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纳森·伯纳姆从没接触过多情恋群体。从小在东海岸长大的他，总觉得这类事情何止“不会做”，简直连谈都不会谈。2011年夏季，他刚到湾区，没什么朋友和社交，因此就时常跟导师帕特里·弗里德曼在一起。他还去了火人节（Burning Man，在内华达沙漠举办的狂欢节），看到了他从未敢想到过的性组合。
伯纳姆在阿瑟顿市租了个游泳池边的屋子，从他的住处走到任何一个类似商店的地方都要半个小时，也没有任何其他蒂尔学员住在那附近。那些人只知道互相黏在一起。伯纳姆想找人说说话了。他给丹尼尔·史卓克曼打了电话，她负责给学员组织社交活动。
丹尼尔和她男朋友一起跟弗里德曼住在一个叫托尔图加的性开放公社里，往南几英里就是山景城。弗里德曼认同多情恋生活方式，他跟其他八个人住在两间联排别墅里，组成托尔图加，他们也践行了性开放的生活方式。弗里德曼有两个孩子，香侬是这两个孩子的共同家长（指非亲生父母，但对抚养子女负有同等责任的人）。不过香侬和他们的室友威尔也保持着情侣关系；而帕特里和威尔的女朋友迪维亚也是情侣关系，尽管只是偶尔在一起过夜过几次。公社里的所有人都可以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可以换房间、换人、换房子，然后再回去找自己孩子的共同父母生活，所有这些都不成问题，至少都是合法的。
这样的生活方式令伯纳姆惊呆了，但是从道德上他并不反对如此。他主要是感到迷惑不解，单说他们其中任何一个，是怎么找到一位女性愿意跟他们做伴侣的，更别说还找了那么多。他们奖学金班上大部分都是男性，可是尽管包括他在内的几乎所有小伙子都一眼就看上劳拉·戴明了，可是没一个人追求成功。为了追到戴明，他会用到他能得到的一切帮助。
像伯纳姆这样在学校表现不如意的人会来投奔硅谷，因为他们想摆脱束缚，去做些有创新性的事，然而到了这里以后，这种对创新的追求似乎也传到了性欲上。那些过去在家时恋爱运不怎么好的人在这里找到了希望。他们交到了愿意在床上做试验的朋友，就跟在实验室里做试验是一样的。那些在足球场上或者拉拉队广场上可能从没创新过的人，现在来到了一个鼓励人放轻松，甚至鼓励人“变怪”的地方。
多情恋令伯纳姆着迷。弗里德曼也令他着迷。的确，弗里德曼的海洋家园协会都没像他的性行为那么令伯纳姆激动。他后来回忆当初看到海洋家园协会的真面目时，“他有点无动于衷。”它的设计就是一个带有临时金属遮篷的水泥平台，坐落在海里的出海口处。
伯纳姆从小在东海岸生活，他出身于一个水手家庭。“我们家族的性格特点之一就是热爱海洋，喜欢睡在船上，扬帆起航。那就是伯纳姆家族富有诗意的一面，”他带着失望的神色继续说道，“海洋家园让我深深感到失望的一点是，我感受不到大海的存在。”海洋家园所提出的水上社区构想，作为一个能够来回进出的地方来说差不多可以了，但是作为一个能逃离政府控制的地方还差得太远。这样的水上社区丝毫也不雄伟壮观，缺乏身处帆船中的那种自由感，他这么认为。
伯纳姆有着更为宏伟的自由愿景，包括性方面的自由。多情恋完全不像他以前所想的那样，类似休·海夫纳的花花公子巢穴。不是那样的。这种设定对他来说就像是一所寄宿学校的宿舍，而且没有宿管去巡查违规行为。不过无论如何，弗里德曼仍然很久以来都一直是伯纳姆心中的英雄，他也十分有兴致看一看自己在这里的新生活还包括些什么。
