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想象敌人被逐出朝鲜后还能处于一种交战状态。”麦克阿瑟说，如果中国人终于相信他们守不住鸭绿江以南地区，“我相信那时就能同他们订立一项合乎情理的条约”。但是约翰逊已经阐明了他的观点：同中国发生战争，所牵涉到的事远远不只是越过边界去扔几颗炸弹。在进一步的询问下，麦克阿瑟甚至不愿去估计一下他的计划是否要求再增派10万人或50万人到亚洲。“我相信，首要的当务之急就是取消禁令，让我们使用我们所拥有的最大兵力。”
“不过，将军，”约翰逊说，“如果我们接受这些计划，我们就必须估计一下所需要的人数。我们不仅需要估计人数，而且还要能够提供这一人数。当你提出一项积极的计划时——如你已经提出的——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确保我们拥有所需要的部队和兵力来执行这一计划。”
在同参议员莫尔斯进行的冗长讨论中，麦克阿瑟全然不把苏联可能参战的恐惧当作一回事，随着事态的进展，他们的支持已经“黯然失色了”。他已经看过关于向中国人提供的供应品的情报报告，“在我看来，这似乎是相当微弱的支援，如果中国将要受到强大压力的话”。
麦克阿瑟说，战争开始时，很多人担忧苏联以直接战斗的方式进行干涉。但是苏联人表现出出人意料的克制，甚至当一架美国飞机偶然轰炸了一个俄国机场时也是如此。尽管美国对这一过失表示道歉并答应赔偿，但是苏联人从未送来过账单。美方靠近西伯利亚的侦察飞行也未引起那里苏联部队数量的“丝毫增加”。尽管苏联人在联合国里吵吵嚷嚷，“但是到了战场上，情况却截然相反”，麦克阿瑟说。
在一番有先见之明的言论中——比当时国务院拥有的观点更有远见卓识——麦克阿瑟看到了苏联对于“这个正在中国渐渐成形、头角崭露的新怪物”的畏惧。他不相信苏联人是要中国人变得强大到足以向苏联挑战；恰恰相反，莫斯科是想把中国置于它的控制之下。
麦克阿瑟的作证终于在5月7日晚上7时10分结束。麦克阿瑟在证人席上待了差不多23个钟头，他的证词长达787页打字纸。他离开时，耳畔萦绕着委员会成员们恭维过度的赞美之词。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已经把他对于进行朝鲜战争的看法，以及他同杜鲁门政府的政策分歧直截了当地记录在案。作为有关个人声誉的大事，他首先要阐明的一点是，他并没有对杜鲁门总统抗命不从。他在这一天晚些时候说：
我全身的每一根神经都在憎恨任何这样的论断，即说我曾经在某种程度上，对美国总统，或者对这个国家的政策，或者甚至对联合国的政策和指令违抗不从或是不予尊重。
现在，舞台转向了其他一些人，他们是政府军事政策和对外政策的设计师。
轮到政府
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其下属军官们用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对麦克阿瑟的证词进行了逐字逐句的分析。他们一致认为的质疑要点是，麦克阿瑟反复断言他们曾经“同意”1951年1月12日提出的四点行动计划，即加强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实行海上封锁、取消对在“满洲”进行空中侦察的限制、取消对中国国民党部队行动的限制。麦克阿瑟曾强调，他感到这些步骤就是既定的政策。他是否有可能在1月中旬，当劳顿·柯林斯将军在东京向他概述这些选择方案时产生了误解？不，柯林斯将军回答说，相反地，他曾直接向麦克阿瑟宣读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文件，以避免任何由其他参谋人员做出错误解释的可能性。如果麦克阿瑟没有认识到这一备忘录是“选择方案”，那则是他的过错，而不是华盛顿的过错。这样，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别无选择了：他们必须来完成一项令人生厌的任务，表明一位民族英雄错了。
5月7日星期一，国防部长乔治·马歇尔为军方打头阵。他开始说，他竟不得不“几乎是直接针对麦克阿瑟将军的许许多多见解和行动”来作证，这是一种“令人痛苦的需要”。他把将军称作是“陆军军官弟兄，我极为尊敬的人”。接着，他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对麦克阿瑟进行了驳斥。
