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一段历史，有些“油水”。
有人揭发，“七七事变”后，闽西南红军改编为闽西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军政委员会改名为闽西南特委，谭震林任闽西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他到金丰传达命令途中，被国民党军队扣留一夜，后又放行。
还有人揭发，谭震林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时，从福建龙岩出发，去江西新四军军部汇报工作，路经瑞金，住在我游击队办事处。1月7日晚被国民党江西警察保安总队黄才悌部包围，谭震林等100余人被缴械，扣留一星期左右。谭震林此时背叛了革命……
专案组将这些材料，报告江青等人以后，江青作了批示。要他们一定抓住线索，把证人找到，搞出“成果”。不久，她就声称：“有确凿的材料证明谭震林是叛徒。”
在那个年代里，不论是谁，只要被捕过，就有叛徒嫌疑，就可能是叛徒。“红卫兵小将”这样想，是“神经过敏”，而江青等政客这样推论，就是怀有险恶的目的了。
把谭震林整得死去活来的“叛徒”问题——“瑞金事件”的历史面目，是可以写成传奇故事的，我们在这里不妨描述几笔。
1938年年初，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谭震林被任命为新四军二支队副司令员（张鼎丞任司令员）。他接到军部的命令，要他到军部汇报工作。据谭震林自己讲，当时项英那里没有警卫部队，向他要一个警卫班。他此行带的一个班警卫，就是到项英同志那里去的。
他们一行人抵达瑞金时，太阳已经西斜。找到河背街的新四军驻瑞金办事处，吃过晚饭，天就黑了。这时，瑞金附近的游击队负责人张开荆等同志，听说谭震林带人到了瑞金，就赶到了办事处。
谭震林事先并没有通知他们来瑞金。既然来了，就开起会来。——面对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新形势，的确有许多话要说。根据与会者后来回忆，开会的主要内容是：新四军准备北上安徽集中，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安置好地方党的工作。他们还认真讨论了哪些人该走，哪些人留下等具体问题。
不知不觉已到午夜时分，正当张开荆等人准备离开时，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院子里有人吼叫：“出来，统统出来！”
喊叫声，拉枪栓的声音，外面跑步的声音乱成一锅粥。
谭震林叫大家不要乱，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同时制止了要开枪的同志。
一个连长模样的国民党军官拎着手枪走进屋来，说：“你们今天来了多少人？统统到我们团部去登记。”
谭震林回答：“今天我们刚到，又这么晚了，有话明天再说。”
“你们必须去登记！”
“跟我们走！”
谭震林说：“去把你们长官叫来！”
这时候，有国民党士兵进到屋里，东瞅西看要搜东西。谭震林发起脾气来：
“你们是哪里来的混蛋，没有纪律！”
敌连长解释说：“长官不要骂人，我们弟兄只是进房检查。”
谭震林说：“你们这是搞什么？现在日本人打中国，你们在这里搞摩擦！”
敌连长说：“你们这么多人来了，还说我们搞摩擦？”
谭震林觉得，跟他说也没有用，他不是要到团部去吗！正好找他们的上司。
这时，有的警卫战士要打，谭震林说：“不要打，现在是团结抗日的时候，事情会搞清楚的。”
谭震林等人，跟了这支队伍去他们的团部，没想到敌人采取欺骗手段，缴了他们的枪，并且把他们捆绑起来。
谭震林对国民党的官兵说明情况，晓以大义，都无济于事。
谭震林哪里知道，这件事的起因，联系着一个叛徒和一个女人。
新四军瑞金办事处的隔壁是一个货店。店老板的女儿风华正茂，正是招蜂惹蝶的年纪。随谭震林来的战士中，有一位意志薄弱分子，很快就同那女人勾搭在一起了。女的问男的，来此地干什么，男的便把不该说的情况，告诉了相好的，于是，消息传了出去。
消息传到黄才悌耳中（他又名黄镇中），事情便闹大了。这位黄才悌，本是红一军团的一位连级干部，后来投敌叛变，为虎作伥。国共两党和谈以后，他想趁机将汀瑞游击队收编。恰在此时，红军游击队替县署破获了一起抢劫案，县长很满意，给游击队不少给养。这个案子牵扯到黄镇中的一个亲信。他正无处发泄，就以“事先没有通告，聚集这么多人开会，图谋不轨”为由，把谭震林及其游击队负责人抓了起来。
第二天，敌营长把张开荆叫去，很有几分客气地对他说：“国共合作了，你们整编成新四军，在山上很多问题解决不了，不如把游击队带下山来，在瑞金城整编。有什么困难，我们帮助解决。”
张开荆知道这是圈套。对敌营长说：“这恐怕不行，我们没有接到下山的命令。”
