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林彪还在着手策划军事武装政变。早在1969年10月，林彪就指使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任命其刚刚当兵不久的儿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吴法宪还私自授予林立果指挥、调动空军的权力，以便让他亲自掌握这个“机动能力强”的军种。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遭到挫败后，林彪就对吴法宪说：“我们这些人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１９７０年１０月，林立果秘密组织空军的某些人员作为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代号为“联合舰队”。他们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建立秘密据点，进行联络，私藏枪支、弹药、电台、窃听器以及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他们还在广州、上海组织“战斗小分队”、“教导队”，对精心挑选的成员进行特种训练。当然，这是后话。
窗外，不知什么时候，黑云遮住了庐山的天空，雾霭笼罩着庐山的山峰，一场只有在南方才会出现的连绵不断的淫雨即将来临。
一个讲话，让他们相信有人要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23日晚，郑维山参加了由周恩来召集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召集人会议，会上，林彪集团主要成员吴法宪提议说：“林副主席的讲话为我们的思想发展明确了方向，这个讲话没有文字稿，我们能不能再听一听讲话录音？”
事隔许久之后，人们才明白吴法宪的提议也是林彪预谋的一个部分，然而在当时，多数人都难免被吴法宪的假象所蒙蔽，他们随声附和要求听录音。主持会议的周总理也同意了。
24日上午8点，除毛主席、林彪之外，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人员在庐山大礼堂开大会，听林彪讲话录音。会议由汪东兴主持。录音播了两遍，直到11点半才结束。代表们纷纷散去。
在礼堂门口，陈伯达塞给汪东兴一份材料，说：“这份材料请你打印5份。”
汪东兴见是一些伟人语录，就问：“是要发给常委吗？”
陈伯达含糊地回答：“是。”
后人可以从林彪、陈伯达等人的一系列行动中看出，他们的“大计划”正在秘密地、有组织地进行着，而打印语录正是这项“大计划”的一部分。
午饭后，代表们陆续回别墅休息。郑维山和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住在同一栋别墅，作为北京军区的军政领导，两个人边走边议论起来。
“看来是有新情况了。”
“这个讲话是话中有话。”
走进房间，郑维山的秘书杜辛给陈先瑞、郑维山倒了杯水，郑维山端起杯子，说：“不是传达过不设国家主席吗？怎么又要设了，这是怎么回事？要我看，当国家主席，除了毛主席，谁也不行！”
“设不设国家主席，要不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北京军区不表态怕不行啊！咱们该怎么办？”陈先瑞谨慎地说。
郑维山是出了名的炮筒子脾气，他说：“事先通知不设国家主席，听讲话又说要设主席，看不清了！”
一旁的秘书插话说：“那就等看清楚点再表态，急着发言怕不好。”
陈先瑞气愤地说：“林副主席的意思很明白，肯定是出了一股反毛主席的逆流！”
郑维山说：“不管怎么样，我们紧跟毛主席就对了。”
24日下午，按会议议程安排，九届二中全会分小组讨论新宪法草案和林彪在开幕当天的讲话。中央政治局委员分别参加各组讨论。
参加华北组讨论的除华北地区、军队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中央军委和军兵种的部分中委、候补中委，总计30多人，会议由华北组召集人、德高望重的李雪峰主持。
华北组讨论会开始不久，陈伯达和汪东兴来到华北组，当时，一位老同志正在发言。主持会议的李雪峰说：“欢迎政治局的领导同志到华北组参加讨论，我们先请陈伯达同志讲讲吧。”
陈伯达是闽南人，他的闽南方言大部分代表听不懂，会场上，李雪峰和能听懂闽南话的代表轮流给陈伯达当翻译。由于讲话难懂，五个秘书轮流做着记录，个别代表小声地互相做着解释。
陈伯达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
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
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扞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来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着作是天才的着作，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材。”陈伯达一边说，一边抖动着一份打印的《关于称天才的语录》的材料。
陈伯达还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地跳起来了。”说到此处，陈伯达手舞足蹈，生动地形容“有些人”跳起来的样子。
陈伯达富有煽动性的讲话，实质上将会议争论的矛头引向宪法起草小组的张春桥。郑维山不知道，陈伯达与张春桥等所谓理论家之间的争斗，从党的九大以后就开始了。一个多月前，为纪念八一建军节，中央两报一刊准备发表一篇社论，在7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陈伯达同张春桥对社论稿的提法发生了争论，陈伯达主张将原稿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语中的“毛主席和”四个字去掉。而张春桥坚持要保留这四个字，争来争去，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表示要请示主席。
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明争暗斗的时刻，喜投机而又由于受到江青等压制而怀恨在心的陈伯达，错误地估量了形势，公开倒向林彪一边。他与林彪集团过往甚密，在14号修改宪法草案的会议之前，他还接到林彪夫人叶群打来的电话，要他准备有关天才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以便在会议上同张春桥斗争，同时还要准备在庐山进行“大的斗争”。
后人可以看出，在华北组讨论会上，陈伯达开始了所谓的“大的斗争”。就在庐山会议召开前十天，中央开会讨论宪法修改稿时，吴法宪与张春桥还曾经再次争吵。争论的焦点是这样一段话：“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说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依据，后面一句可以不写了，还说应当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三个副词删去，因为这是“讽刺”。
吴法宪情绪激动地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了的，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吗？”他还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