虽说弗里德曼不是那种身高五尺，体重111磅，典型的容易讨女人欢心的男人，但是跟技术咖同类们无论是调情还是其他方面接触相比，他总是无往不利。他追人用的是脑子，还有那种对权威毫不在意的漠视，显然这在硅谷是硬通货。后来，弗里德曼跟他妻子的感情出了问题。相比和弗里德曼在一起，香侬会花更多的时间和室友威尔在一起。“我也有需求！”他大叫道。不过弗里德曼坚称，香侬根本不想跟威尔分手，也没打算满足他的“需求”。
每天早上，弗里德曼还是照旧跟他的室友们去桑尼维尔市的Hobee's餐厅就餐。有一群30岁上下的技术咖夫妻排队去那里吃早饭。他们会按照无麸质菜单点鸡肉配特级墨西哥玉米卷饼，还有鸡肉苹果香肠炒蛋，然后开始聊自由主义者的想法，比如用筏子在池塘中或者湖里搞活动，这或许可以帮他们做好准备，适应最终漂在大海中的自由漂浮岛社区。
转天一早，他们还会来这里，再做同样的事。但是有些夫妻可能已经换人了。这个群体中有些人选择做“多情恋”，或者是有一个“主要”伴侣，同时还会选择其他恋人。当然，他们也会发博客谈及此事，管这叫清醒的生活。
“多情恋公社”是弗里德曼想出来的主意，但是史卓克曼和她男朋友，还有差不多12个生活在湾区的技术咖也一起住在那里。香侬·弗里德曼的新男友、理性主义者威尔·瑞安，以及威尔的主要女友迪维亚·梅尔瓦尼，也都住在那里。迪维亚是优胜考试（Advantage Testing，纽约一家著名的培训公司）的一名辅导老师，同时也是奇点研究所的一名教练，那是一家专注于人工智能的研究中心。
除了共住以及分享伴侣，这个群体中大多数人都极其注意自己的饮食。他们几乎尝试过所有饮食方式，无碳饮食、肉食为主的Paleo古式饮食，还有轻断食。无麸质饮食更是必需的。弗里德曼在记录他瑜伽新课程的帖子里写道：“常规地做高难度动作是保健的关键。”在他高产的博客空间“patrissimo”中，这样的话题并不鲜见。弗里德曼选定了一种古式饮食，为此他走到哪儿都带着黄油棒和椰子油，把它们加进在餐厅点的饭菜里，这样他就能以更少的食物填饱肚子。
他和香侬保持这种“多情恋”关系已经十年以上了。在两人达成的关系协议中，他们的婚姻关系已经存续六年了。两个人的Facebook个人信息页面上写着“开放恋爱中”。去年夏季，弗里德曼头一次对他妻子发飙了，当时香侬正在和两人的室友威尔约会，这导致威尔·瑞安搬出了公社。然而，香侬随后就想威尔了，于是这对夫妻开始了一段试验性的分手。“我跟她说过，我在以后的人生中还想再有个家庭，所以我想她一直在担心不能永远做我的主要伴侣，”弗里德曼痛苦地说，“有时候我感觉糟透了，就比如我会想，‘多情恋’比我想的艰难多了。我们现在简直难堪，可是好几个朋友都说：‘你开玩笑呢？你们这些人棒极了好吗！’”他把这事发到博客上。有朋友在下面评论时提到他们见过的典型的恋爱模式是：“小伙子和姑娘正式恋爱，然后他们决定要一种开放的恋爱关系。于是小伙子就在以后的日子里，恋爱之余还顺便和各种不同的姑娘约会，而姑娘从没出去找过别人，却也接受小伙子的所作所为。终于有一天，这姑娘在外面认识了别人，开始约会交往。那个小伙子马上就翻脸了，接着一切都翻天了。”
说起把硅谷的百无禁忌用到性的方面，帕特里·弗里德曼并不是唯一一个对此感兴趣的导师。蒂尔有位员工叫埃里克·韦恩斯坦，也曾经深深为更加自由的生活方式所着迷。他是个物理学博士，过去经常与投资人及慈善家乔治·索罗斯共事，后来离开了东海岸，因为硅谷以不止一种方式引诱着他。韦恩斯坦是硅谷众多主张把学员云集起来的经营者之一，希望通过他们的指导，让这些年轻的企业家能够更上一层楼，加入蒂尔的核心团队，跟这位带头人物的关系更密切。例如说，奇点大学的办公人员及教授们因为蒂尔向学校捐款并讲话而与他相识。克莱瑞姆公司员工的朋友，以及曾在创始人基金任职过的新闻记者，提到蒂尔马上就会行方便。所有人都想抓住机会，更多地参与到彼得的世界中来。
