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回忆“杨余傅事件”真相。
空军政委余立金快到屋门口时，冷不丁从黑暗中扑上来四条汉子，给余立金戴上了手铐，一支枪顶在了他的后背……
杨成武心想，莫非发生政变了？
傅崇碧明白自己是被关押了，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突然之间成了“阶下囚”。
是谁看到了不该看到的，知道了不该知道的？
两封匿名信，又一导火索。
（序篇）
“杨余傅”就是指的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同志。所谓“杨余傅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反党集团为了实现篡党夺权阴谋而精心策划的一个重大步骤，也是一起骇人听闻的重大冤案。1968年3月22日，突然发布了两个命令，一个是说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他们的所有职务。另一个命令是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由于林彪别有用心和有意封锁，以致军队如此重大的人事变更，几位军委副主席都毫无所闻。至于这一事件何时策划，怎样酝酿的，那就更是不得而知了。林彪在关于“杨余傅事件”
的一次讲话中说，这件事在毛泽东同志那里汇报了，开了四次会才决定下来。
可见林彪是早有预谋的。
3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驻京机关部队１万多人参加的大会。林彪在会上讲：“……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有个人野心，还想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这些当然都是无稽之谈。林彪还造谣说傅崇碧同志带着几辆满载全副武装的汽车冲进“中央文革小组”驻地去抓人。他们还罗织罪名，说“杨余傅”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一次“新反扑”。
在大会前两天，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位同志即被拘留监禁，以后遭受了残酷的折磨，杨成武同志一家先后被整死了三口人。
3月24日的大会我没有参加，因为3月8日我的心脏病突然发作，而且是最严重的一次，搞了60多个小时才恢复正常。当时我住在西山，他们打了３次电话，让我去参加大会。我说，身体实在不行，只能请假。会议情况是叶剑英同志回来告诉我的。会上，林彪一伙做了精心安排。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同志都是政治局委员，但统统不准在主席台上就坐，一律坐在台下。别的一些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却坐在台上。很显然，意思就是台下这些同志有问题，是属于可以被冲击的对象。
尤其意味深长的是，林彪在讲话中特别提到“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又说了一通晋察冀只是解放军的一部分，意思是说杨成武在搞“晋察冀山头主义”。林彪讲话以后，康生接着讲话说：“我相信杨成武的背后还有后台的，还有黑后台的。”他们一唱一和，配合默契，就是要挖出晋察冀的“黑后台”。那我当然是首当其冲了。
在林彪、“四人帮”等一伙人的煽动下，社会上掀起一股要把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这些老同志统统打倒的邪风。
林彪策划的这一套，已经使他制造“杨余傅事件”的真正目的昭然若揭了。
第一，排斥异己、安插亲信，首先把军队的大权转移到他的亲信手里，为篡党夺权铺平道路。第二，借此打倒一批他们想要打倒但还没有被打倒的老同志，清除他们篡党篡军的障碍。
当我得知这些情况以后，感到问题是严重的。果然，从4月1日起，应该发给我的一些文件、电报停发了。这说明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我对秘书说：“不管他，文件他们爱发不发。‘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弄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谁是‘黑后台’。”4月6日，我给叶群打电话问：“你们说的黑后台究竟指的是谁？”叶群在电话里说：“并没有点名嘛。”她没有说黑后台就是指我，但也没说我不是黑后台。当时社会上“炮轰聂荣臻”轰得很厉害。叶群的意思是，反正外面在轰，让人家轰嘛，轰倒谁就是谁。
4月7日，我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对杨成武同志的看法和历史上同杨成武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情况。信上我还要求同毛泽东同志面谈一次。４月10日，周恩来同志的秘书打来电话，告诉我说，毛泽东同志在我写的信上批了16个字：“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听了这个批语，我已经明白，林彪搞的这一套并不是毛泽东同志的意思。不久以后，毛泽东同志又当面对我说：“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４月16日，我到林彪那里去了一趟，我问林彪：“杨成武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把他打倒？”林彪支支吾吾，勉强地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意思是不大听话了。我说：“他不到你这里来，你是副主席嘛，打个电话他不就来了！”当时我感到非常可笑，这也竟然成为被打倒的理由，说明他们一手策划的“杨余傅事件”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志对参加军委会议的同志说：“‘杨余傅事件’弄错了，这是林彪搞的。”1974年7月，毛泽东同志又亲自批准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平反恢复名誉。此后不久，他们被释放出来，并先后恢复工作。1979年3月，中央又发出专门文件，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
联系到“杨余傅事件”，有必要提及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反对和批判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使许许多多的干部受到迫害和不公正的待遇。它的流毒很广，持续的时间也很长，尤其对党内团结的危害是不可低估的。从林彪开始整杨成武的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到1971年年初，江青在中央召开的华北会议上大整郑维山同志，说什么“华北山头主义有历史性”，“从聂荣臻、杨成武到郑维山、傅崇碧，一个班底接着一个班底”，“是坏人当道”。还诬蔑我“从1937年就搞山头主义”，“是华北山头”的“黑后台”。“九一三”事件以前，“四人帮”说“华北山头”是反对林彪的；“九一三”之后，一夜之间，忽然又说“华北山头”是紧跟林彪的，北京军区是“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当然，这些已经都是历史的陈迹，1979年12月，党中央已经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专门发了《中共中央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问题澄清了，但是林彪、“四人帮”长期以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是很难一下消失的。
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地狠整所谓的“华北山头主义”呢？说来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北京军区的地理位置重要，是首都的所在地；他们阴谋篡党夺权，就首先要把北京军区的军权夺到手，才能够放心。