首先是麦克阿瑟所声称的，马歇尔曾经压制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把台湾交给中共、给予中共以联合国席位之事的反对意见。麦克阿瑟是在评论杜鲁门总统打算在3月底发布的和平宣言时，说了这番话。马歇尔作证说，政府实际上提出的是，美国将“不反对讨论这些问题”。他接着说，美国的长远政策是“抵制把台湾交给中共，并反对给予中共在联合国的席位”，不存在“对于这一政策的任何背离”，美国要把这两个问题排除在停战条件之外的决定也没有动摇。把这些问题列入讨论日程是一种现实的决定，因为其他各方肯定也会提出来的。但是对其进行讨论，并不就等于同意。
关于1月12日选择方案，马歇尔对于1951年初严重的军事形势，以及当时美国“面临着不得不把我们的部队从朝鲜撤出这种非常现实的可能性”，做了冗长的说明。麦克阿瑟所援引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方针是作为权宜之计提出来的，“一旦这一可能性日益临近现实时”才能考虑付诸实施。差不多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备忘录送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去审阅的同一时间，军事局势随着李奇微重新取得主动而有了急剧的改观，这样就没有必要把这些方案的任何一条付诸实现。“这些拟议中的行动方针中，没有一条被我或被任何高一级权威否定过或是不赞成，”马歇尔肯定地说，“在参谋长们看来，就这些选择方案做出最后决定，这在当时根本就是不必要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明智的。”
在接着的几天中，其他各位参谋长对马歇尔关于1月12日文件的说法也加以响应。最详尽的讲话来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他说，参谋长们早在1950年11月底，就领导着参谋部的一个委员会研究一旦美国和中国卷入全面战争时可能采取的行动。委员会的结论报告序言中阐述了这种限定的偶然性，但是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最后的备忘录中，不知为何这些限制性语言被删去了，只剩下一个说明，说所列行动方针已被“暂时同意”（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但是在布雷德利看来（还有他的同事们后来说），有一点是绝对清楚的，即这份备忘录仅仅是一份“研究报告”，而不是给麦克阿瑟的一项命令或全套指示。备忘录里没有一处说过这些决定是最后的决定。
马歇尔从本质上不同意麦克阿瑟关于如何进行战争的几乎每一个论点，他也不苟同麦克阿瑟所相信的看法，即将军提议的针对中国的行动将不会导致扩大战争：
他（麦克阿瑟）想让我们接受的风险不仅涉及扩大同红色中国的战争，而且涉及同苏联进行一场全面战争。他想让我们这样做，而不惜付出失去我们盟友和损坏全世界自由人民联盟的代价。他想让我们这样做，而不顾这种行动的后果将会把西欧暴露给苏联的攻击，他们的数百万大军已在中欧和东欧待命而动。
马歇尔接着说，一位使命有限的战区司令官同总统、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之间存在根本分歧，后三者“必须把我们在地球一个部分的利益和目标同另一个地区的利益和目标加以衡量……以便得出最佳的总体平衡”。
马歇尔认为，“一个战区司令官竟会变得对于他自己的目标如此全神贯注”，以致他从上级机关接到的命令“也不是他自己心目中的东西”，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军事史上充满了这样的例子。但是麦克阿瑟这件事中的新奇之处，是那种“绝无先例的局面，即一个战区司令官对美国对外政策和军事政策公开表示不满和不赞成”。马歇尔接着说明了杜鲁门总统把麦克阿瑟解职的根本原因：
这一点已经很明显了：麦克阿瑟将军已经发展到了不赞同美国既定政策的严重地步，以致人们严重怀疑是否还能允许他行使决定权，而这种权力是由正常的指挥职责赋予一位战区指挥官的。在此情况下，别无他法，只能把他解职。
其他各位参谋长也都严格地以军事上的理由，依次确认他们支持把麦克阿瑟解职的决定。没有人指责他违抗军令。事实上每个人都坚持认为，他的各种言论日积月累的效果（在3月24日他致中国人的逼降最后通牒和致马丁的信件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使得总统别无选择。虽然对麦克阿瑟的某些战术行动批评甚多，最突出的是第8集团军和第10军的分家，但是参谋长们似乎不大愿意对一位战地指挥官的判断表示疑问（尽管柯林斯和布雷德利都坚持说，他们的部署本来可以有所不同）。与参议员亚历山大·威利交锋时，柯林斯在对于麦克阿瑟整个进行战争的方法的观点上却语焉不详。“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威利问道，“你是否愿意说，麦克阿瑟将军对于朝鲜战争的领导，可以同他……1941年至1945年在太平洋进行战争时建树的卓越成就相提并论？”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参议员。”柯林斯回答说。
