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之后，阿尔蒙德再次视察第2师防区。这一次他发现士兵们没有手套、睡袋、风雪衣或大衣；散兵坑和火力点构筑十分糟糕；尽管下了直接的命令，该师却未能用炮火摧毁邻近的一个村庄（阿尔蒙德的报告中已提示但未直言的是，北朝鲜或中国军队把这个村庄作为他们的庇护地）。阿尔蒙德在一个观察哨中呼唤炮火袭击一个目标，12分钟后第一发炮弹才打来。“太慢了。”他说。阿尔蒙德到处检查。士兵们的反坦克火箭筒从未开过火，而一组57毫米炮手“在射击700码外的目标时，不能命中离目标300码之内的地方”。
第二天，李奇微将麦克卢尔将军解职，并给予一个暗含讥讽的评语，听起来与其说是一个推荐，倒不如说是针对此人的一个警告：“我相信，麦克卢尔将军卓著成就的漫长记录将证明这一设想：他在其他一些职务上必将前程无量。”
李奇微在撤掉其他四位将军职务时并不需要什么调查报告（他们是第7师的戴维·巴尔、第24师的约翰·丘奇、第1骑兵师的霍巴特·盖伊和第25师的威廉·基恩），他在离开华盛顿之前就已决定撤换他们。李奇微1月8日在一次高级助手会议上机敏地说：“我们必须把一些有作战经验的人派回战场。我们将抽走一些参战已久的人，派送一些年富力强的将官过来。”五角大楼虽然支持李奇微，但同时又建议他小心从事，以免引起国会对陆军副参谋长韦德·海斯利普将军称为“大批撤换高级军官”一事进行任何调查。海斯利普叫李奇微把这次撤换说成是例行的轮换，并由华盛顿的陆军部来发新闻公报，而不是从战场上发。海斯利普还建议说：“应强调他们在朝鲜的战功和得到过的嘉奖。”这些公关手法居然挺管用，比方说《时代》周刊就设法把撤职说得听起来像是晋升一样，说什么被撤换的将军们“将回到美国担任头等重要的职务”。至2月末，李奇微已经调集了一批师一级的新骨干，他们全是少将，年龄从49岁至51岁不等。他们是：查尔斯·帕尔默——第1骑兵师；小布莱克希尔·布赖恩——第24师；克劳德·费伦博——第7师；约瑟夫·布雷德利——第25师。
李奇微在给柯林斯的信中，委婉地把美国部队在战场上的毅力同共产党部队做了比较，他承认：
除非你亲自从吉普车上而不是从空中看到了这种地形，你很难想象行动的困难。但是人家那边能克服这种困难，他们好像从不缺少弹药，而弹药在他们的后勤线上是最沉重的物资。当然他们使用了令人钦佩的力夫和各种运输土办法——牛、骆驼、骡马和两轮大车。
李奇微希望在训练中“要加强精神和体力”训练。他在走访位于釜山的战俘营时，发现那里关押的北朝鲜和中国战俘们“看来比衣冠禽兽好不了多少。苏联人就是用如此野蛮之徒来摧毁我们的人，同时保存自己的实力”。
李奇微打算对以平民作掩护的敌人毫不留情。在1月8日的一次司令部会议上，有人提出应如何处置装扮成平民的敌军士兵的问题。会议记录说：“我们不能处决他们，但要在他们成为战俘之前打死他们。”一位将官提出：“干脆把他们交给韩国方面，他们会处置的。”李奇微向麦克阿瑟请求允许使用毒气，“作为掩护撤退和从最后滩头阵地撤出时的不得已手段，我们在这些滩头阵地可能遭受到极大的压力，诉诸极端手段也是有道理的”，使用毒气“将带来不可估量的战术价值”。麦克阿瑟拒绝了，“我不相信一旦下令撤出时将有机会来对敌人使用化学武器。如你们所知，美国完全和严格禁止使用这类物质。即使我们自己的政府改变了这一态度……联合国也不可能”批准。
士兵和军官们很快就都知道了李奇微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他会叫住一名海军陆战队的无线电通信兵，此人因为背负通信器材而不能俯身系好战斗靴上松开的鞋带，李奇微就会亲自替他系好鞋带。他强调要研究地形：“我们必须知道道路状况的好坏，必须知道哪儿装甲部队能通行、哪儿不能通行。”当李奇微下令一支部队攻击某一地域时，“我要知道这里是否需要步兵背负武器、弹药和食品爬上2 000英尺的山脊，以及他们是否能将重型装备运进去，是否能涉过溪流，或者是否能找到轮式车辆可以通行的道路”。他和他的座机驾驶员迈克·林奇上尉飞遍了整条战线，他们的L-17联络飞机在稻田田埂顶上的路面上降落，或是俯冲飞进小城镇在平坦的街道上着陆。“李奇微将军在与战斗相关的地方，就像是一只待在发烫的铁皮屋顶上的猫，”林奇叙述说，“他想身临其境。”
