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他就被“监护”了起来。先是北京西郊的半壁店，后来又到安定门外的交通部干校改造成的临时监狱。
“文革”期间统战部发生了一起“档案事件”，有人诬陷他支持抢档案。
这起“档案事件”在当时也是轰动一时，被传得很是离奇。
事情发生在1967年1月15日，有人指挥群众组织冲进了统战部档案室，抢走了二十多箱档案材料。据后来参加抢档案的人讲，他们当时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这批材料，不让对立面“天派”抢去。这些材料被他们装上汽车，拉走了。
当时传说，这些档案中有一箱是绝对机密的，档案散失后，有的到了特务机关之手，使党在境外的一些人员受到了严重损失。特别是导致台湾的一些高层人士被杀。
事后，人们才知道这些都是谣言。但在当时此事惊动了党的最高层，公安机关把几个主要头头抓了起来。
事情发生后，张经武明确表态：这是错误的！
但指挥抢档案的人中，有那么一位局级干部，他为了掩人耳目，也为了给自己开脱，说：“张经武知道此事。”并且还编出了怎么商量怎么开会的“情节”。而抢档案时在场的另一个头头却说，张经武根本不知此事。尽管有人讲真话，当时又有谁听真话呢？于是乎，专案组就开始审问他，要他交代支持抢档案的“罪行”。
张经武很是气愤：“我干了这么多年的领导工作，难道不懂什么是机密？我怎么能支持他们抢党的机密？这不是笑话吗？”
“抢档案的，正是你支持的组织。你和他们穿一条裤子，就是你支持他们抢档案的！”
这叫什么逻辑？这就是当时的逻辑！
张经武还想和他们讲理：“我是支持过他们，毛主席说要我们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嘛！”
他不知道，要把他打为抢档案的黑后台，是两派斗争的需要，也是中央文革要打倒一大批老干部的需要。
“革命”需要他承认是抢档案的黑后台，不承认就要打一打态度，因此他就开始吃苦头。
“有我这样的假党员吗？”
不久张经武就被两个专案组管了起来。一个是中央专案组“一办”，另一个是“五一六”专案组。
那时候，有个说法叫“老账新账一起算”，只要打倒你，就要查查你的历史问题，不要说别人，就是周恩来不也有人要查他当年在上海搞地下活动时的情况吗？
开始直接审问他。在众多的所谓问题中，有一条说张经武是假党员。这个问题的提出很有意思。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张经武从没有想到会有人说他是假党员。他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了几十年，居然成了假党员，这不是很滑稽的事情吗？
张经武记得，1930年春天，自己徘徊在武昌街头，正好碰上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的同学曾希圣和伍云甫，当时自己的心情十分苦闷——在军阀樊仲秀部当排长负了伤，对自己的前途和中国的前途都感到悲观。
在这里碰见了老同学，真有点“他乡遇故知”的味道。他们走进了一家小酒馆，边吃边谈一直到深夜。那时，曾希圣和伍云甫已经是共产党员了。
他们劝张经武不要灰心，可先回到樊仲秀部，慢慢再求发展。
张经武说：“给军阀干，还有什么意思？”伍云甫告诉他，你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实际上是让张经武搞兵运。
张经武听了他们的劝说，又回到了樊仲秀部。也正是这样，他才得以在这一年的4月，由樊部的干校里的军需官姚上进，政治教官管梓材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3人组成秘密的校委会，张经武任委员。
在革命的路上真是鱼龙混杂，大浪淘沙。后来，他和这两个人各奔东西。
解放后张经武还和这两个人通过信，但并不知道他们后来的情况。在历次填写的材料中，张经武都是这么填的。
张经武把自己回忆起的情况如实告诉了专案组，他说：“我的入党介绍人应该是姚和管，曾希圣后来也清楚。你们可以去查证。”
专案组先找了也正受到冲击的曾希圣。曾知道他的经历，却不能证明谁介绍张经武入了党。
专案组又派人跑到南京，到南京监狱翻遍了档案，找到了一封管梓材给张经武的未寄出的信。并且得知姚上进已经去世，管梓材还活着。他们又千方百计找到了管梓材本人。
“文革”期间内查外调的事情很多，像这样的外调，管梓材经历过好多次，在这种问题面前他的回答首先是不给自己找麻烦。所以，当问及他是不是张经武的入党介绍人时，他回答说：“那个时候我连党员都不是，怎么能介绍他入党呢？”
