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在朝鲜战场咄咄逼人，肆无忌惮，要将战火烧到中国的做法，使美国的欧洲盟国忧心忡忡，坐立不安。他们非常害怕麦克阿瑟的一意孤行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们希望朝鲜战争是一场有限的战争。1950年12月，英国首相克莱蒙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匆忙赶往华盛顿，就远东的紧张局势和美国领导人面谈，希望杜鲁门总统立即采取行动，约束麦克阿瑟。在会谈中，英美领导人除了讨论如何控制朝鲜战争的规模以外，还就如何对待中苏同盟的问题交换意见。艾德礼指出，尽管中国出兵朝鲜，但是，北京和莫斯科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和矛盾，这些分歧和矛盾到一定时候将会导致两家反目为仇。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确实是坚定的马列主义者，但是，他们很可能不是苏联那样的帝国主义者。俄国人并没有给中国多少帮助，中国人也并不欠俄国人多少。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中间存在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存在着产生铁托主义的机会。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总是能吸收和容纳外来的新东西，中共很可能是打着红旗，但是，实际是另一回事。艾德礼对西方采取敌视中国，而将中国推向苏联一边的政策提出质疑。
对于艾德礼的这番话，艾奇逊回答说，杜鲁门总统的顾问们持相同看法；他自己本人就一直在尽力执行利用中国民族主义、破坏中苏同盟的政策，但是，问题是现在是否有可能采取这一政策。艾奇逊解释说，一个困难就是中苏分裂仍是一个长远的前景，而朝鲜战争却迫在眉睫。如果为了一个长远的目标，而使美国近期的安全受到损坏，那是非常失算的。美国必须考虑其政策对日本、菲律宾以及其它国家的影响。美国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有利于美国在西欧的重建计划。最后，美国的国内舆论也必须顾及。艾奇逊说完后，杜鲁门总统接着强调美国国内舆论的重要。他说，台湾问题“美国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蒋介石在美国有很多支持者”。由于总统都是选举出来的，所以，杜鲁门特别在意他的对华政策的国内反应。
美英领导人的华盛顿会谈表明，他们在中国是否有可能出现铁托主义这个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尽管中美在朝鲜战场上直接对抗，互为仇敌，但美国领导人仍不忘把促进中苏分裂作为一个长远目标来看。由于东亚的军事形势、西欧急待重建以及美国国内舆论的作用等近期因素，华盛顿眼下不得不对中国采取强硬的遏制政策。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杜鲁门政府对中国奉行了一个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和军事上包围的敌视政策。1953年，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后，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政策。
从以拉拢促分裂到以高压促分裂
在1952年的总统选举中，共和党人在共产主义问题上大做文章，以攻击民主党对手，争取选票，以重新控制白宫。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塔夫特（Robert Taft）同麦克阿瑟一唱一和，呼吁在亚洲“放蒋出笼”，反攻大陆，收复失地。他们叫嚣美国必须在朝鲜全力以赴，赢得胜利。在中部城市芝加哥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参议员约瑟普·麦卡锡（Joseph McCarthy）所做的激烈反共演讲，获得满场喝彩。
为了赢得共和党保守势力的支持，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艾森豪威尔采纳了一个十分保守的竞选纲领。这个纲领的外交政策部分由共和党内的国际事务专家约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起草。纲领激烈抨击杜鲁门政府的外交政策，指责杜鲁门采用的遏制战略是“被动的”、“无效的”和“不道德的”，因为它对在“极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统治下的无数生命”坐视不顾，置若罔闻。
艾森豪威尔就是以这样一个坚定反共的形象执掌白宫的。他上台伊始，就发表引起广泛注意的“放蒋出笼”演说，声称：美国第七舰队今后不再“保护大陆不受台湾的攻击”。他利用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大国的地位，对盟国及其它一些国家发号施令，签订了一系列旨在包围和孤立中国的条约或协定。
面对共和党政府在公开场合所表现出的如此顽固的反共立场，人们不禁要问：艾森豪威尔班子是否已经放弃了所谓鼓励中国民族主义倾向、促进中苏分裂的打算？他们是否真的相信他们口头上说的“共产主义世界是铁板一块”？最近解密的美国政府档案表明，艾森豪威尔政府决策人并未放弃想利用中共的独立性制造中苏分裂的念头。他们和杜鲁门政府的不同只是表现在策略手法上。
1953年，美英法三国首脑在百慕大群岛举行会议，讨论世界局势。在会谈中，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介绍他对中共的看法。他说：“毛泽东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成为杰出的共产党领袖的，他的声望虽说不如斯大林，但却高于马林科夫。因此，毛泽东不愿接受莫斯科的指令是很自然的。”斯大林在世时，由于他享有巨大的声望，毛泽东有可能听从他的命令；但现在是马林科夫，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这种关系的存在很有意义，它很有可能最终给我们一个促使中苏分裂的机会”。
和杜勒斯一样，艾森豪威尔总统也相信利用中苏矛盾的可能性。在1954年12月1日召开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他阐明了这一看法。这次会议讨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拟定的一份有关美国对亚洲政策的政策草案。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对草案中一段有关中国的话持有异议。这段话说：“尽管目前还没有根据来预测（中共）政权的早日崩溃……但这类政权先天具有僵化和不稳定因素，这些因素很可能出人意料地导致危机爆发或政权垮台。”中央情报局官员认为，这段话的前后两部分是矛盾的。艾森豪威尔问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当年中央情报局是否有人预见到铁托和斯大林的分裂？艾森豪威尔接着又说：苏联阵营中这种有利于西方的事态有时是会突然意外发生的。国务卿杜勒斯同意艾森豪威尔的看法。艾伦·杜勒斯承认，西方有可能把中国从苏联那儿拉出来；但是，他认为目前没有根据来指望中共政权会突然崩溃。最后，艾森豪威尔坚持要把那段话留在草案中，并重申他的立场：“极权主义先天具有过分的僵化和不足，美国应该加以利用。”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指出，中苏关系“明显有别于克里姆林宫同其它共产党国家的关系”，中国只是苏联的“小伙伴”，而不是“卫星国”。中共领导人“既是中国人，又是共产党人”。苏联是通过严格控制每个党员来和卫星国打交道的；但在和中共交往时，苏联是把中共“作为一个密切的，但却是独立的盟友”看待。在中苏关系中，既存在着长期的危险因素，又存在着近期的破坏因素。美国应该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不管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来破坏中苏关系”。
既然艾森豪威尔政府决策人认识到利用中苏矛盾制造中苏分裂的可能性，那么，他们采取了什么步骤来实现这一目标呢？美国官员认为，目前对中国采取一个温和的政策是不现实的，因为尽管中苏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因素，但是眼下两家并没有翻脸的可能。
当前的中苏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的意识形态和相互的利益这一强有力的纽带上的”，中苏和西方的矛盾要比中苏之间的矛盾大得多。因此，对中苏同盟的潜在威胁将主要来自于中苏关系的内部发展，外来的压力和引导只起次要作用。这些官员怀疑美国对中国采取缓和的政策是否能造成一个中苏冲突大于中美冲突的局面，即使是像放弃台湾这样重大的让步，恐怕都难以改变中共对美国的敌视，更不用说像贸易和承认这样较小一点的让步了，美国在朝鲜战争前所实行的缓和政策未能奏效，就说明目前要分裂中苏同盟，缓和的政策是不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