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他否认了因他进入北朝鲜过深而引起中国人介入的说法。他所采取的每一步行动都符合联合国的决议。他抨击了那种“使人误解和讨厌的流言蜚语”，他是奉命停止在三八线、平壤，或者“未抵达国际边界的任何战线上”的。（严格地讲，麦克阿瑟说得不错。然而，他却有意回避军令，即只许韩国军队而非美国军队在靠近“满洲”的边境地区行动。）“跟联合国打仗，这是中共领导人一个基本的、策划已久的决定，其付诸实施的直接动因是他们的卫星国北朝鲜的军队遭到了惨败。……”
第三，也是麦克阿瑟最为大肆声张的一点，他反对报界把他从北朝鲜“有计划的撤退”描绘成“退却”（麦克阿瑟显然成功地对他的战地指挥官们隐藏了他的意图）。他斥责“愚昧无知”的记者分不清什么是技艺高超的撤退，什么是军队的“仓皇溃逃”。麦克阿瑟的确赞赏了中国人某些“战术上的成功”，但又说之所以如此，仅仅是由于他们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并且付出了“令人震惊的人员伤亡的代价”。他对欧洲报刊“不负责任的评论”尤为愤怒，并批评欧洲人的“观点颇为自私且鼠目寸光”，他们认为保卫自己的大陆比保卫亚洲更重要。
最后，麦克阿瑟隐晦地批评了他在华盛顿的上司禁止他越过鸭绿江打击共产党的军队。
他在回答《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时说：
问：你是否认为，限制你无约束地追击中国……军队，以及无约束地攻击他们的基地，这样做妨碍了有效的军事行动？
答：这是巨大的妨碍，在军事上史无前例。
问：敌人虽然没有空中力量，但却能够面对拥有相当强大空中力量的军队，取得有效的进展，如何解释这一事实呢？
答：这是因为前面提到的那些限制，加之运动的方式使空军对地面行动的支援极为困难，以及由于中立的庇护区紧靠战场，使空军不能发挥其战略潜力。
问：这是否为美国计划的重大教训？
答：是的。
下面两个问题是关于使用原子弹的事，麦克阿瑟的回答闪烁其词，令人不寒而栗。
问：能谈谈在你进行的战斗方式中使用（原子）炸弹的有效性和无效性的问题吗？
答：此时此刻我的评论将是不甚适宜的。
问：按目前在朝鲜进行的这种作战方式，敌人部队的集结程度是否足以使我方有效地使用这种武器？
答：此时此刻我的评论将是不甚适宜的。
麦克阿瑟描绘了一幅他历尽艰辛的阴郁图景：“人的忍耐能力从未像在朝鲜战役中那样受到如此严厉的考验，高尚的人类行为准则也从未受过如此坚韧的磨炼和如此坚定的捍卫。”
这些言论使杜鲁门恼羞成怒，尤其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的那篇文章，这个杂志是他的劲敌。在总统看来，麦克阿瑟犯下了与他的政敌拉帮结伙的罪孽。杜鲁门后来对他的知己说，他几个月前就打算“罢免麦克阿瑟”，但由于联合国军陷入困境，杜鲁门感到不得不在批评者，尤其是欧洲人面前替将军辩护。他在11月3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当一个人节节胜利时，人们总是拥戴他；但是当他遇到一点麻烦时，他们又都对他口诛笔伐，指责他应该做这做那，而以前他们并没有告诉他要这样做。”麦克阿瑟“干得很好，而且还会干得很好”。但是，杜鲁门那天晚上却私下里在日记的开头嘲弄了麦克阿瑟：
这个月一直闹哄哄的。麦克将军像往常一样信口开河。他在竞选前发表的一次讲话使我们丢了一些选票，他在竞选后发表的一次讲话使他在欧洲和国内陷入困境。即使他在很多不同场合拆我的台，我仍须为他辩护，为他挽回面子。但我必须站在我的战友一边，难道麦克就不“喜欢”这个他认为是“低人一等的”人的话吗？
麦克阿瑟对报界的讲话使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洛维特感到厌恶，他对迪安·艾奇逊说，麦克阿瑟“害怕了”，他在发表“告后人书”。洛维特对麦克阿瑟所称官方人士没有告诫他向边界推进并不明智的说法表示异议，他把麦克阿瑟的这番话称作是“虚假的和捏造的”。他还认为，这是一件“他从未见过的最为奇特的事情：……将军居然能在这个时候坐下来”给报界写电报。
由于麦克阿瑟还在继续发表批评性言论，杜鲁门终于采取行动让他沉默。总统在12月6日对所有行政官员——但显然是针对麦克阿瑟——发布了两项命令。第一项命令是，未经国务院批准，不得发表任何“有关外交政策的”讲话、新闻稿“或其他公开言论”，其目的是确保公开发表的消息“准确无误，并与美国政府的政策完全一致”。第二个命令更为具体。命令说，海外官员，包括军事指挥官和外交代表，应“在公开讲话中极为谨慎，除例行声明外，所有声明都要经各主管部门审批，并禁止就军事或外交政策问题与美国的报纸、杂志或其他公共媒介进行直接联系”。这项命令使得麦克阿瑟总部发出的评论有所减缓，但这仅仅是暂时的——使麦克阿瑟安静并不等于使他沉默。
随便谈论原子弹