专案组的人认为这是重要突破，赶快回来向上级报告。
报上去了很久，却没有音信，后来才知道，这样的事情很多。最高层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意见，认为：大革命时期，入党可不像后来，有入党仪式，有入党志愿书。那时只要你愿意入党，组织上也觉得你可以入党，就通知你是党员了。而且那时党组织是秘密的，只有和你联系的人知道你是共产党员，别人根本不知道。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人，却发展了一批人入党，而这些党员都出生入死，为党工作。你能说这些同志不是共产党员吗？
“我怎么是刘少奇在西藏的代理人？是毛主席派我去西藏的！”
专案组要他交代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所谓黑线人物问题。因为当时有人揭发他在西藏工作期间执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张经武的态度很鲜明，他说：“去西藏是毛主席派我去的，那里的大政方针是毛主席定的，我执行的是毛主席的路线，怎么能说是修正主义！”
专案组的人说：“你态度放老实一点，赶快交代你和他们的黑关系。”
“我去西藏，是毛主席找我谈的话，有什么不清楚的你们可以去问他。”
专案组认为他的态度很不好，要打一打他的态度。谁知，越打张经武越强硬。致使他们的审问再也进行不下去。
晚上，他们让张经武写交代。写什么呢？张经武面对铺开的稿纸，回忆起那一幕幕令他永生难忘的画面。
1951年春天，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全权代表的和谈代表团来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以李维汉为首席全权代表的代表团进行谈判。
张经武是谈判代表之一。这次和谈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协议》。这个协议在当时引起了多大的震动啊！
后来张经武被任命为驻藏代表。是周恩来总理在紫光阁和他谈的话，向他详细交代了入藏任务和中央对西藏的方针政策。张经武说：“感谢总理的信任，我对西藏很生疏，怕完成不好这项任务。”
周恩来说：“正是因为西藏的情况不同，才派你去，你一定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紧接着他驱车去了丰泽园，毛泽东主席召见并留他吃了晚饭。毛泽东亲笔书写了一封给达赖喇嘛的信，请张经武亲手交给他。临出门时，毛泽东又嘱咐说：你到西藏去任务重大，要注意工作方法，认真开展统战工作，尽快说服达赖返回拉萨——此时的达赖正在距印度很近的亚东，他随时可能出境。
张经武接受任务，直奔广州，再经香港去印度。他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坐飞机还是坐轮船，如果坐飞机，他携带的礼品就只能扔下；如果坐轮船，东西倒可以带走，但时间太长，一旦达赖出走，后果不堪设想。张经武毅然决定，他携带毛主席的亲笔信和几名随员乘机先行。
经过一番周折，张经武到了亚东。至今张经武还清楚地记得亚东那美丽的景色，虽然它海拔两千多米，却是树木葱茏、鸟语花香。
第二天，张经武见到了达赖，将毛主席的亲笔信和协议副本交给了他。也许是中央政府的真诚打动了达赖，他表示藏历6月18日返回拉萨。
随后在拉萨的日子，是惊险而又紧张的。这里对张经武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他需要应付和处理多少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他的身体本来就虚弱，再加上高原缺氧严重，他突然晕倒了，但清醒过来以后又连夜工作。
以后在拉萨的日子，是充满挑战的日子，也是张经武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
越是回忆，张经武越是想不通。如果说，把自己的这一段也否定了，那不是等于把毛主席也否定了吗？
铺开的稿纸上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
至死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
