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卫部队是手牵着手围过去的，民兵从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出来，离纪念碑较远，当到达纪念碑北侧旗杆一线时，清场已基本结束，民兵的棒子根本没有使用。可是1978年，在审查吴忠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个真实的笑话：卫戍区一位分管民兵工作的副司令员“揭发”，说他在天安门广场上看到民兵打人溅出的脑浆。吴忠对专案组人员说，指挥民兵的就是那位副司令，你们问问他，他指挥打死了多少人？天安门事件平反后，中央两次专门组织认真调查证实——天安门事件没有死一个人。
清场时，广场只剩下200多人，吴忠指示公安局要认真加以审讯，只将有破坏嫌疑如身上带有凶器者留下，其余的则在天亮前通知他们所在单位领回。
最后公安局留下审查的不过50人。因此，“四人帮”指责吴忠把人都放跑了。
在处理天安门事件的全过程中，吴忠始终站在人民群众一边，他蔑视江青一伙的淫威，尽了最大努力，冒着巨大的“抗命”风险，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作斗争，终于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保护了人民群众，支持了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他大智大勇，敢作敢为的可贵品德和风范令人敬佩。
问：据说天安门事件后，为了避免“挖后台”，吴忠借故疗养去了，不知是真是假？
答：天安门事件后，中央有文件指示要“挖后台”，找出“地下指挥部”。
吴忠心知肚明：天安门事件没有后台，是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却被“四人帮”压制而激发出来的事件。但他身为主管政法工作的市委书记，既不愿搞但不能公开反对，只好采取消极的态度。
天安门事件不久，吴忠即“小病大养”起来。他先后两进北京医院，住了一个多月。之后，要到颐和园疗养，在看房子的过程中，他听到颐和园保卫科的同志说江青在这里有两处休息的住所后，立刻上车返回城里，途中对秘书说：“咱们到北戴河去，离这婆娘远远的！”表示了对江青极端厌恶的态度。还说这个人很坏，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给你安上“跟踪她”、“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
吴忠6月8日就到了北戴河闲住，离能够下海游泳的气温早了将近一个月。
6月29日，毛主席病重，被中央急电召回，搞了一个应急方案后，又继续到密云水库休息，一直到９月毛主席逝世才回到工作岗位上。
休息期间，吴忠看到公安局送给吴德、倪志福和他共同签署上报中央的一份材料中，有涉及叶帅的孙子、邓小平同志的司机、徐帅的儿子和杨成武的儿子等８个所谓重要线索，即断然批示公安局：“这一份只送吴德、倪志福同志阅示即可。”不同意上报，以防止“四人帮”借机诬陷这些老同志。
吴忠消极对待中央“挖后台”的错误指示，同样也是冒着很大风险的。
问：卫戍区历来是个敏感的地方，粉碎“四人帮”时也不例外，你们知道那时吴忠的情况吗？
答：1976年是中国“灾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7月6日朱总司令也走了，9月9日毛主席与世长辞。在为毛主席治丧期间及此后，江青集团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等敏感地察觉了“四人帮”的阴谋。经过酝酿，果断决定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措施。
在这场斗争中，吴忠同样是一颗举足轻重的“棋子”。
谁都知道这是一场特殊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卫戍区部队执行命令将“四人帮”的余党抓了起来；同时卫戍区部队控制了新华社、报社、电台等新闻媒介；还有就是卫戍区部队对稳定首都局势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找到吴忠，与他谈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吴忠打心眼里拥护，他保证卫戍区部队绝对可靠，但动用部队的手续须经军委批准。
华国锋要吴德找当时名义上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谈动用卫戍部队的批准手续。吴德说陈锡联在辽宁工作时有与毛远新的关系问题，华国锋说陈锡联也可信赖，曾向他提醒说《光明日报》的《按既定方针办》有问题，这是一个信号。
陈锡联当时也住在东交民巷原缅甸使馆，与吴德、吴忠都是近邻。吴德对陈锡联谈了华国锋的决心和吴忠动用卫戍部队的批准手续问题。陈锡联立即电话通知吴忠到他的住处，当面交待吴忠安排动用部队，解决“四人帮”问题。
这里也还要说到叶帅。
