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指的是1973年秋天我写的《悼念一棵枫树》。
每首诗应该都有自己的故乡，这个命题我以为是能够成立的。但是我的大部分诗却很难找到它们的出生地，它们是一簇忽明忽暗的小火花，是一阵夹带砂粒的风，是一个遥远的彩色的圈像，是无人安葬的孤魂，是梦游者面前的一束白光，是一个唪叫的厉鬼，是一羽升天的翅膀。寂寞和孤独有故多吗？在哪里？希望的故乡又在何方？我们只能说，它们在人间最隐秘的角落。但是有一些诗，它们的出生和经历的坎坷的命运，我都一清二楚。作为作者我与它们几乎是同体的生命（卡夫卡有过这个神奇的体验）。几十年来我深深怀念自己的故乡，也深深怀念我的许多诗的故乡。我常常弄不清自己是人还是诗。
《悼念一棵枫树》发表之后，得到了好评。论者说它的象征性很明确，是怀念某一个人的，也有人说是悼念许多令人敬仰的英灵。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要象征什么，更不是立意通过这棵树的悲剧命运去影射什么，抨击什么。我悼念的仅仅是天地间一棵高大的枫树。我确实没有象征的意图，我写的是实实在在的感触。这棵枫树的命运，在我的心目中，是巨大而神圣的一个形象。什么象征的词语对于它都是无力的，它也不是为了象征什么才存在的。当然。血管里流出来的是热的红的血。当时身处绝境的我的心血里必然浸透着那段历史的痛楚和悲愤，的确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联想。树的被伐和它的刨痛，我感同身受。那时我失去了一切正常的生存条件，也可以说，卸去了一切世俗的因袭负担，我的身心许多年米没有如此地单纯和素白。我感到难得的自在，对世界的感悟完整地只属于自己了，孤独的周围是空旷，是生命经过粉身碎骨的冲击和肢解之后获得的解脱，几乎有再生的喜悦。这喜悦默默地隐藏在心里。
从199年9月末到1974年12月的最后一天，我在湖北咸宁干校一直从事最繁重的劳役，特别是头两三年，我在连队充当着“头号劳力”，经常在泥泞的七上八下的山间小路上弓着腰身拉七八百斤重的板车，浑身的骨头（特别是背脊）严重劳损，睡觉翻身都困难。那几年，只要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我总要到一片没有路的丛林中去稽徉，一座小山丘的顶端立着一棵高大的枫树，我常常背靠它久久地坐着。我的疼痛的背脊贴着它结实而挺拔的躯干，弓形的背脊才得以慢慢地竖直起来。生命得到了支持。我的背脊所以到现在（年近70）仍然没有弯曲，我血肉地觉得是这棵被伐倒了20年的枫树挺拔的躯干一直在支持着我，我的骨骼里树立着它永恒的姿态，血液里流滴着枫叶的火焰。
枫树伟岸的姿态令我敬仰与感念不已。一到初冬，它宽大的掌形的叶片映着阳光燃起了赤忱的火焰。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美艳的树叶。我几次写信给在北大荒劳动和学木刻的儿子，让他来看望这棵枫树，希望他把它的形象画下来。但时机不凑巧，没有能来。后来他来了，枫树已经被伐倒一年了。
一天清晨。我听见一阵“滋拉滋拉”的声音，一声轰然倒下来的震响，使附近山野抖动了起来，随即闻到了一股浓重的枫香味。我直感地觉得我那棵相依为命的枫树被伐倒了……我立即飞奔向那片丛林。整个天空变得空荡荡的，小山丘向下沉落，垂下了头颅，枫树直挺挺地躺在丛莽之中。我颓然地坐在深深的树坑边，失声痛哭了起来。村里的一个孩子莫名其妙地问我：“你丢了什么这么伤心？我替你去找。”我回答不上来。我丢掉的谁也无法找回来。那几天我几乎失魂落魄，生命像被连根拔起。过了好些天，我写下了这首诗。儿子没有把它的形象画下来，只好由我写一首诗来悼念它。我不能让它的伟大的形象从天地问消失。我要把它重新树立在天地间。
这些年。我常常怀念斧头湖边的那个小小的山丘，最初把它看作是我的一首诗的故乡，渐渐地我觉得它已成为我自己的故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