尽管总统在努力使麦克阿瑟免开尊口，但他本人却随随便便地谈及在朝鲜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从而触及了欧洲盟国以及很多美国人最为敏感的神经。战争爆发以来，五角大楼就一直在研究何种条件下可能使用原子武器。11月20日，亦即麦克阿瑟发动攻势前一个星期，劳顿·柯林斯将军对同事们说：“据信，很快将会请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问题发表意见。还可以想象，在中国共产党发动全面攻势的情况下，对他们的部队和物资集结地使用原子弹也许是使联合国军能够守住一条防线，或者尽早地进行（一次）向‘满洲’边境推进的决定性因素。”他建议就使用核武器的应变条件进行研究。
一个星期过去了，柯林斯建议的事情显然一无所成。这时，中国人已经大规模参战。11月2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秘书莱勒海军少将向联合战略研究委员会递交了一份“优先”请求。如果苏联人介入，莱勒希望提议“有可能使用原子弹，作为阻止这种干预继续进行，或者协助从朝鲜撤出联合国军队的一个因素”。他请求就可能使用原子弹的数量、目标地区，以及关于“使用方法、时间和运输方式等”考虑提出见解，还请求就“事先提出或不提出最后通牒而对中国使用常规或原子炸弹”的问题提出意见。
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官僚机构中，甚至可能使用原子武器的事也是一个严加保守的秘密。莱勒的备忘录中有一条告诫：“只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秘书拥有这一备忘录的唯一副本。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对于此事的知情要严加限制。”
当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工作人员还在研究这一问题时，11月30日，杜鲁门总统就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引发了对核武器的讨论。总统所使用的语言既不严谨，在法律上也不准确。
《纽约时报》记者安东尼·莱维罗：总统先生，进攻“满洲”是否取决于联合国的行动？
总统：是的，完全是这样。
莱维罗：换句话说，如果联合国授权麦克阿瑟将军要走得更远，他会这样做吗？
总统：我们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以满足军事形势的需要，正如我们经常做的那样。
《纽约每日新闻》记者杰克·多尔蒂：这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
总统：这包括我们拥有的任何武器。
《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保罗·利奇：总统先生，你说的“我们拥有的任何武器”，是否意味着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
总统：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我不希望看到使用它。这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不应将其用于和这场军事入侵毫无关系的无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而如果使用原子弹，就会发生那样的事。
合众国际社老资格的记者梅里曼·史密斯显然认为，总统在这个问题上比原来打算的走得远。他给了杜鲁门一个逐渐后退的机会。
梅里曼·史密斯：总统先生，我想再回到刚才提到的原子弹的问题上。我们是不是清楚地理解了你的意思：使用原子弹的问题正在积极考虑之中？
总统：我们一直在积极地考虑，史密斯。这是我们的一种武器。
国际新闻社记者罗伯特·狄克逊：总统先生，这是不是意味着用以打击军事目标或民用——
总统（打断他的话）：那是军方人员将要决定的事。我不是一位批准这些事情的军方权威。
记者们提了几个问题后又回到了原子弹的问题。
全国广播公司新闻记者弗兰克·布戈尔策：总统先生，你刚才说这取决于联合国的行动。这是不是意味着除非联合国授权，否则我们将不会使用原子弹？
总统：不，完全不是那种意思。针对中国的行动要取决于联合国的行动，战场上的军事指挥官则负责武器的使用，正如他通常做的那样（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杜鲁门总统大错特错了，正如苦不堪言的白宫新闻办公室几小时后在一份“澄清声明”中所说的那样。根据《原子能法》，只有总统能够授权使用原子弹。但在这份澄清声明发出之前，美联社和合众社已经把杜鲁门的这番错话飞快地传遍世界，《华盛顿邮报》的爱德华·福利亚德写道，这引起了“国内外舆论一片大哗”。英国官员说，这种说法使他们“震惊和错愕”。他们认为，这意味着难以捉摸的麦克阿瑟现在可以放开手脚对中国人使用原子弹了。
