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树特树”出笼前后说到“杨余傅”事件，必然会联系到“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篇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署名是杨成武。但这篇文章从成稿到发表以至后来挨批判，实在是一波三折，颇耐人寻味。
杨成武跟随毛泽东视察华北、华东、中南地区时，在林彪的操纵下，北京成立了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的军委四人小组。这个小组曾经给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布置了写作任务——要写大块的、有分量的学习与批判文章。
总参谋部政治部也受领了任务。他们起草了一篇谈领袖权威的文章。文章起草后，总参谋部党委先后讨论了三次，修改定稿后，打印送给正在外地的杨成武。
这时，文章的署名是：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
杨成武在旅途中翻看了这篇文章，到上海时还没有看完。他觉得，写领袖权威的文章，应该送给毛泽东看一看，毛泽东就在身边嘛！
他随手在文章题目的空白处，写了两行字：“主席：这是总参无产阶级革命派写的一篇文章，请您暇时一阅。杨成武”
杨成武知道毛泽东的工作是相当繁忙的，因此文章送去后，再也没有过问。
有一天吃过晚饭，杨成武正和工作人员聊天，给毛泽东做保健工作的吴旭君护士长从楼上下来，手里拿了一沓纸。
“吴护士长，你总是匆匆忙忙的。”熟了，工作人员间常开玩笑。
小吴把手中的纸递给杨成武，说：“主席让给你的。”
杨成武接过一看，是那篇文章，毛泽东用粗笔作了批示：“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
等杨成武走后，吴护士长和工作人员说：“主席随便翻了翻，说：‘尽是吹我的。’”
……
文章随后送到北京，交到了陈伯达和姚文元手里。由他们“酌处”去了。
９月23日，杨成武陪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北京。第二天陈伯达就打来电话：
“杨代总长，我是陈伯达。那篇文章我看过也修改过，我认为应该用你的名义发表。”
杨成武愣了一下，说：“文章不是我写的，用我的名义发表不合适吧。”
陈伯达说：“用领导同志的名义发表署名文章，比‘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有力量。”
杨成武感到为难地说：“伯达同志，你是理论权威，也修改过这篇文章，那就用你的名字发表嘛……”
“那可不一样，你是代总参谋长，用你的名字发表代表军队。”
陈伯达以为给杨成武“戴高帽”，杨成武就会顺从，没想到对方说：“那就用总参谋部或者军委的名义发表吧。”
话不投机，陈伯达只好说：“再研究研究吧！再研究研究。”
电话挂了。杨成武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夫子，搞什么名堂？”
他以为这事到此为止了，谁知叶群又打来了电话。
叶群打电话总要东拉西扯一阵才谈到正题：“101让我给你打个电话，说说那篇文章的事。”
“哪篇文章？”杨成武没有想到陈伯达会把这事报告林彪，也没有想到林彪会这么快打电话来。
“你们总参写的那篇陈伯达同志改过的，他送到我们这里来了。”
“他给我打过电话。”
叶群停顿了一下，像是找什么东西。
“我们的意见，还是以你的名义发表为好。”
“谁的意见？”
“101的意见。”叶群说。
林彪的意见？林彪是主持工作的军委副主席，他的意见具有命令的性质。
“文章林总看了没有？”
叶群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党的组织有权用一个党员的名字发表文章。”
“不是我写的，用我的名字发表，这总不大合适。”
“我说，党的历史上这种情况可多啦。101讲，在延安时，西北高干会议的政治工作报告，不是用谭政的名义发表的吗！浙江农村调查的文章，是毛主席亲自修改过的，不是用江华的名义发表了吗！还有毛主席关于国际问题的一篇谈话内容，不是用陆定一的名义发表的吗！”
杨成武听她说得头头是道，就说：“我总觉得，不是我弄的，我对理论是外行，用我的名义发表不好。”
“定了。101讲，就这样定了。”叶群的语气不容杨成武再推辞。
既然中央有权力用一个党员的名义发表文章，又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副统帅决定的，作为军人，是应该服从的。但是，杨成武心里还是没有底。他从未在报纸上发表过这么大块的理论文章。
他让秘书通知起草文章的几个人和政治部门的负责人，到办公室来研究此事。
他说：“文章不是我写的，林总一定要以我的名字发表。你们这些同志都是秀才，要好好把关。里面引用了不少马克思、列宁的话，要好好核对一下，不能搞错了，引文要准确。”
文章核对了引文后，送给了陈伯达和姚文元。
