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跋
美国结束了一场它第一次不能宣告胜利的战争，没有庆祝活动。关于停战协定签字的消息在时代广场灯光新闻牌上闪烁着，人们驻足读着这一通告，耸耸肩膀继续走路。不像欧洲胜利日和对日作战胜利日，也没有欢呼的人群聚集在一起。白宫发出的公开言论都降低了调子，唯恐冒犯了李承晚的尊严。马克·克拉克将军对新闻记者说：“在这一时刻我欢乐不起来。”艾森豪威尔显然实现了他结束战争的竞选诺言，但是这一结局对于振作美国的民族精神毫无作用。
批评很快就来了，甚至来自总统自己这一方。印第安纳州参议员威廉·詹纳把停战协定称为“给绥靖的最后礼物”。马萨诸塞州众议员、众院议长约翰·马丁说：“你不把胜利作为目标，就不能去进行一场军事行动并希望能获得成功。”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威廉·诺兰对艾森豪威尔宣称这场战争是“集体安全”的胜利这一说法提出了异议，他指出美国和南朝鲜为这场战争提供了95%的人力。
也许哈里·杜鲁门是最不高兴的美国人了，他以老谋深算、一反常态的沉默掩盖了他眼下的愤怒。他深知，这个国家对和平是如此欢欣喜悦，任何批评都会被当成耍态度而无人理会。但是在若干年以后，他曾在朋友面前把那位“共和党的迷人娃娃”诋毁了一番，说如果他按照艾克所接受的条件同意停战的话，“他们（共和党人）会把我大卸八块的”。杜鲁门并没有对停战条件吹毛求疵，这些条件基本上是1951年会谈开始时他曾谋求过的。但是他认为，他是因为共和党指责他“打不赢”的战争政策而被拉下马的，现在艾森豪威尔眼都不眨就接受了“打不赢”的结局。其他民主党人则畅所欲言。得克萨斯的年轻参议员林登·约翰逊谴责说，停战协定“仅仅是让侵略大军放手到处攻击……是一个骗人的协定”。但是，那些支持杜鲁门和艾奇逊为南朝鲜提供防务的自由派人士却认为，这个防务条约是民主党的一大亮点。这些自由派人士忠于罗斯福—杜鲁门的“通过集体行动争取和平”的思想，理查德·罗维尔把他们的信念概括如下：
在朝鲜，美国证明了它言出必行、信守约束，而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并不存在什么约束。历史将把朝鲜当成一个集体安全的试验场来加以引证，而直至现在集体安全还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朝鲜将作为世界反共斗争的一个转捩点而名留青史。
罗维尔的最后一句话颇为言过其实，不过朝鲜确实给西方世界在与共产主义扩张行为的武装冲突中提供了一个短暂的喘息之机。其中的一个因素是，美国对于共产党想让朝鲜战争死灰复燃的企图，于1953年8月7日通过联合国提出了一项严正警告：“破坏停战协定的后果将十分严重，极大的可能是它将导致敌对行为不会只限制在朝鲜国境之内。”
停战协定只有一部分得到了履行，即战俘处置问题。8月5日，在板门店开始了“大交换行动”，一个月之后，联合国军已经交还了75 823名战俘（70 183名北朝鲜人，5 640名中国人）。共产党方面也交出了12 773人，其中有3 597名美国人，7 862名南朝鲜人，其余是其他各个国家的人。
处置那些拒绝遣返的战俘则耗去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9月23日，联合国军把22 604名战俘（其中14 704名中国人，其余是北朝鲜人）在非军事区移交给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共产党则移交了359名不愿遣返者，主要都是南朝鲜人。如联合国军所料，中国代表在向其以前的士兵们“解释”为什么他们应当回国时收效甚微，只有137人选择了遣返。当共产党想要拖延谈话以争取更多士兵回国的迹象时，联合国军干脆就把这些战俘释放了。大多数中国人立即去了台湾，很多人加入了国民党军队；朝鲜人则去了南朝鲜。
在359名不愿遣返的联合国军战俘中，只有10名选择了回国——2名美国人，8名朝鲜人。其余的325名朝鲜人和21名美国人、1名英国人仍留在共产党那里。
在稳定军备问题上，共产党直截了当地拒绝允许观察员对北朝鲜的10个指定进口港进行视察。与此同时，中立国委员会中的波兰和捷克则要求严格执行对南朝鲜的监督协议。这种一边倒的情形继续了好几年，直至美国在1957年宣布，它打算对韩国军队实行现代化。
根据停战协定，关于朝鲜未来的政治会议本应于1953年10月27日召开，事实却并非如此（没人对此感到惊讶）。在联合国，共产党阵营要求召开一次大型的圆桌会议，把苏联也包括进去，以讨论广泛范围的亚洲问题。美国则指出，停战协定明确提出，要举行一次由朝鲜战争“双方”参加的会议，问苏联是不是同意这样来定位。苏联不愿意。最后，在1954年4月日内瓦召开的一次多国会议上讨论了朝鲜问题，但是毫无结果。当时朝鲜问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性已经减退了，这次会议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越南的分割问题，这一行动据认为是为了结束当时所谓的印度支那战争。