韦恩斯坦人生中有很长时间都在纽约的对冲基金工作。他和蒂尔一直不认识，后来蒂尔在2013年的一次科学大会上，听说了韦恩斯坦曾在牛津大学做过的一个演讲，论述他宏大的“万物理论”，也就是所有的物质和生命都存在于同一个几何体中，从数学角度来看是一个完美的结构。之后埃里克就开始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硅谷，而且他喜欢在硅谷可以想见的未来。蒂尔雇他在自己的对冲基金里工作。
回到纽约，韦恩斯坦只不过是金融圈里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人物，渴望变成金融圈里更大的人物。他和妻子还有两个孩子住在一间又小又暗的两居室公寓里，还是位于上东区租金较低的一侧，换句话说，就是第三大街以东的地区，这边的租金越往北越低。他从没有过自己适合那地方的感觉。或者说，他至少是得不到认可，毕竟他也承受不起对冲基金这个圈子里的社交开销。他没有一个想法是特别能赚大钱的，不仅如此，韦恩斯坦在学术圈子里也吃不开。大部分已经成名的物理学和数学教授都认为，他那晦涩的理论往好了说是没法被证明的，往坏了说就是可以证明他疯了。
然而在旧金山，看起来根本不可能的那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出格想法会赢得掌声。他逐渐常规化地拜访蒂尔，以及其他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的数学家，并在这个过程中前所未有地得到了鼓励。他还发现，硅谷的女人认为他那种在众多贝塔男（指成就平平，但性格温和的男性）的海洋当中，大胆得自以为是的特点甚至有几分迷人。
对韦恩斯坦来说，硅谷已经成为一块应许之地，他以前从不曾知道的存在。他和他妻子皮娅·玛兰尼以前都为乔治·索罗斯的基金会工作。那时候他们出席亿万富翁大会，跟比他们主流的科学家争论不休。他们想出的物理学新观点基本上都会被整个科学界嗤之以鼻。后来，他们就一直在尝试摆脱依赖同行评议的科学共识体系。他们所反驳的，实际上是一种具有压迫性的、政治正确的过时风气，因为这会抑制原创思想。
韦恩斯坦的这种抗争，正是蒂尔欣赏他的原因之一。不论在任何领域，蒂尔都从来不赞成同行评议体系，反对让一群掌握权威的专家去评判一个新思想，去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新思想。蒂尔想看看接下来韦恩斯坦是否参透了他的新万物理论，看看权威科学界是不是一直在压制他。
自打进入哈佛大学，成为物理学和数学系的一名学生以来，韦恩斯坦就觉得，他才刚开始比其他人更加清楚地认识这个世界。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有一天他一直在研究的所有学科，从量子力学，到物理学，再到数学，全都在他脑子里的几何图案中结晶了，囊括了所有事实、体系和过程的几何图案，甚至包括行为。韦恩斯坦认为行为像计算机代码一样可以被分解成图案，而这就是他的万物理论——一种他认为对权威人士威胁性太大的理论，大到他23岁还在念博士时，因为这个理论直接被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爱德华·威滕赶出了哈佛大学。韦恩斯坦恨透了学术界对他的抵制。他决定去证明那些人都错了，而且他会在硅谷、在蒂尔以及他在这里遇到的所有人的支持下去证明。