林奇是一个胆大勇猛的飞行员，他能把李奇微送到将军想去的地方。他早就知道如何在余暇时去侦察那些不正规的着陆场地，以备在紧急情况中使用。他在汉江附近找到一个小镇子，一条相当宽的道路穿过该镇，直至一处T字形的交叉路口而终止。“第一次我是在电线底下飞到这个镇里面，然后拉起来，飞过一座桥，再飞下去。”林奇说，“四个月之后，我给李奇微开飞机。他有一个行动计划，第187团要向该镇以北跃进。但是作为行动计划的一部分，第1骑兵师已快速突破了阻击之敌，看来可以超过第187团而到达目标。李奇微将军想知道我们应当在哪里取消第187团的跃进，因为如果中国人已经出了镇，这就是多此一举了。”但是中国人究竟在不在镇子里呢？
“我们下去看看。”李奇微对林奇说。
李奇微的一名助手坐在一架稍大的指挥飞机里，他通过无线电提出了抗议：“那里没有可供降落的地方。”
“我以前降落过，”林奇告诉李奇微，“我能飞进去，不过这他妈的挺麻烦。”
“飞进去。”李奇微说。
林奇安然降落。他递给李奇微一支卡宾枪，他们步行穿过镇子，检查桥梁上有无炸药和饵雷。“然后第1骑兵师先头部队在查利·道格（在美国陆军，如果一个人名字的简写是C.D.的话，总要被冠以这一昵称）·帕尔默的率领下蜂拥开进镇子。这样，帕尔默将军首先看见的就是第8集团军司令官和一帮挥动着美国国旗的朝鲜小孩。”
李奇微很注意把对将军和士兵的批评保守秘密。在新闻发布会上，他强调的是他面临着重建第8集团军的任务。李奇微的个性和他的坦直使他同新闻界的关系相当融洽。对沃克来说，记者都是些令人讨厌的人，他觉得新闻界没有给予他足够的荣耀——他的釜山防御战在麦克阿瑟仁川登陆的夺目光彩中黯然失色。沃克不对记者大发雷霆时，就对他们置之不理。然而李奇微却认识到，战争在公众中的形象必然要靠战地记者的报道来塑造，因此他对记者们恩礼有加。他还说服了詹姆斯·夸克重操旧业来积极处理他同新闻界的关系。夸克原来是乔治·巴顿将军的公共新闻官之一，后来当了《费城问询报》的一名董事。夸克懂得提供一些小小的便利和服务来帮助新闻界做好工作。他在第8集团军司令部新闻记者宿舍区里挂起了一张大型地图，上面标有不断更新的战术标号。他还在记者区安装了电话总机，这样记者就可以用电话向战场征集快讯。他给电台广播员们建造了一个隔音间。关于李奇微的报道反映了新闻界对他的喜爱。对美国公众来说，李奇微成了勇猛对敌、严格治军而又知人善任的“能干将军”。有些记者暗自嘲笑李奇微挂在他的战地夹克衫上的两颗手榴弹，但是迈克·林奇上尉认为这些意见不甚公正。“李奇微将军经常身临枪林弹雨之中。好几次起飞时，迫击炮弹就落在我们四周。在第187团的一次推进之后，我们还在离飞机几码远的地方抓过俘虏。”
但是李奇微对他认为是不准确和不可靠的报道也会毫不客气。1月8日，他就拒绝允许《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玛格丽特·希金斯发出一篇消息，该消息说“美国官员”和“高级军方人士”认为朝鲜局势“毫无希望”。李奇微在致麦克阿瑟的一封短笺中解释说：“自从希金斯小姐来此之后，她从未采访过任何本司令部授权的发言人。她究竟同哪位政府官员交谈过也不得而知。”她的观点“并不反映本司令部的看法”。李奇微提醒麦克阿瑟的参谋长多伊尔·希基将军说，希金斯“颇为愤慨”，并可能再次听到她的批评。
李奇微在同麦克阿瑟打交道时恭敬有礼而又小心谨慎，尽管他内心对这位司令官存有戒心。他在日常发往东京的电报中经常插进一段对麦克阿瑟的颂扬之词，而且很注意避免做出任何可能传到这位将军那里去的批评言论。他时时不忘麦克阿瑟那著名的自负，并知道冒犯这一点的后果。2月16日，助理陆军部长厄尔·约翰逊给李奇微寄来了一篇德鲁·皮尔逊的专栏文章，文章说“李奇微在把朝鲜的惨败变为胜利时，从麦克阿瑟的错误中获益匪浅”。约翰逊写信说：“无须去评说这一观点的是非曲直，你甚至可以比我更清楚地认识到，有必要不让此种论调在麦克阿瑟将军那里造成不利的情绪化反应。你可指望我采取任何可能的行动，以抵消这一不幸的做法。”李奇微理解这一点，他答复说，这一问题“十分微妙，我必须小心从事，因为尽管我这一方目的单纯……但是出于无心或是轻率，一些完全清白无辜的言行或被曲解……则也是轻而易举的”。