叶帅生病半靠边站期间，当吴忠到西山检查叶帅驻地警卫工作时，叶帅主动与吴忠接触，摸摸吴忠对“四人帮”的态度。在国庆节前夕，又特意要政治局委员苏振华约吴忠到密云水库“玩玩”。吴忠是杨勇、苏振华纵队的旅长，苏振华“文革”中挨整靠边，吴忠身为卫戍司令却不避嫌疑，常去看望苏振华，两人无话不谈，对骂“四人帮”有共同语言。吴忠在密云水库——他天安门事件后曾经“养病”的地方款待他的老上级。他们吃过全用鱼虾做成的便宴后，吴对苏振华说：“苏政委，请您转告叶帅，卫戍部队四个师绝对听从中央、中237央军委的指挥。”苏振华带着愉快的心情满怀信心地飞回京向叶帅汇报。
叶帅“大事不糊涂，小事更周到”。他曾要李先念告知华国锋：张春桥的弟弟在解放军报社工作，经常去昌平坦克某师活动，如果坦克某师有人被“四人帮”蛊惑，万一坦克进城怎么办？要华国锋和吴德找吴忠专门研究这个问题。
吴忠回答：“坦克某师的大门口就驻有警卫三师的一个坦克团，警卫四师还有一个坦克团。卫戍区坦克加起来比坦克师只多不少。加上警卫三师、警卫四师的反坦克火炮，足以保证首都的绝对安全。”
吴忠的明确表态，中央领导同志更坚定了早日解决“四人帮”的决心。
10月6日，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吴忠指挥卫戍部队，指示副司令员李刚、邱巍高和参谋长魏应吉等对首都采取内紧外松的戒严措施，确保了首都局势稳定。并在中央警卫团逮捕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的同时，协助警卫团将姚文元抓获，还同时亲自带人将“四人帮”的干将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抓了起来。
10月一声春雷，坏事做尽，积怨甚多，声名狼藉的江青反革命集团土崩瓦解。此后，吴忠又是多少个不眠之夜，搜集上报“四人帮”的罪证，做了很多十分重要的工作。
问：吴忠将军在动乱年代里当了10年的卫戍区司令，在政局如此复杂的情况下，为什么能保持如此清醒的头脑？
答：熟悉吴忠的人都知道，他是个思想正派，刚直不阿的人。他有一句名言，叫做“不混官做，不混饭吃”，他很崇尚“无私则勇，无欲则刚”，所以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他能够独立思考，绝不盲从。我们可以举几个小例子来说明他的个性。
比如，给罗瑞卿做个土马桶的事。
“文化大革命”初期，罗瑞卿被林彪迫害，在卫戍区监护。吴忠到卫戍区之后，下面汇报说：罗瑞卿两腿骨折，监护点没有坐式马桶，都是蹲坑，他每次大便都很痛苦。吴忠出于对一个老同志的感情和关心，冒着开罪当时红得发紫的二号人物林彪的风险，立即叫人为他专门做一个能坐着大便的土马桶。那时罗瑞卿戴着“三反分子”的大帽子，有的同志对吴忠的指示有顾虑，吴忠即亲自通知该师师长田占奎立即办理。
吴忠对监护在卫戍区的老干部是有感情的，不轻信他们有什么“问题”，但他开始时却无能为力，因为对这些老干部的监护，都是他的前任奉命执行的，一切生活待遇都由上面专案组规定，卫戍区无权改变。1971年林彪叛逃后，毛主席、周总理指示改善监护对象的待遇。吴忠借此“东风”，亲自到各监护点调查了解情况，从增加桌椅、加大灯光、改善学习条件，到吃饭、理发、洗澡，都做了具体指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力给以改善。
吴忠知道，他这么做，那些整老干部的人是不会高兴的，但他根本没有考虑对自己有什么后果。
再比如，“文革”初期，北京卫戍区有位领导干部，在造反派揪斗彭老总时，动手打了彭老总两个耳光。吴忠刚到卫戍区不久，听说此事之后，非常气愤，严厉批评那个干部的错误行为：“彭老总有何问题，自有中央处理，你打彭老总是非常错误的，身为高级干部怎么不懂政策？即便是对待反革命分子，也不能打，该判什么刑就判什么刑。判了死刑的也不能打，不能虐待。”
他批评那个干部，许多人都知道，他却不怕传到林彪、江青那里去。
还有一件事也颇能反映他的性格。
1970年，北京军区要卫戍区派两个连修通县宋庄林彪平津战役指挥所陈列室。吴忠根据军委动用卫戍部队的规定，请军区报请毛主席批示。后来，军区没有报军委和毛主席，卫戍区也没有派出部队。
1973年，北京军区在南口靶场组织坦克实弹射击表演，军委首长要来参观，要求卫戍区派出一个排警卫。吴忠也坚持执行军委关于动用卫戍区的权限规定，请军区报总参批示。
为此类事情，军区有些同志对吴忠不谅解，意见很大。吴忠说：“得罪人不好，违犯规定更不好，两害相权取其轻。”
知道了这些就不难理解吴忠在动乱年代中的表现了。
问：人们都知道，吴忠同志去广州军区出任副司令前，曾经被审查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组织上的结论是什么？
答：这里有一份中央军委批准的，北京军区党委《关于吴忠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说：“经审查，吴忠同志一九七一年三月至一九七七年九月，在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委书记（分管政法）期间，没有参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吴忠去世后，总政治部审定的吴忠生平说：在1971年和1976年粉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觉悟。
这应该说是组织上对吴忠的“盖棺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