敌营长说：“你们还管什么命令不命令，现在下山正好。”
……
张开荆被他纠缠了好久，才答应说，考虑考虑再答复。
回到被押的地方，张开荆向谭震林汇报了情况，并且提出建议：利用敌人这次机会，把游击队带到龙岩方向去。
谭震林表示同意。叮嘱张开荆，回去后赶快把队伍带走。隔了一天之后，敌营长又把张开荆押了去。
“考虑得怎么样了？”
“让我回去，我没有把握能把游击队带下山来。”
“你怎么能说没把握？只要你肯带，就能带下来。”
张开荆故意对他说：“你非要我去，我就去试一试吧。”
“去了，肯定能带回来。”
张开荆说：“只能试试看。”
“好！一言为定。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今晚咱就结拜为兄弟，你年长，为大哥；我比你小，是小弟！”
张开荆没料到他会来这一手，赶忙说：“我们从来不搞结拜兄弟这样的关系。反正我回去后，尽快把队伍带下山来就是了。”
“你要是不同我结拜兄弟，就是没有诚意。”
“你看，结拜不结拜兄弟都是一样的，我一定把队伍带下山来。”
……
两个人蘑菇了半天，没有结果，敌营长答应让张回去考虑考虑。
张开荆又去向谭震林汇报。谭震林问他的意见，张开荆说：“不答应和他结拜兄弟，他不会放我回去……为了挽救游击队，我看可以答应他，只要放我回去了，就不由他了。我马上把队伍带走。”
谭震林从策略上考虑，对张开荆说：“同他拜把子以后，尽快回游击队去。
回去后把情况说清楚，然后进行动员，力争后天晚上把游击队全部拉到龙岩去整编。”
张开荆根据谭震林的指示，同敌营长喝鸡血酒拜兄弟之后，返回了游击队，很快带着队伍开赴龙岩。
与此同时，温仰春从南昌新四军军部领取电台，带着报务员在返回龙岩的路上，也被扣在了瑞金。邓振洵、李坚真到龙岩办事，途中听说谭震林被扣，急忙返回瑞金，以新四军联络参谋的身份，与黄才悌交涉，要他们放人。黄才悌不仅不放，反而把他们也扣留下来。
事件越闹越大，越闹越复杂。新四军池江办事处、龙岩办事处都向国民党瑞金当局提出强烈抗议。项英也给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发了急电，要求立即释放被扣押的全部人员。
谭震林、温仰春也和国民党瑞金当局交涉，让电台发报到南昌。新四军军部接到电报后，也和国民党江西保安司令部交涉。
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压力，由江西保安司令部发电，命令瑞金当局释放被押人员，批评他们的行动是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战，是违法犯罪行为。
这样一来，黄才悌害怕了，赶忙归还了枪支弹药、电台，以及印信、符号等物件。还摆了一桌酒菜，赔礼道歉。
既然对方已经承认错误，就应该表现出大度和宽容，这是人之常情。况且又是在国共合作时期，我们也不能不依不饶。这与坚持原则是两回事。
所以，谭震林对他们说：“这也不能全怪你们，你们不了解情况，我们事先也没有通知你们。”
“怪兄弟无知，实在抱歉抱歉，望今后团结合作，一致抗日。”
谭震林不失时机地宣传新四军的政策：“团结抗日是我们的一贯主张。我们希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只要两党团结一致，中国就有希望。”
……
这就是“瑞金事件”的前前后后。说谭震林是叛徒的人，先是抓住国民党军队把他们一行人释放为由，认为这其中必有交易，否则怎么能释放他们？
搞来搞去，查来查去，觉得这个问题还不足以令人信服，又提出谭震林让游击队的负责人和敌人拜把子，是叛徒行为。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许你为自己辩护的，谭老板就是有一千条理由，也无法说清。
好在当时毛泽东并不糊涂。他认为，说谭老板是“叛徒”，缺少确凿的证据，叫做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中间又有周恩来总理的保护（当然这种保护是有策略、有巧妙办法的），所以，一直没有像对待刘少奇那样，向全党全军发文件，说谭震林是叛徒。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权威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但也不能说他一手遮天。有些事情，他说了，也未必算数。尽管他在谭老板的“叛徒”问题上没有表态，“江青反革命集团”却依然在全国造成了“谭震林是叛徒”的广泛影响。
为肃清这种影响，中共中央于1980年1月10日向全国发出了为谭震林平反的通知。谭老板身上被泼的污水才得以洗清。
面对莫须有的罪名，正直的人让谭震林肃然起敬政治家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