2014年春季，韦恩斯坦已经有了连胜纪录，在他的理论上有了长足进步，主要得感谢他在硅谷遇到的所有这些女人。那时候，他还会在硅谷和纽约之间来回飞，回去看他的妻子和孩子。在格林尼治村一间法式风格咖啡馆的里屋，韦恩斯坦靠着一张深色桌子在讲他成功的秘诀。他吐露了心声，真正使他创造力大爆发，而且信心大增的秘诀是引诱年轻姑娘。他会在咖啡馆里认识这些女人，就比如这一家，他经常在这里遇到朋友西恩和夏洛特：西恩·列侬，就是披头士乐队传奇人物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的儿子，以及他一直以来的女朋友夏洛特·坎普·米尔赫。韦恩斯坦对列侬的儿子看法过分乐观，他提到说自己认为西恩在音乐方面的天赋甚至要超过已故的父亲，只是西恩“生不逢时”。
“女人给我灵感。”韦恩斯坦说道。他接着解释自己怎样和妻子维持一种开放的关系，他们会邀请女性加入其中，然后还拍成影片。这样就能确保韦恩斯坦住在西海岸期间，他们夫妻俩都能保持兴趣，尤其是当韦恩斯坦在硅谷时，“表现得像是单身”，而她在纽约照顾孩子。
韦恩斯坦的勾引策略不久就在这间法式街边小咖啡馆里上演了。“什么是你真正想做的事，什么是你渴望去做而外界又不允许你做，或者你不敢公开来聊的事？”他问话时眼中充满力量，是装的还是真的就不知道了。尽管他的大腹便便很明显，尽管他的深色卷发很凌乱，可也不难看出韦恩斯坦为什么勾引人能成功。他总能设法让你以为，在回答他那些试探性问题时，你就快接近自己内心深处的光芒了，他用你不知道该怎样回应的学识去动摇你，还强迫你结结巴巴地说出一些话，如“呃，天啊，我不知道，但我不敢相信有人会问这个”，再后来就说：“等一下，我到底对什么事充满热忱呢？”
韦恩斯坦会尝试创造出这种震撼人心的状态，然后紧跟着再说出他的硅谷新口头禅：“你就不想干点越轨的事吗？”
接下来的一个月，也就是2014年5月，韦恩斯坦回到旧金山教会区一间空旷热辣的仓库里。里面满屋子都是像他这样的中年男人，其中许多也有开放的情爱关系，这些人还加入了类似初尝（OneTaste）这种性开放组织。在OneTaste的聚会上，女人们会围坐成一圈，打着治疗和哲学性新式性觉醒的幌子，等着被匿名付钱的客人们激起性欲。
这种晚餐被称为“死亡晚餐”，是由一位名为迈克尔·赫布的厨师，在转行做开放婚姻倡导者后带头发起的。婚姻破裂后，他打算要“超越”死亡。于是，他和一位科学记者大卫·艾温·邓肯一同组织了一系列的晚餐，让参与者在进餐时谈论死亡，以此来解构死亡。邓肯此前在传媒领域的发展缺乏“钱”景，这使他感到挫败。前不久，邓肯搞了一项大型活动策划业务，取名为弧计划，在活动中采用人工智能来招待讨论组成员，而人则变得越来越像机器。
在这个又深又暗的空间里，所有餐桌被摆放成一个“X”形状（显然是代表染色体）。尽管有50人出席了晚餐，但其中只有3个人有两条X染色体。虽说死亡与长寿是当晚讨论的焦点，可晚餐只不过是后面那个派对活动的预告。在派对上，传统的性别角色将被抛弃。为了给这个“颠覆性的超越”暖场热身，来宾们收到了列出a、b、c、d四个选项的卡片，按逐步递增的顺序，描述他们希望把思想和身体上传到芯片中的程度，以此来影响人工智能的思想。（这其中的创意是，未来可能会开发出一种芯片或纳米机器人，人可以把大脑里的所有信息拷贝到里面。）邓肯和赫布宣布，当晚的座位将依据每个人填写的卡片内容来安排，很明显这就是在说，你自己上传的东西越多，那么你就越能放心地把身体托付给人工智能，以及你越勇敢，获得的启发就越大。
