终生难忘。原来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政府突然公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了“金圆券”,规定金圆券一元,折合旧法币三百万元,相当美金零点二五元,同时限期收兑金、银、法币。老百姓不准私存黄金,抓到了要要命,于是全国黄金,尽入公有。中国老百姓真好欺负,1935年,实行法币那一次,首先领教了蒋介石政府的厉害。抗战以后,蒋介石政府不能保护人民,老百姓沦为敌伪遗民,日本鬼子为贬低币值,将法币兑换日本军用票或伪钞,兑换率从军用票一比法币二点一,滚成一比十点四,最后禁用法币,全用伪钞。不料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政府又将伪钞以伪钞二百比法币一的显然不公道的兑换率,回吃老百姓一口。到了金圆券一元比法币三百万元出现,前后几年,老百姓的私有积蓄全给一一兑光。金圆券最初发行的四十天内,蒋介石政府以纸易金,兑换到黄金美钞逾三亿美金,这是全国老百姓多年战乱的最后劫余,等于大家掏空腰包,都爱国了。金圆券发行同时,又实行限价,物价限以8月19日为准,为保限价成功,蒋介石政府分在上海、天津、广州派经济管制大员督导,检举或查抄投机居奇,扣押或枪决奸商巨贾,雷厉风行,耸动中外。但是,正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所说的,这是想用警察力量推翻经济定律,必无成功之理。很快的,全国就发生了抢购物资的风潮。上海的四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被抢购一空,人心惶惶,天下大乱。金圆券高速贬值,贬值得物价不但早晚不同,甚至一小时内都不同。市面商店本来挂上牌子,上写“目下一言为定,早晚市价不同”,后来变动太大,价目表要随时改贴。我在饭店吃碗面,进门的价钱和出门就不一样。前一次价目表上的墨汁还没干,新的价目又贴上去了。这种目睹怪现状,真两千年所未有也!
金圆券发行不到三个月,11月11日,蒋介石政府全无办法了,出尔反尔,又准人民持有金银外币了,并同意以金圆券兑回,但是比率却高于三个月前政府买进的五倍!用的是抗战期间黄金储蓄和美金公债的老套,失信于民,自不消说。但是老百姓即使大吃亏特吃亏,也宁要黄金,不敢再领教金圆券。于是,向黄浦滩中央银行挤兑黄金的大浪潮,就立刻展开。上海那时戒严宵禁,老百姓只好在头天晚上,藏身在黄浦滩四周,或在陋巷里,或在舢板内,等待清早五点的解除宵禁。清早五点一过,黑压压的人山人海,就从四面八方蜂拥中央银行,争取优先兑换。顿时万头攒动,水泄不通。上海警察局派出精锐部队——“飞行太保”,骑在马上,挥动皮鞭打人,可是都无济于事,每天被挤死踩死挤伤踩伤的,随处可见。我去买书,经过黄浦滩,已无法在马路上通过,只有踩着舢板,绕水而行。这种目睹怪现状,也真两千年所未有也!从货币学观点看,金圆券的发行,根本是违背金融基本原理的。政府在根本没有现金银准备金的情况下,大肆发行,是典型的卖空;收兑黄金美钞,又是典型的买空。买空卖空于先,自然出尔反尔于后。最后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作戡乱,以慰民望”的大道理,抢运到台湾,作为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金了。国民党说这些黄金安定了台湾人事,却不说这些黄金丢掉了大陆民心,真会说话啊!
由于战乱遍地,一群群最叫人痛苦的受害者出现了,那就是难民中的难童。难民们在大江南北逃难,许多难童在逃难中丢失了,流落在都市街头。据1949年上海《大公报》统计,慈善团体光在1月9日那天,就收到小孩尸体一百五十五具!10日那天,又收到一百六十六具!这真是惨绝人寰!当时漫画家张乐平以难童为主题,画了《三毛流浪记》,引起大众的重视。宋庆龄在4月4日以“中国福利基金会”名义,为张乐平举行“三毛原作义卖展览会”,又举办“三毛乐园会”,以收入所得,救济难童。当年的三毛们,是战乱中的孤儿,流亡到十里洋场,流浪在十字街头,靠着一个破洋铁罐——他们唯一的家当,在垃圾堆里捡吃的,或乞讨,或擦皮鞋,或推车子,或偷东西……不管怎么辛苦,怎么奋斗,怎么讨生活,结局却大都是路毙街头。张乐平在1947年年初的一个刮北风晚上,从外归来,路过一个弄堂口,看到三个难童,紧紧地围在一起,中间有一堆小火,他们靠着这点火,取暖求生。张乐平在他们附近站了许久,心里很难过,但力不从心,没办法帮助他们。回家以后,躺在床上不能入睡,心想这三个难童,究竟能不能熬过这一夜呢?第二天清早,他又走过那弄堂,可是三个难童中,两个已经冻死了。张乐平说:“我想到这样冻死的儿童何止千万,我作为一个漫画工作者,决心用我的画笔,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提出严厉的控诉。”自此以后,他从1935年就已定型的三毛画像,便改成了难童的面貌。