“大树特树”的文章，就这样见报了。
文章见报后没几天，毛泽东把康生、杨成武叫到人民大会堂谈工作时，谈到了“大树特树”这篇文章：“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他指指杨成武，说，“不是你的事！”
毛泽东沉思良久，又说：“这不是哪个人的事，是关系到全党学习的问题。全党都要学习马列主义。”
毛泽东虽然没有批评杨成武，但他毕竟是文章的署名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连标题的错误都没有看出来，他感到内疚，脸红。
康生、杨成武把毛泽东的指示向中央小碰头会做了传达。杨成武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文章虽说不是我写的，但我没有看出文章的内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应该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我埋头在工作中，对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了解太少，我应该做自我批评……”
12月18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碰头会上，再次批评陈伯达：
“越读书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指陈伯达、姚文元）叫人搞的。
我只看了标题，没看内容。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写人的绝对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嘛！
就标题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陈伯达被毛泽东批得脸色发紫，头都不敢抬。
散会时，陈伯达朝杨成武拱拱手，说：“杨代总长，我对不起你！”
此后，毛泽东又同汪东兴讲了此事。汪东兴于12月21日在怀仁堂传达了毛泽东有关“大树特树”问题的指示：“这是个学习问题。我现在看三十本书。不要专吃清白菜，要吃点杂花菜，看点马列主义。时间还是有的。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要学习嘛……”
事情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期间，湖南韶山铁路通车，毛泽东要在他的老家举行盛大典礼。为此，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写了一份《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请示报告》。
这份文字并不很长的报告，多处使用“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提法。
报告送到毛泽东案头，12月26日毛泽东又做了如下批示：
绝对的权威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看了毛泽东的文字批示，杨成武越发感到那篇文章错误的严重性。他向周恩来建议：“现在各大军区和各省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在京西宾馆，是不是可以向他们传达一次毛泽东的批示和讲话精神，以免再犯这样的错误。”
周恩来说：“应该。你去传达。”
杨成武于当天赶到京西宾馆，向那里的各地领导同志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和批示的全部内容。
有趣的是“杨余傅”事件发生后，知情人林彪、叶群、康生、陈伯达，又变换了另一种腔调，把这篇文章列为杨成武的一大罪状。
3月23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大会上，曾经修改过这篇文章的陈伯达煞有介事地说：“这篇文章，狗屁不通。我根本没看，放在我的床底下，压了一个多月。这样的文章，居然还能发表？……”
康生摆出理论权威的架子，说：“什么大树特树，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嘛！杨成武懂什么！……”
江青总是一贯正确的，她说：“这篇文章我没有看，不用多看，看个标题就是有问题的嘛！”
林彪在3月24日人民大会堂的驻京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说：“……还有那篇大树特树绝对权威那篇文章，他拼命活动，要登。后来登在人民日报的第二版上，他还很不满意，那个第一版上当天登的是什么呢？是毛主席的教育指示。他认为他的文章应该登在毛主席的前面，要占第一版。”
……
钓鱼台，3月8日