尽管杜鲁门从未以语言精确著称，但他对总统在如此敏感事宜上拥有的权力问题说错话，实在是引人注目，以致令人百思不解。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有时候是一份不良记录）中说，报界误解了他，但是他没有再去引用他自己说过的使用核武器“是军方人员将要决定的事”这句话。有一个证据表明杜鲁门并非瞎说：他打算警告中国人和苏联人，如果暴力在朝鲜升级，就有引发全面战争的危险。
当时的情况是：11月30日下午，亦即杜鲁门的记者招待会后几个小时，比利时驻华盛顿大使巴伦·西尔弗克赖斯会见了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西尔弗克赖斯指出，比利时外交大臣保罗·范齐兰德是欧洲委员会的部长委员会主席，他经常会见西欧其他领导人，因而他能够向那些人“转达我们可能有的任何想法”。腊斯克回答说，美国准备“尽其所能去避免爆发全面战争，但我们不准备撤出朝鲜”。
据腊斯克说，巴伦·西尔弗克赖斯接着提到了杜鲁门关于原子弹的说法，“还问我是不是指我们要使用它”。腊斯克回答说：“我不能说我们是否要使用原子弹。”西尔弗克赖斯说，他“推测”总统的意思是，由于总统自己就能授权使用原子弹，因而总统将听从战地军事指挥官的建议。
腊斯克在后来的谈话中再也没有谈到核武器的事。但在他送西尔弗克赖斯去电梯时，比利时人说，如果美国确实打算把原子弹引入战争，“他认为对中国城市使用原子弹没有任何特别的价值。为什么不再进一步去摧毁苏联制造原子弹的设施呢？”西尔弗克赖斯指出，那些设施“位于离我们目前的作战地区直线距离并不很远的地方”。
腊斯克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他谈话的要点却意味着，一位友好的大使得到的是模棱两可的信息，以供其外交大臣在欧洲各国首都传播。如果杜鲁门确实想搞核讹诈，那么他的信息会很快传到中国人和苏联人那里。
不管杜鲁门的动机如何，他的评论在英国议会引起了轩然大波，美国大使馆把这称为“1945年工党上台以来，下议院就外交事务所进行的最为激烈、焦虑和负责的辩论”。大约100名工党议员在一封递交给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的信上签名，反对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原子弹。议会中的不满情绪是普遍的，甚至包括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和安东尼·艾登这些美国的忠实朋友，二人都是下野的保守党人士。另一位保守党领袖理查德·巴特勒说：“英国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希望在他们的命运（被扩大到中国的战争）决定之前得到保证：他们正在参与决定自己的命运。”
在辩论中，艾德礼的助手们急急忙忙地给美国使馆打电话。首相说，他要宣布他准备会见杜鲁门以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这样，这场辩论就可以结束。总统很快同意了。英国议会中的紧张气氛暂时得到缓解，休会时爆发出一阵欢呼。
盟国在联合国的反叛
与此同时，政府也听到联合国里怨声不已。驻联合国大使沃伦·奥斯汀报告说，那里的人对麦克阿瑟的“不信任情绪”在增长，因为人们认为他“不很听指挥”。11月29日，甚至在杜鲁门就原子武器挑起轩然大波以前，英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拉德温·杰布爵士和法国驻联合国大使让·肖夫尔在一次冗长和牢骚不断的会议上，就美国的政策与国务院的欧内斯特·格罗斯发生龃龉。他们强调了欧洲的担忧，即处于“前线，并为苏联的全面军事进攻敞开了大门”，他们不希望让“亚洲的章鱼吸干我们所有的共同力量”。杰布直言不讳，只要6名工党议员在一次关于朝鲜的信任投票中弃权，艾德礼政府就会倒台，因而艾德礼没有多少回旋余地。
11月30日傍晚，西方国家的大使们匆匆赶往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奥斯汀那里，杜鲁门关于核武器的讲话使他们深感忧虑。肖夫尔说，荷兰代表“含着眼泪”问他是否有机会避免战争。杰布说，西欧其他国家的人与英国人同样有“巨大的担心”，美国正“在一个不可思议的时间里和可能出现的最困难的战略条件下”，使他们在亚洲卷入战争。欧洲人不想谴责中国人为侵略者，因为这等于企图“重新征服和解放”已经被北京夺取的“地区”。
联合国的联合阵线迅速地土崩瓦解了。
华盛顿考虑撤退
11月30日至12月1日夜间抵达华盛顿的电报报告说，战场局势急剧恶化。那天（星期五）上午8时30分，对战争的看法更为忧郁的人群之一集聚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会议室里。自战争初期以来，这是头一次听到认真讨论美国是否应承认战败和从朝鲜全部撤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