由于上面的几个问题都不能使张经武就范，因此，他就成为抗拒运动的典型。他的境遇也就越来越坏。有一阵子，每天都有专案组的人要他交代问题。
对他进行车轮战，疲劳战。
这一天，“五一六”专案组一位女负责人气势汹汹地走进来，吼道：“张经武，你好大的胆，居然想当总理！”
张经武不仅没有反驳，而且冷笑了一声。
“你必须老实交代！”
“说别的还可以，你们不觉得这种说法太可笑吗？我张经武还不敢有这份野心呐！”
来人手拿一张纸说：“你还不交代？我们手里有材料！”
“那就把材料给我看看。”
材料当然不能给他看，但问题还是要交代的。至此，张经武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张经武怎么也想不到，专案组手里的材料竟然来自他的夫人杨岗……
几乎是和张经武同时被抓起来的杨岗，已经在秦城监狱被斗得神经失常了。
她哭，她叫，她呼喊，可专案组的人并没有因此放过她，采取逼供信的办法，硬要她写一份关于张经武的军事政变计划。
这份材料中说，张经武参与贺龙搞的“二月兵变”，兵变成功后，贺龙当主席，张经武当总理。
专案组就拿了这张纸逼张经武承认他要当总理，篡党夺权。要他交出所谓“二月兵变”的黑纲领。
张经武听完哈哈大笑：“你们太抬举我了，我生来还不曾有这样的想法呐！”
那位女将说：“张经武，你态度放老实一点！”
张经武轻蔑地看着她，一句话也不说。
她很惧怕张经武的目光，不敢和他对视，这场闹剧也就至此不了了之了。
宁为玉碎，不求瓦全！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充满了恐怖。
也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就是但丁描写的炼狱。
张经武也是一步一步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荒谬的。刚刚开始时，他是紧跟，生怕自己掉队；后来他迷惘，他觉得是一场闹剧；再到后来，他都怀疑这场运动的真实目的了。
这就是所说的那场反修防修的大革命吗？这就是人们说的触及灵魂的革命吗？越看越不是那么回事，越看越觉得自己是被人愚弄了。
于是再让他交代什么问题，他都不再理睬，他用沉默来表示自己的抗争。
这样他就被认为极不老实，他就是对抗党中央，对抗毛主席，他就更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此时，他是多么想见到毛泽东，见到周恩来，向他们陈述这一切，然而，他写了无数次的信根本就送不上去，他甚至有些绝望了……
终于有一天，他趁着看守不注意，一头朝暖气上撞去，顿时鲜血直流。
有一天，他和看守他的人闹了起来。
“你们把我写的信送给周恩来！”
“你是个老反革命，有什么资格这样说话？”
“我是老反革命？告诉你，我闹革命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
“你骂人！你这个老反革命！”
“就是骂了你，又怎么样？”
看守挥起了拳头，张经武也挥起了拳头。青年时期，张经武就习武健身，在军校时还学过擒拿格斗。
士可杀，不可辱！他动了手，张经武也动了手，但张经武毕竟是60多岁的人，他怎么能够打得过年轻力壮的看守呢？于是，他的胳膊被扭断了，他的身上留下了青一块紫一块的“纪念”……
在那种情况下，抗争也没有什么用处，但张经武还是选择抗争，否则，他就不是张经武了。
此后，他采取了另外一种斗争方式——绝食。他对专案组的斗争方式也只能用这样的办法了。
“你们查不出什么问题，还不放我出去，我绝不会再吃你们给我的饭。”他很平静地对专案组的人说。
“爱吃不吃，不吃还为革命节约了呢！”
他们没有想到，张经武真的是要用自己的生命来和他们抗争了。
一天，两天，三天……张经武坚持了一个星期，最后，就出现了休克，专案组这才把他送进了医院。
在这段时间，专案组没有向上面汇报，实际上是让张自己饿死的。
据说张经武死后，周总理批评了他们，并对有些人作了处分。
1979年9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张经武举行了平反昭雪追悼大会。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给了张经武以极高的评价。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张经武同志的亲属张华川的大力支持，且提供了照片，在此特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