他的三毛漫画,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也包括了十三岁的我。这一感动,在三十三年后,我出版“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八期里,犹有余波。在该期封面,我刊出了一幅姐弟难童图片。图片中一个穿破烂黑衣的小女孩,背上背着弟弟,坐在马路边睡觉,两脚赤足,左手下垂,右手拿着一个破洋铁罐,画面凄楚感人。这张照片,是当时在上海的外国记者拍摄到的,收入美国出版的《1949年年刊》(YEAR 1949SECOND ANNUAL EDITION)。不料在我重新刊出后,国民党警备总司令部管制出版的政工头子曹建中处长却大表不满,他警告四季出版公司的叶圣康说:“这种照片,都是李敖捏造的,用来丑化政府!你们替他发行,可得负责任!”叶圣康转告我后,我哈哈大笑,说:“这些无知的武人,根本不要理他,叫他来找我好了。”后来此事不了了之,我却有感于台湾朝野对人间苦难的陌生,才有这种“误会”。警总的曹处长固然不知人间苦难,但是以关切人间苦难为职志的所谓台湾作家们,又知道多少呢?最谑画的对比是,居然有人以三毛为笔名,整天做的,竟是带领病态的群众,走入逃避现实、风花雪月的世界,这对苦难的真三毛说来,实在是一种侮辱。《三毛流浪记》问世四十年后,我感于三毛的那种悲悯、讽世与抗议的精神,湮没不彰;托名三毛的媚世作品,泛滥于市,乃请老友王小痴以漫画行家的水准,编辑《三毛三部作》一书,由李敖出版社出版,这是我三毛情结的又一余波了。
1949年1月10日,历时六十六天的淮海战役(国民党叫“徐蚌会战”)结束,国民党大将黄维、杜聿明等先后被俘。整个江北已经全部失守。局势的突变,使爸爸对国民党能守江南的信心,大为动摇,国民党欲求隔江而治皆不可得了。那时候人人逃难、家家逃难,爸爸的北大老学弟张松涵全家,也搬到我家楼下。张松涵是兴安省政府教育厅长,太太戴树仁是国大代表,跟国民党渊源都深,准备逃到台湾。临走前劝我们也去台湾,爸爸同意了。张松涵到台湾后,立刻代我们领了入境证寄来。于是爸爸和我立刻到市区买船票。我家临离上海前,储存的面粉等留给了六叔,又送了六叔一两黄金,所剩全部财产,只有几两黄金,全家九人,每人分不到一两,也就追随大官巨商,朝台湾逃难了。
当时上海已经是用银元的天下,银元有袁世凯像和孙中山像之分,叫“袁大头”“孙小头”,民间自动变成了银本位,金圆券没人要了。市面上的情形是“大头小头,叮叮当当”。爸爸和我在市面上加入客串银元黄牛,兑到船票票价,到船公司抢购,居然买到中兴轮的甲板上船票,非常高兴。上海的房子,以买价的十分之一大廉售,居然也卖掉了。于是一切准备停当,准备再逃难。
上船那天晚上,中兴轮全轮上下,已经挤得颇有黄浦滩挤兑黄金的密度,我背着我的藏书,终于挤上了船。当晚就睡在甲板的行李上。第二天清早,船开了,六叔赶来挥泪招手,就这样的,船慢慢开出崇明岛,远处已经依稀有炮声可闻。从上海到海上,我们又逃难了。
这段时期,爸爸有简略日记留存,极有史料价值:
4月23日
1.和谈破裂,南京人员大部撤退,做官是他们,跑也是他们,受苦的只有百姓。
2.墨林(指立法委员王兆民)、松涵相继返沪。
4月24日
1.松涵忙着找船票,墨林等均飞广东,余则人微囊空,不愿做人尾巴,甘愿做太平民,静候解放矣!
4月25日
1.松涵全家登船。
2.南京已解放矣!
5月5日
1.松涵来信,台湾生活容易,以个人之生活及已往经历,实无去台之必要,但为求一饱或短期内觅一工作,亦有考虑之余地也。
5月6日
1.入境证寄来。
2.决定暂去台寻生路。
3.托人解决房子,由北平而上海,家资已去了大半,此番再去台湾,则一切皆空矣!
5月7日
1.房子问题,居然意外收获,以六两半(指黄金)顶出,六弟尚落一住处,虽然比较顶来,赔累甚多,但以住处换住处,尚差强人意也。
2.购船票,必需金圆券,同敖儿去河南路换金圆券,等同银元小贩,在弄堂内石阶小坐,左手大洋,右手金券,共换得四亿多。
3.购二等票二张,三等票整票三张半票三张,共用去四亿三千多万。
4.通知松涵车票已购得,请到船码头一接,并代觅房子。
5月8日
1.解决木器、米面等项。
2.面十四袋、米四包(原注:二百斤)、零星用品,均交六弟暂用,以渡难关,并予黄金一两,使其安心治病。生此时代,离聚皆不由己,只有听诸天命而已。
3.送行李上船。
5月9日
1.六弟同(送)桂贞等上船,此番去台,为解决困难,在沪之日用家具能带者无不带走,东西多累人,信然。
5月10日
1.晚上船,挨过一夜。
2.次日早六弟岸上相送,以泪洗面矣!
5月11日
1.如期开船,一帆风顺。
2.船上人多得要命、热得要命,后悔来得无味也!
从这十天日记里,一幅乱世流民图已凄然纸上。我们船到海上后十三天,上海就沦入共产党之手——爸爸终于偿了追随国民党到天涯海角的夙愿,虽然追随得如此仓皇,如此狼狈!但是,这下子没问题啦,我李某人再也不“汉奸”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