有一点很讽刺，虽然像机器一样的人在舞台上受到追捧，但用来招待宾客的饭菜却是最有机、纯手工、仿佛直接从脏土里弄出来的，见所未见的料理。装在陶质的碗中分送到宾客面前的，是看起来像一团团泥土的软糊状物。给每位纯素食者的软团子尝起来还有粗粝感，那不是动物、蔬菜或者矿物质的口感，而是来自泥沙的粗粝感。饥肠辘辘的人们看了看周围，把这些团子在盘中来回地扒了扒之后，还是宁愿去喝红酒，至少里面还有酒精是有机的，是手工制作出来的。带着极度饥饿的状态，他们准备接着迎接当晚剩下的活动，这就必须走很长一段路，穿过一家沃尔玛超市前方一片空旷的停车场，再朝着一排高速公路地下通道旁边的废弃建筑物走过去。
然而，接下来还有整整半个小时。晚餐结束后，65岁、曾参与投资过奇点大学的风险投资人里斯·琼斯，坐在位于房间前方的一圈他的仰慕者中间，正在讨论OneTaste的哲学理念，也就是琼斯资助成立的“性高潮团体”。围成一圈坐在他周围的女人们盘着腿，把毯子搭在膝盖上，而男人们则坐在女人们身后爱抚她们，直到男人们达到了性高潮，而女人们却没能达到高潮。琼斯给女人们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他穿着熨烫过的卡其裤和白色扣角领衬衫，留着浓密的银发白须，比起性创新者，他看着倒更像个邋遢的教授。可是随着他形容性开放的做法是怎样不仅具有颠覆性，而且还具有启蒙性时，他的脸上泛出一种色欲攻心的激情，就像精力旺盛的少年盯着色情网站时的样子。坐在他附近的一票朋友都对此表示赞成，其中有风险投资人，有奇点研究所的教授，也有蒂尔学员的导师。他们都想要实现一种新层次的自由。他们认为这种新的性自由会带给他们新层次的启蒙。他们要参观旧金山北部的俄罗斯浴池，在那里他们可以集体裸浴，感到自己“完完全全地活着”。
韦恩斯坦过去经常抱怨说，他感觉不到自己还活着；抱怨说社会已经丧失了把人与人联系起来的能力，丧失了让人“真切感受”的能力。“在一个网络化的世界中，我们怎样才能回到过去？”这群人穿越停车场往饭后派对走时，琼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道，在硅谷这里，性就能帮你找回那种感觉。他接着说，性就是那个很棒的“联系”。硅谷能为社会观念做什么，有什么既不为统治集团所在乎，也不被家族姓氏和常春藤联盟所在乎的观念，那就是性，是硅谷能做的。在这个属于创业公司的世界里，做出狂野的、大胆的，甚至糟透了的决定，哪怕导致了灾难性的失败都会给简历增色。他随之问道：“那为什么不为性也做些什么呢？”
韦恩斯坦想要固化这种变化了的性意识。他想创造一种新的道德体系。硅谷能连伦理道德也入侵吗？教派信仰在硅谷确实是一种已经固化的嗜好。在硅谷，瑜伽不再是瑜伽。软件工程师给瑜伽重新编码，让其成为一种“宗教性、冥想性、变革性、颠覆性、超越性”的体验。水平接近托尼·罗宾的瑜伽大师引领了上述这些新式的教派信仰体系。瑜伽导师成了身体工程师、灵活性程序员、思想领袖。大师不仅会横扫你的周日早晨，还会带你们去假期静修，或者是调剂一下你的婚姻。那不是锻炼，而是为你的生活在设计舞步，是精神生活的灵修，是精神上的治愈，是集这三者为一体。