郑维山一边费力地倾听陈伯达的讲话，一边做着记录。陈伯达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又直接分管华北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人们对他的讲话不能不重视。很长时间以来，中央文革小组在直接行使着中央政治局的权力。事实上，就在庐山会议召开前不久，陈伯达还几次在华北地区检查工作，其中两次还指名要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陪同。
在当时“极左”思潮猖獗和个人崇拜浓厚存在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缺乏应有的辨别能力，甚至许多党政军的高级领导人也不例外。陈伯达慷慨激昂的发言使许多不明真相的人激动起来，有几位老同志发言表态，建议在新宪法中设国家主席一节，赞成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接着是汪东兴发言。汪东兴讲话口齿清楚、声音洪亮、逻辑严密，代表们听得十分真切。与陈伯达令人费解的发言相比，汪东兴的发言让代表们精神一振。汪东兴的讲话主旨非常明确，他首先说，我完全赞成林副主席的讲话，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跟他斗争到底。第二，毛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八三四一部队和中央办公厅都接受不了，我代表八三四一部队强烈要求新宪法恢复设国家主席。八三四一部队是保护主席的部队。我代表八三四一部队强烈要求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副主席。第三，我要澄清两个事实，有人说不设国家主席是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我就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毛主席是从来不让步的。意思是说，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是重大原则问题，他肯定也不会让步。汪东兴接着说，有人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是为了减少主席的国务活动，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毛主席非常乐意会见国家的重要外宾。近几年来重要外宾到我国访问，强烈要求见毛主席，毛主席非常乐意见他们。我完全清楚，哪次活动少得了毛主席？
汪东兴的讲话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它在代表当中产生的震动是巨大的，代表们开始相信确实有人要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在当时，扞卫毛主席的领袖地位是对人们的一种考验。他们情绪激动，纷纷要求发言，此后，华北组讨论的主题就转到了设与不设国家主席上来。
陈毅元帅表态说：“如果毛主席同意当国家主席，我赞成主席当国家主席，大家都说毛主席是经过几十年锻炼出来的天才，是群众中锻炼出来的天才……
现在还有人出来否认毛主席是天才，这个问题不简单。我们要坚决同那些反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人作斗争，誓死扞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
在华北组，有人曾经猜疑林彪、陈伯达等人所指的“坏人”是陈毅等曾被诬蔑为“二月逆流”的老帅，和很多人一样，郑维山也曾有过这样的疑惑。因此陈毅发言后，立即有人批评陈毅故作姿态。
郑维山对陈老总说：“老总啊，少说两句吧。”
汪东兴指着陈毅说：“这次没你的事！”
会间休息，汪东兴在和李雪峰、解学恭、吴德小声说话。几位仍在狐疑之中的老将军凑过去向汪东兴打听消息。他们认为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每天待在主席身边，最了解毛主席的真实想法。
萧劲光问汪东兴：“汪主任，会前不是传达过不设国家主席吗？现在又主张设，是不是风向真的变了？”
汪东兴说：“萧老，在这种大是大非问题上可不能糊涂啊！”
郑维山走近汪东兴，问：“汪主任，事情有变啦？”
汪兴东指着郑维山，严肃地说：“你这个郑维山，再也不要糊里糊涂的。同志，你要知道，问题严重呢。我们林副主席真是了不起，要不是他发觉得早，又一次出来扞卫主席，问题可就严重了。”
李雪峰追问：“那主席知道这件事？”
汪东兴：“知道，就是不让点名。”
听了汪东兴的话，代表们更加确信，反毛主席的野心家出在中央，中央要在这次会上改变议题，进行扞卫主席的领袖地位、扞卫主席思想的斗争。代表们知道，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旗帜鲜明。在那时，将军们“相信毛主席到了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到了盲从的地步”。郑维山也无法跳出这种迷信和盲从。
于是，大家纷纷表态，一片浓烈的紧张气氛笼罩着华北组会议。
这时，几乎所有代表都要求发言，争着表态，调子越来越高，情绪越来越激烈。
在这样一个扞卫毛主席和毛主席思想的关键性大会上，军队一定要站在毛主席一边，这是郑维山的初衷。以郑维山的直爽个性，一旦确信有人在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搞鬼，不想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时，他就坚定地站出来发言。
郑维山的发言虽然简短，也并不慷慨激昂，但是非常有力，他说：“北京军区和北京军区部队坚决维护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绝不允许有任何人贬低他。”
吃晚饭时，华北组几个代表围桌而坐，大家情绪亢奋，还在议论着会议的内容。一个以处事深思熟虑着称的代表问李雪峰：“晚上开会的时候，你能不能让汪东兴早点来，我们再问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另一个代表插话：“听说，其他组讨论会普遍将矛头指向了宪法起草委员会。在华东组，上海的徐景贤、王洪文紧张得不得了。”
正说话间，王洪文和徐景贤各自端着一杯酒，笑容可掬地走过来向李雪峰敬酒，王洪文说：“雪峰同志，我们来向您取经来了，你们组有什么新消息呀？”
当时，作为宪法起草小组成员，王洪文和张春桥一样，也被代表们归为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一派，从而一致对他们进行批评。李雪峰显然也很反感这两个家伙，他面无表情地说：“中央会议，独立思考嘛！”
王洪文没趣地走了。
24日晚上讨论之前，汪东兴果然提前出现在会场。由于要向秘书交待华北军区战备情况，郑维山来晚了，他到场时离会议开始只有几分钟，也就是说，他向汪东兴打听内幕消息的时间只有几分钟了。郑维山被认为是一个粗中有细的将军，此时他的细致又表现出来，他对自己下午的发言表态仍然有些不安，再次问汪东兴：“你说有人反对主席当主席，这样讲，主席知道不知道？”
汪东兴的回答与先前一样：“知道，就是不让点名。你知不知道，现在是笔杆子压枪杆子，可厉害着呢！”郑维山进一步确信了自己坚持要主席当国家主席意见的正确。
当晚的讨论，代表们情绪更加激烈，到了“闹”的程度。
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发言的目标直指宪法修改小组的康生，说他们要改变毛主席的领袖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