在第8集团军指挥权易手的最初几周中，麦克阿瑟远离朝鲜，从而使李奇微的工作更为得心应手。李奇微照章办事。他几乎每天向麦克阿瑟发电，汇报他恢复第8集团军战备状态的工作情况，以及在他认为部队准备就绪时发起有限反攻的打算。他和麦克阿瑟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语焉不详的训令（部队根据此训令才能行动）同感悲哀，但是李奇微仍煞费苦心地向指挥官们解释，为什么他们不能得到他们所要求的援助，以及他们为什么不能把战争打到中国去。他说得很直率。“为了支援在朝鲜的军队，”他说，“我们的动员基础业已破坏殆尽，我们的后勤仓库和货架业已告罄。美国除了在朝鲜之外，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无力再做出任何重大努力。”但是他仍想向军官们灌输“最充分的信心，即我们能无限期地待下去，直至由防御转为进攻”。
李奇微开诚布公，结果之一就是人们虽然承认失败迫在眉睫，但是关于要从朝鲜全面撤退的谣传已经收敛。李奇微知道，一旦他的士兵们懂得他们在朝鲜要待下去，而且在不久的将来运兵船不会来接他们，他们就会战斗下去。至1月底，经过一个月充满活力的工作且清除了大批无用的军官，李奇微期待着进攻。
麦克阿瑟建议被否
李奇微将军阻止了中国人新年攻势这一成就，越发坚定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心，以否决麦克阿瑟1950年12月提出的二者必择其一的建议，即要么扩大战争，要么撤出朝鲜。麦克阿瑟12月的最后一批急电曾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重新考虑”他们否决的针对中国行动的决议，不然就要付出被迫撤退的代价。参谋长联席会议不为所动。在经过两个星期客客气气的间隔期之后，1951年1月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致电麦克阿瑟，说他所提议的报复性措施将“得到认真考虑”，同时他也应当接受若干结论。他们说：“不太有可能发生政策转变或其他外来不测事件，以致有理由要加强我们在朝鲜的努力。”封锁中国也必须等到美国在朝鲜的地位稳定或者是撤出之后。即使到了那时，对中国进行封锁之事还需要同英国人进行谈判，因为要考虑“英国经过香港同中国进行贸易的程度以及联合国的同意”。至于对中国进行海空袭击，“恐怕只有待中共在朝鲜之外攻击美国部队之时才能授权进行”。参谋长联席会议（第四次）拒绝在朝鲜使用中国国民党人。接着他们重申了给麦克阿瑟的命令：“在保障你部安全和保卫日本的根本使命这一首要考虑之下”，务必节节抵抗，并“尽可能地大量杀伤敌人”。“如果根据你的明确判断，为避免人员和物资的严重损失而必须撤退的话，彼时你们可从朝鲜撤至日本。”
麦克阿瑟愤怒地接读此电。副官考特尼·惠特尼说，麦克阿瑟认为这是一个“陷阱”，它要求做出互为矛盾的抉择：如有可能就在朝鲜坚守，否则就撤出。他的反应是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做出“澄清”，弦外之音就是说他打算重新争论此事（麦克阿瑟12月就耍过这个把戏）。麦克阿瑟打电报说，联合国军尚未强大到能既坚守朝鲜又保卫日本，这是“不言自明的”。战略部署“必须建立在确定美国利益与远东的关联性这一政策基础之上，这一政策是压倒一切的”。一条滩头阵线可以坚守于一时，但是不能做到没有损失。“至于这种损失是否称得上‘严重’……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取决于人们给这个词什么样的含义。”（参谋长联席会议尚未对“严重”一词加以定义。）
联合国军已经完成了其最初的使命，即把北朝鲜军队赶出南朝鲜。联合国军从未被打算用来“同中国军队交战”。联合国部队——
在长期困苦的征战中已经精疲力竭，他们的勇气和战斗素质在被人误解的退却行动中受到无端的指责，他们为这些可耻的宣传而感到苦恼。他们的士气将成为他们作战效率的严重威胁，除非要求他们以生命换取时间这一做法的政治基础得到清晰的描述和充分的理解，并且它如此激励人心，以致战斗的危难都可以欣然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