硅谷的餐后派对，或者不如叫纵欲乱舞，经常在废弃的仓库里举办，就像霍夫曼的仓库那样，已经成为白天工作，晚上开狂欢派对的地方。韦恩斯坦就是在一个这样的派对上认识托德·霍夫曼的。霍夫曼也是蒂尔学员的导师。他表面上是个分子生物学家，实际上霍夫曼和他妻子凯蒂一直在致力于探索让显微镜成像效果更优、速度更快的方式。他们跟不同的学员合作开展生物学项目，并且欢迎学员加入到他们离经叛道的圈子里来。
他们两个人都染着粉色的头发，穿着情侣装：一般是灰色T恤和黑色牛仔裤。他们会自吹自擂地说，周末他们用这个引诱了技术女加入他们的多情恋社群。平日里，两人在一个社区的地下室里工作，这里就是霍夫曼创办的兰顿实验室。但是两人最终创造出的远不止是实验室。兰顿实验室是一个多用途的场所，带有居住功能。里面放着的双层床和床垫，塞满了教会区兰顿大街上这幢老旧联排别墅的各个角落。这里同时也是全年常设的火人节舞台设计工作室。
火人节是一个已有三十年传统的节日，在内华达沙漠的中心地带举办。这个节日从最初只是另类艺术家用于狂热膜拜的一个小型露营地，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不断扩大的实验性游乐场。不论任何人，只要想让自己融入那里，也不论是以哪种自己所认为的“原生”状态去融入，都可以去过火人节。节日的庆祝活动包括用闪亮的浅金色在裸体上作画，穿着带兽角的野兽毛皮，骑着缠满荧光彩带的自行车兜圈。近些年来，硅谷越来越重视这个节日，尤其把它当作打破社会规范的一种象征。
在兰顿实验室，霍夫曼希望能把这种符号感扩张出去。他和凯蒂表现得把经济目的放在其次。这两个人的抱负要更加远大：他们想侵入和改变人的生活方式。街边就是他们的工作区，实验室中其他的创业公司也都人满为患，塞得每个柜台、桌面和架子上都满满当当。在这里工作的还只是他们团体的核心成员。这个社区连周边的空间都算上也至多容纳300人。霍夫曼对此并不知情，他还说要接纳任何一个想要突破自我界限的人。
对于绝大多数由男性构成的大多数硅谷年轻人来说，突破界限意味着鼓起勇气，甚至是说出对浪漫情爱的喜好，这在很多年轻的男性心目中，就是一片“技术荒漠”，是个理想的女性对象极度稀缺的地方。来到硅谷很像要上大学时的感觉，这里这些书呆子也是突然就被安置到一个没有成年人监管的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工作上离经叛道几乎和生活上越轨越界获得的鼓励不相上下。硅谷并非人人都是多情恋，当然也不是所有夫妻都是开放婚姻，但那些对此感到非常满意的人就特别喜欢拿这事吹嘘。就像那个关于无麸质饮食的笑话里说的：“你是怎么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奉行无麸质饮食习惯的？”答案是：“他们自己说的。”
随着蒂尔学员们也见识到这些社群，一些人对这些完全不屑一顾，可还有些人则无可救药地被这些迷住了。詹姆斯·普劳德，这个曾经创立了GigLocator的19岁蒂尔学员就宁愿和西恩·帕克来往。帕克是纳普斯特的创始人，也是Facebook的第一任总裁，后来他还创建了声田，一个音乐共享服务平台。帕克比普劳德大12岁，对普劳德和他的音乐会定位应用十分着迷。2013年，帕克在树林里办了一场权利的游戏主题婚礼。受邀出席婚礼的所有宾客都获赠了要在婚礼当天穿着的中世纪服装，专属于他们。帕克也邀请了普劳德，送了他一套宫廷小丑的服装。相比起去那种破烂不堪的场所参加实验性多情恋派对，普劳德绝对更愿意去结识滚石乐队成员的女儿们。“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多情恋，”用普劳德的话说，“但那些多情恋到什么时候都对此喋喋不休。”