钓鱼台，是个神秘的地方。尤其在“文革”期间，门口岗哨林立，墙边还有来回走动的流动哨兵，只要你在墙边逗留的时间超过两分钟，就会有穿军装或不穿军装的警卫来干涉。人们只能在它的东门口，望一眼里面的假山、喷泉。
这等神秘、高贵的地方，傅崇碧却带兵、带车、带枪去冲击、去抓人。傅崇碧岂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吗？
傅崇碧冲钓鱼台的传说，曾经风靡北京城，被描绘得生动而形象。它成了触发“杨余傅事件”的导火索之一。
然而，“冲钓鱼台”事件的真相，人们却不甚清楚。钓鱼台到底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生的？其详情，恐怕只有几个当事人心中明白。
钓鱼台事件，既是偶发的，又是必然的。
1968年3月4日深夜，傅崇碧被叫到钓鱼台“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内。
会议室里坐得满满的，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等人正在说着什么，等他进来坐定，周恩来说：“鲁迅的夫人许广平给主席写信，说原藏在鲁迅博物馆内的鲁迅书信手稿不见了。主席指示，让我们迅速查找。”
事情是这样的：1968年3月初，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给毛主席写信，称原藏在鲁迅博物馆的书信手稿不见了。毛泽东当即要周恩来马上查找。
任务是周恩来、陈伯达交给杨成武的。杨成武知道此事不好办，就说：“这不就像大海里捞针一样，怎么个找法呀？”
周恩来出主意说：“叫卫戍区去查，你们还可以去提审戚本禹一次，他知道些情况。”
交待完任务，已经是凌晨３点多钟，杨成武打电话给傅崇碧，要他带几个人马上到杨成武的住处等候，然后一起去秦城监狱。
傅崇碧带了刘光普等４人很快赶到了杨成武的家里。
等杨成武开完会回来，便驱车直奔秦城。到了监狱时，已经天色微明。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他们很快见到了戚本禹。
“鲁迅的手稿是不是你取走了？”
“取过的。”
“现在手稿放在什么地方？你必须交代清楚。”
“我不知道。”
“你取了手稿，怎么不知在哪里？”
“是江青让我们去取的，她可能知道。你们还可以去问原文革的工作人员韩书信，他知道。”
“谁让你去取的？”
“江青。她说怕鲁迅的手稿遗失了。”
杨成武和傅崇碧互相对视了一下。江青让戚本禹取了手稿，怎么现在又说不知道？这不是贼喊捉贼吗？
他们又驱车返回北京，给总理汇报。汇报时江青在场，当然，他们不能说是江青让戚本禹取的手稿，只是说韩书信知道。
江青很是恼火，她叫道：“把这个人叫来！”
很不凑巧，这个人回四川休假去了。
江青指着傅崇碧说：“你马上打电话给成都军区张国华，让他马上把这个人找回来。空军派飞机去接。”
傅崇碧说：“我一个卫戍区司令，打这个电话不合适。要打，也得请总理或江青同志打。”
江青很不高兴，说：“你这个人，叫你打，你就打嘛，就说是我们说的。”
傅崇碧没有办法，只好去打。
成都军区对江青的指示不敢怠慢，立即派人找到了韩书信，并让他连夜乘飞机回到北京。
韩书信被送进北京卫戍区招待所。他很是紧张，知道出了事情，肯定事关重大。傅崇碧、周树青等人见到他时，他更加紧张。
“鲁迅的手稿现在在什么地方？”
韩书信见问这事，反倒坦然了。他说：“手稿是我取的，取来交给了何先伦。放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何先伦在什么地方？”
“可能在西苑旅社，他后来调到周总理的联络组去了。”
……
又出了一个岔子。傅崇碧一行急匆匆赶到西郊的西苑旅社。
还好，何先伦在。等来者说明情况，何先伦说：“这事情，要去问保密员卜信荣，他具体承办的。”
“这人在哪里？”周树青急切地问。
“就在中央文革保密室，钓鱼台里面。”
大家目瞪口呆。查来查去，转了那么大的弯子。知情人就在钓鱼台！他们赶快打电话报告江青。江青不在，肖力接了电话。
傅崇碧问：“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中有卜信荣这样一个人吗？”
“有。”
“他知道鲁迅手稿的下落。你给江青同志报告一下，我们随后就到。”
打完电话，傅崇碧他们立刻登车，驶向钓鱼台。当天是1968年3月8日。
吉普车开得飞快，几分钟便到了钓鱼台。
钓鱼台的门卫，依旧像往常一样，站得笔直。见到傅崇碧的车号，他们正准备放行，但两辆吉普车同时刹住了。
他们先到传达室，让负责接待的同志给“中央文革”打电话，请示是否可以进去？——卫戍司令的车可以自由出入，另一辆车是不能放行的。
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的秘书很快答复：“可以进来。”
就这样，两辆车子缓缓开进了钓鱼台。
到了“中央文革”的灰色办公楼前，车子刚刚停下，见姚文元晃晃悠悠地走过来。礼节性地打过招呼，他们便一起走进会议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