老百姓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灾难。
笔者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舞台，各色人等，三教九流，都在这个舞台上扮演了生旦净末丑。“文化大革命”这个舞台，使人性中的伟大与卑微，善良与丑恶暴露得淋漓尽致。
当江青等人从首都工人体育场的主席台上走下来的时候，这段插曲的序幕便开始了。
与会者中间，有那么一位参加革命年头不少的先生，我们隐其姓名，叫他为Ｈ君。听完江青的讲话，他的眼睛亮了一下。回到驻地，赶紧铺开纸张，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写信。
信中说，听了中央首长的讲话，他“心情十分激动”，革命的警惕性空前提高，认识到这场斗争的利害关系，表示“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扞卫毛泽东思想”。
除了表示他的耿耿忠心，这封信的中心意思是：他在天津某局工作时，领导了当时的肃反工作。在整理敌伪档案时，发现过一封国民党特务的信。信中明确写着，到解放区之后，遇到什么事情，可以去找谭震林云云。
Ｈ君为了证实他的说法的可靠性，声称天津市某局的领导同志陆××、温××知道此事。
请注意这封信的发出日期：1968年3月28日。江青在工人体育场发表讲话，诬陷谭震林是叛徒的时间是1968年3月27日下午。
按照信的字数和写信时的认真程度，Ｈ君没有四五个小时的时间是写不好抄不清的。也就是说，听完报告就写信，写完后立即发出去的——这倒是真有点时代特色，“执行指示不过夜”嘛！
Ｈ君写这封信的动机，我们无从考察。但有一条可以肯定：他的神志是清醒的。一个神志清醒的人，一个受共产党培养教育多年的老同志，如果不是出于某种压力，而主动写出这样一封信，就给我们许多思索的空间。
也许他的确看到过这样一封国民党特务的信，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不便说出来，现在上头揭出谭是“叛徒”，他才正式给中央写材料。
也许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封信等于诬陷谭震林是“内奸”，比“叛徒”更进了一步。
也许他记错了名字，把本来不是谭震林的事，记在了谭震林的头上。
也许是同名同姓的人，但根本不是这个谭震林。
但愿他不是落井下石，想借揭发谭老板给自己捞点什么好处。但更愿他不是虚构这样一个情节，来向别人表示什么……
不管他的动机如何，他连夜写出来的白纸黑字是客观存在的。不管后来Ｈ君怎样解释，这个存在是客观的。
戏剧性的事情还在后头。
这封事关重大的信，很快转到了首脑机关，并受到了特殊的重视。
这封信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了江青的案头。她读完这封信，其神态不得而知。
只是从桌上摸了支铅笔，立即批给中央办公厅的负责同志，要他“核实并报”。
这封信被列为机要件，送到了中央办公厅负责同志手中。
第二天，有江青批示的信转到了公安部负责同志的办公室。
公安部行动起来。十几个人像梳头过篦子一样，把肃反时敌伪档案篦了一遍，但没有查到Ｈ君提到的那封信。
公安部立即给江青等人写了报告。同时，又派车派人，到天津去找Ｈ君信中提到的陆××和温××。
公安部出面搞调查，既增加了紧张气氛，又增添了神秘色彩。这两位被找来的时候，心中不免要打打小鼓，当他们听身着警服的人说明来意后，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我不记得有这样的事。”陆××终于开口了。
温××也说：“没有一点印象。”
“和你们同时工作的Ｈ记得清清楚楚，你们怎么能没有印象？”
“没有就是没有嘛！”
“这是件大事情，希望你们能够实事求是，不说假话。”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公安部的人看谈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就让他们回去想一想。
他们“想”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任何印象。等到穿警服的人再来找他们，他们说，Ｈ有印象，你们去找他，我们反正没有处理过这件事。公安部的人（此时已成立了谭震林专案组，应该是专案组的人）说：“既然这样，你们写一份证明材料来。”
他们说：“马上就写吧。”
陆××挥笔写下的证明是：我没有听说过工厂向局党委报送清理敌伪档案材料有谭震林的敌伪档案。我也没有看到过有谭震林的敌伪档案，也没有处理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