再说回到劳拉·戴明，她总是收到这类活动的邀请。总有人想尝试“打开她的眼界”，让她了解新的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她岁数大得多的韦恩斯坦就想把戴明揽进他肥胖发福的羽翼之下，还邀她一起去旧金山北部的俄罗斯浴池，名义是“帮她重新找回与身体的接触，以及探索身体怎样与思想相联系”。戴明回绝了。她依然还是硅谷极客的梦中情人。
硅谷这地方当然和旧金山还是不一样的。到了帕罗奥多市，男人的数量远远多过女人。那些一直在此生活的人，往往会尽其所能地给自己速配，就像是熊在漫长的寒冬来临前焦急地寻觅配偶。这些人整天写代码，留给他们玩的时间少之又少，再加上帕罗奥多的酒吧十点左右就差不多都关了。那些想找刺激（或者想抽时间约个会）的人就会直奔旧金山。几乎都是去教会区，这是个从前不受欢迎的地区，而现在是一大堆技术公司的所在地。在那里可以找到各种形式的试验。
而伯纳姆，起初还坚持留守在阿瑟顿市的郊区。他住的那个街区，大部分女人都是40多岁的已婚中年人。后来，他就津津有味地开始享受去大城市那些行程。到2014年4月末，别管什么派对都是好的，伯纳姆已经饥不择食了，哪怕是并不对他胃口的托德·霍夫曼的风格。在东海岸的帆船营里，没人敢留霍夫曼那种粉色卷发，也没人穿这种沉闷的灰黑色衣服。
东海岸也不会有人在皮肤里植入能够发出低温设备警报的传感器，如果有人想对他们这么做的话。然而，霍夫曼不仅给自己身体植入了不止一个传感器，还把操作指南文到了躯干部位，详述了如果他过世的话，应该如何把他冷冻在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的恒温容器里。
霍夫曼，37岁，在洛杉矶长大。四年半以前，当他发现了这间旧仓库后，在那里建立了兰顿实验室。几年后，霍夫曼朝街边扩建了实验室这幢建筑，他还把收租金的方式改为让十几个人同时在那里居住和工作，从中赚到了钱。后来，总共有16个人住在那幢别墅的住宅区，与几间开放式起居室通过一条走廊相连，楼下是火人节的舞池和自行车存放区。
清晨，参加完某个有名气的派对后，他们又坐在实验室的楼下开始测试新显微镜了。大学里的研究实验室给霍夫曼送去了细胞组织，让他们制作成像并且处理数据。那些人却说，他们的机器比人能达到的成像速度快3倍，而且一天最多能制作出一名专业技术人员一年制作的成像。
技术令科学发生了彻底变革，这样的形式点燃了霍夫曼的激情。他还认为，这同时也表明了机器超越我们人类的可能性。这也使霍夫曼感到纳闷，如果如此之多的事都有可能，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固守自己那点不足道的人类准则？埃里克·韦恩斯坦一直以来都是这么想的，会不会还有些别的什么（规律）？这两个人都想知道。现在他们能证明了。