直到1960年，李承晚都紧抱着南朝鲜总统的位置不放，这个政权变得更加专制。他继续叫嚣要重新开战（没人拿他当真）。当50年代结束时，甚至连他的追随者们都觉得他垂垂老矣。1960年，抗议活动和学生骚乱最终驱使他流亡夏威夷，并于1965年死在那里。
以最客观的观点来说，大韩民国仍然是一个政治上十分糟糕的国家。继任的历届总统，要么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要么是以唯一的候选人当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政治活动自由等一概闻所未闻，韩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们习以为常地追踪和杀害不同政见者，连住在国外的也不放过。从积极的角度说，韩国被认为是亚洲的“经济花园”，每年与美国有着100亿美元的贸易量，但是这个花园里存在着相当多的隐患。当吉米·卡特总统未能按照他的竞选誓言，撤出4万多名作为警戒力量仍然驻守在那里的美国部队时，他发现，南朝鲜继续拥有美国保守派广泛的政治支持。
在北朝鲜，金日成纵然年事已高，仍是一个不可撼动的强人。他不时地宣称“在我有生之年统一朝鲜”，他还要把心存疑虑的南朝鲜人劝到会议桌上去。两个朝鲜的部队仍然在非军事区两边虎视眈眈，联合国军和共产党的代表们不时地在这里会晤，举行毫无意义的“和平”会谈。一位国务院官员这样描述这两个国家：“两只被一些壕沟和铁丝网隔开的蝎子。”
个人的观察
朝鲜战争不了了之的结果，可想而知地让许多朝鲜人，尤其是这个国家的领导者们明显地不高兴，因为美国没有实现它曾经一度宣称的统一朝鲜的目标。如前所述，要实现这目标，就要承担政治和军事的代价，这是两届美国政府都不愿意付出的。然而，在战后的头几年里，朝鲜人的不满情绪相当强烈。李承晚就是一个例子，他喜欢喋喋不休地重复朝鲜的那句老谚语：鲸鱼打架，小虾遭殃。
但是，南朝鲜是一个对美国笃信不疑的国家（虽然南朝鲜领导人显然没有从美国的治理体系中，诸如自由选举和政治活动等看到什么长处）。韩国部队与美国人在越南并肩作战，其勇猛善战使得每一个到过他们部队的人都印象难忘。对中国来说，南朝鲜仍然犹如骨鲠在喉，时时提醒着，美国曾在世界的这个特定地方以军事手段回应了侵略；而且如果有朝一日，目标成了另一个更加重要的国家——日本，美国还会卷土重来。然而，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朝鲜仍然是一个未知世界。他们想象的和道听途说的关于朝鲜的事情，很多都是负面的：在大街上和机场中骚扰人们的“文鲜明统一教”的可怕教派，南朝鲜是他们的家园；“韩国门”丑闻的金钱渊薮，韩国政府以此收买了无数国会议员的支持；一个在国际大赦组织黑名单上的政权。
1979年8月，我看到了南朝鲜人心灵的另一面。一位朋友安排我跟一伙退役的韩国将军们在一起，他们在纽约搞一个正式名称为“慰问住院的韩战老兵/韩美亲善访问团”的活动。一位负责公关的韩国妇女解释说，这个活动的目的“就是向在朝鲜战争中打过仗、现在住院的美国退伍老兵表示感谢”。（韩国人才真正地需要亲善：“韩国门”事件登在报纸头条，卡特总统仍在谈论从韩国撤出美国军队。）
不管怎么讲，韩国人聚集了一帮鸡皮鹤发、耄耋之年、身穿便服的老将军，以及来自纽约地区的韩国商人和专业人士，还有若干宣传人员，向位于纽约东区的退伍军人医院进发，据说那里有一些病人是朝鲜战争的退伍军人。
没有人想到要告诉这些退伍军人：这一切都是为了向他们表示敬意。这一群人，也许有几十人，一次又一次地涌进一间住着一位退伍军人的病房或者房间。领头的将军是前韩国陆军参谋长，他趋前几步，鞠躬如仪，然后以流利的朝鲜语宣读一份长长的声明（那位退伍军人根本不知所云）。一些退伍军人显然受到用于消毒的酒精作用，他们畏缩后退，仿佛突然进入了费里尼 恐怖电影的亚洲版本；或者似乎是韩国警察来到了这里，要向他们陈述某些遗忘已久的在汉城犯下的罪行，而他们则正在聆听警察关于嫌犯权利的“米兰达权利”警告词。尽管许多人立即显得十分紧张，但是没有一个人从床上起来逃跑。宣读完毕，这位将军把一枚奖章别在病人的睡衣上，这时，一名翻译员出来解围，告诉这些退伍军人这是怎么一回事。
看了几幕这样的场景，我落在队伍的后面，以便跟一位退伍军人交谈，希望能得到一些趣闻逸事用在我的这本书中。其中一位说：“朝鲜战争，天哪，你知道，我在那里8个月，几乎9个月。我得想半天才能告诉你，我是哪个部队的。”他停了一会儿说：“但是，这些朝鲜人，他们一定没有忘记，不是吗？”是的，他们没有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