事实上，我自从不兼华北军区的职务以后，从来不过问军区的工作。至于在军区工作的一些老部下，有时候来看望我，这是有的，但我从不向他们交待军区工作应该如何如何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始终是这样做的。北京军区机关华北的干部（包括某些领导干部）多一些，这是历史形成的客观事实，我想，其他军区的干部状况也大体如此。问题不在于哪个地区的干部多少，而要看他们是不是真在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我相信，北京军区所有原华北地区的干部是能够识大体顾大局的。我希望，北京军区的所有干部，不论是原来的还是后来的，都不应该有宗派主义，要特别注意团结好；在党中央和军区党委的领导下，要搞五湖四海，把北京军区建设好；用实际行动来肃清林彪、“四人帮”长期散布的流毒，来回击林彪、“四人帮”一伙对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诬蔑。
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五个回合”
1968年的早春3月，我国北部地区依旧是天寒地冻，朔风凛冽。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一次又一次地袭击着神州大地。北京人裹着蓝色的、灰色的、军绿色的冬装，抵御着冷彻骨髓的春寒。
自然界的寒流，总还可以抵御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寒流，人们却无力抗拒。这时的北京人，正笼罩在一片令人窒息的动乱之中。今天这个被打倒，明天那个团伙成了反革命，叛徒、特务、走资派何其多矣，时时有新的挖掘，处处有触目惊心的揭露！人人自危，不知会有什么灾祸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
3月26日的夜晚，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出现了一条白色的刺人眼目的巨幅标语：
“打倒杨余傅！”
“打退二月逆流的新反扑！”
人们对政治信号极为敏感。第二天，北京城内的工农兵、学生乃至街道居民都在纷纷议论：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出事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没有广播，《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没有发表任何新闻，但北京的老百姓却已在交头接耳，传递着小道消息：“杨成武勾结余立金、傅崇碧，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迫害江青同志，冲击中央文革，破坏文化大革命，把他们抓起来了！”
“傅崇碧带了两辆大汽车，全副武装，气势汹汹地冲进中央文革的办公室，吆喝吼叫地要抓人！”
“杨成武和空军政委余立金，弄了一架大飞机，把贺龙送到苏联去了！”
“傅崇碧的秘书，把枪藏在提包里，要打江青呐……”
3月27日下午，中央文革在东郊的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这个会上，“民间”流传的消息，得到了“官方”的证实。
坐在工人体育场看台上的，有江青、康生、陈伯达、姚文元、叶群、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等人，还有周恩来总理。
就是在这个会上，宣布了经毛泽东、林彪批准的中央文件：
１、杨成武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职务，并撤销其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２、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的职务。
３、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
就是在这个会上，江青宣布说：“杨成武背后搞阴谋，搞小山头，搞极小极小的一个山头，而不是搞中国的大山头，世界革命的大山头。他招降纳叛。在３月８日，傅崇碧不经中央文革负责同志允许，开了两部汽车擅自冲入中央文革所在地。同志们，这是什么问题！……他们天天在那里搞阴谋，要夺空军的权，余立金是个大叛徒，要用余立金夺吴法宪同志的权，要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同志的权……”
就是在这个会上，康生说：“杨成武是一个资产阶级阴谋家、两面派、两面三刀、口是心非、口蜜腹剑的阴谋家。正如我们的副统帅林副主席所讲的，他反对罗瑞卿是假的，他本身就是罗瑞卿分子；他反对‘彭罗陆杨’是假的，他本身就是彭真的亲信分子，彭真的黑帮分子；他反对贺龙是假的，他实质上是依靠贺龙，继续贺龙的路线，去夺取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军权，夺取空军的大权……”
就是在这个会上，陈伯达站在理论的“高度”，总结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所谓“五个回合”。
“第一个回合就是打倒彭罗陆杨。第二个回合打倒刘邓陶。第三个回合是击退去年的‘二月逆流’。第四个回合是击退了刘邓陶的小爪牙关锋、王力、戚本禹。第五个回合是揭露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反革命阴谋，把他们打倒了。”
就是在这个会议的前后，他们声称：打完这五个回合，便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了。
在江青、叶群等人的带领下，不明真相的学生狂呼着口号，高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拥出了这座圆形建筑物。锣鼓声、口号声、广播喇叭声乱成一团。
紧接着，全国各大中城市也效法着北京的形式，召开声讨批判大会，举行武装游行，庆祝粉碎“杨余傅事件”的伟大胜利。其场面之壮观，其声势之浩大，其影响之深远，甚至超出了制造这一事件的人的预料。
狂热归狂热。狂热的背后是什么呢？
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在这政治的重压面前，压抑住心头的怒火，希望这场大灾难赶快结束。
江青在大会上连呼了十几个“打倒”。其实，他们要打倒的，何止十几个！
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多少人在他们的打倒声中沦为“阶下囚”？多少人在他们的打倒声中死于非命？北京城已经被“打倒”的声浪所淹没。人们的心在这“打倒”声浪中僵化了，撕裂了。
北京的老市委书记彭真被打倒了，解放军的总参谋长、大将罗瑞卿被打倒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被打倒了，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被打倒了！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元首”被炮打，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被炮轰，开国元勋朱德、贺龙、谭震林等人也未能幸免！
中央有人被打倒，中层干部就毋庸置疑。到了基层，所有的党支部书记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今，被打倒的名单上，又添上了三位将军。
想起来就令人心寒的年代啊！
按照《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说法，所有这些打倒，均属于“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全面发动的阶段。
在这特殊的阶段中，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正在崛起，他们的篡党夺权的阴谋正在变成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