回到旧金山后，韦恩斯坦花了不少时间和霍夫曼在一起。他很喜欢去霍夫曼的实验室看那些人最新的发明，还参加他们举办的派对。2014年春天，这两人在实验室里四处走动，此时韦恩斯坦正在向霍夫曼解释道：“许多人都把创造性从自己脑子里赶了出去。”他顿了顿，看向霍夫曼，接着又围着霍夫曼走在实验室里。“有一小部分人说：‘下一个到来的是什么？我想以深远的方式创造改变这个世界。’”霍夫曼说住在他实验室里的企业家当中，有三个都是辍学的肄业博士。“实验室里没有能读完全日制博士项目的，也没有团队创始人有博士学位，”他接着说，“在我看来，大学里需要你先做学者，再去改变世界，而学术也曾为我铺过路，只是后来走不通了。”
就在那条路被堵住的地方，另一条通往旧金山的路自此开启了。这里有精力，也有耐性去容忍风险，这是其他地方比不了的。“在大学设立的任何一个国家实验室里，你都可以找到许多充满智慧的地方。那些地方拥有知识深度，但它们不容忍风险，他们也没有极度独立的传统。”在硅谷，正是这样的传统造就了这群新新人类，他们追求试验性的生活方式，有教派信仰的人很多。以正常的眼光来看，这群不知道限度为何物的人，用这些虚假的纵欲、狂欢，还有新奇的沙龙共同构成了一种以怪异、反常为规律的生活方式。这里的各种制度和惯例，比如资金募集、交租方式、贷款抵押，甚至婚姻，等等一切，都随着产业技术的不断颠覆而变得无足轻重、不堪一击、灵活可变。
实验室里的住户们上楼后，把机器散出的令人憋闷的热气留在了兰顿的“大厅”里。韦恩斯坦说过，那是个危险的地方。这指的并非是“虐猫或者做炸弹”那样的地方，而是说那里可能有人正在做着说都说不清楚的其他什么非主流的事情，至少可以这样说。实际上这都是被“极端感性的体验”所吸引，做这种事的人由此获得“自我实现”的感觉，哪怕这样的行为意味着他们是存在于“值得受人尊敬的世界”之外的，韦恩斯坦继续说道。
霍夫曼认为他的目的不仅仅是生活方式或者文化，而是要高远得多。他认为自己在此发挥的作用是为富有冒险开拓精神的硅谷群体创造出一种新的时代精神。“这里有如此高度密集的智慧，有受过这么良好教育的人，”他是这样说的，“硅谷的邮政编码就是全世界最高教育水准的编号。”正因如此，韦恩斯坦相信，从技术角度来说，任何事都有可能。他手指着街对面旧仓库的一扇平平无奇的玻璃门，那里有一对夫妻正斜倚着墙喝咖啡。“就在那里——那两个人正在建造卫星，”韦恩斯坦说，“他们已经发射过28颗卫星了。”
他承认，在硅谷之外还有很多地方，一直在尝试做着同样的事，但他们和那些地方是没有交集的。在麻省理工的媒体实验室，或是哈佛大学的创新实验室里，没人会在放着显微镜的楼层呼呼大睡。他们也不会在连接各个教师会议室的门厅里开派对。那些地方也不会有那么高的自治程度，有的只是比硅谷多得多的官僚主义，不论在其中哪一所“拥有丰富遗产馈赠的机构”中都是如此，也就是俗称的大学。
按照霍夫曼的说法，那种地方的人不会轻易地转换框架体系。从这个角度来说，连床都不会轻易互换。有天赋的人大多成为被隔绝的孤岛。而在硅谷，社交生活反映出的同样是运用创造力，通过试验和失败去解决问题。当他那些室友为了制造机器人，而去组装电子器件，制作电路板，给机器供电的时候，他们才是正在实现自己所认为的“完完全全地活着”。
照他估计，整个东海岸都一直处在一种僵尸状态。而他指导那些年轻的蒂尔学员，比如伯纳姆、戴明、普劳德，只要他们按着自己一直以来所熟悉的思路体系走下去，就能在硅谷取得成功。
同时，伯纳姆的另一个导师，帕特里·弗里德曼正在遭遇越来越多来自他那个试验性公社的麻烦事。他妻子已经向他提出了试验性分手。弗里德曼并不确定这对于他的家庭和他的多情恋信仰都意味着什么。他对此感到不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