“你愿意回答吗？”
“如果你坚持，我将回答它，但是我更倾向于不回答。”柯林斯说。威利没有坚持。
马歇尔使用了他证词中的最大篇幅，详细回顾政府限制朝鲜战争的决定，这是为了赢得时间，以调动足够的军事实力来对付苏联的任何行动，这一过程将一直延续到1953年。在作证过程中，马歇尔对麦克阿瑟当作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提出的若干断言表示了疑问。
在麦克阿瑟这些很成问题的宣称中，最主要的一点，恐怕就是中国国民党人的战斗能力问题。麦克阿瑟说起过这支60万人的大军只要得到美国的后勤支援，就完全能够对中国大陆采取行动。他对国民党人战斗威力所做的某些保留也只是用泛泛的言词加以表达，以致意义全无。然而，马歇尔对国民党人做了更为准确的描述。
麦克阿瑟曾经作证说，当他1950年8月去台湾时，他认为中国国民党军队是“出色的”。他们缺少卡车、大炮和其他“现代化精密装备”，但是他们“能够打造成一支非常出色的部队。……这支部队代表着60万第一流战斗人员的潜力”。
麦克阿瑟评价的根据是一次为期一天，而且很大程度上是礼节性访问的现场观察。在从1951年听证会的记录里因保密而删除的证词中，马歇尔概述了1950年8月底由麦克阿瑟派往台湾的、一个由37名军官组成的调查组的调查结果。该调查组报告说，国民党人的“训练情况和装备情况，无论是地面部队、空军，还是海军，都十分差劲，以致他们不能被指望来防守该岛”。麦克阿瑟所说的“60万大军”，甚至都不能指望守住他们的大本营，更不用说到外国去打仗了。
在另一方面，麦克阿瑟低估了国民党人装备短缺的程度。没关系的，从60万人当中，总可以找到足够的武器和与其他装备，把3.5万至4万人的部队送往朝鲜。马歇尔却看法相反。“在目前台湾的情况下，”他说，“这样一支小部队代表的正是台湾防务的核心。要从台湾那里抽出这么一支部队来，即使它真是存在的话（着重号为引者所加），看来也是大成问题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把宝贵的美国装备浪费在国民党人身上。参谋长联席会议1950年11月的一份内部备忘录指出，“国民党军队在损失为他们（在同共产党打仗时）提供的装备方面的记录，使联席参谋长们更加不情愿为他们提供装备并在战斗中使用他们”。马歇尔不相信国民党一旦同共产党打起仗来能保持住士气，他们刚刚在几年前不光彩地败于共产党手下。
布雷德利将军甚至走得更远，说他们的士气是如此糟糕，以致他们一遇机会就可能会投诚到共产党那边去。布雷德利作证时说，如果一支共军能设法在台湾登陆，单靠国民党人的投诚，他们就可以获得这个岛屿。柯林斯将军有此同感：“我们十分怀疑，我们能从这些中国人（国民党）那里比从南朝鲜人那里得到更多的什么东西，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从中国大陆被赶出来的人。”
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不支持麦克阿瑟关于国民党人能对大陆发动任何有意义的行动的论点。马歇尔也认为：“如果没有我们被迫卷入去支持他们，国民党人并不具有持续进行一项行动的能力。”无论是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是中央情报局都看不到任何可能性——如果蒋介石试图返回大陆，还会得到有意义的民众支持。以他这些有限的实力，如果没有中国民众的支持，蒋介石根本不可能成功。而布雷德利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这里的问题在于，蒋介石不被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蒋在中国大陆有过很大的取胜机会，但是他没有取胜。在我看来，从军事观点来说，我不认为他现在能在领导中国人方面有多大的成就。
确实，（大陆的中国人中）某些人正在对共产党产生厌倦，而且现在比过去更忠于蒋介石。但是，在我看来，他并不处于能够聚集中国人民反对共产党的地位，即使我们能把他弄上大陆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