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法兰西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中法建交对国际局势和中国外交都有重要意义。就国际局势而言，它代表了中法两国联手挑战美苏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是全球冷战格局中的一次重大突破。从中国外交史角度看，它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特殊的案例，因为在处理同法国建交的问题时，中国领导人破了一个例：他们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同意在一个国家没有事先和台湾断交的情况下，与那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为什么法国在1949年就表示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中法建交拖到1964年才实现？导致1964年中法建交的因素是什么？中苏关系破裂对中法关系改善产生什么影响？越南危机和中法建交谈判的时机之间有什么关联？本文利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新近解密的文件，梳理1949-1964年间中法关系演变的脉络，考察中国领导人对法国态度的变化，分析他们最终决定与法国建交的战略动机和考虑。
1949-1958年的中法关系
早在1949年初，法国政府就在考虑：一旦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法国准备承认中国的新政府。就像英国承认新中国的一个主要动机是为了维护其在香港的殖民地位一样，法国打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盘算也是为了巩固其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法国官员希望通过和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来阻止北京支持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抗法民族解放斗争。为了抵消胡志明的政治影响和赢得更多的国际（特别是美国）的支持，法国于1949年3月在法属印度支那实行改革，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成立所谓“独立国家”，向他们移交大部分内政主权和部分外交权，允许他们在法兰西联邦内自主独立。在越南，法国挑选前安南皇帝保大为新政权的领导人。
法国在越南推出保大作为新领导人后，立即向很多国家发函，要求他们承认保大政府。法国外交部没有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出要求承认保大政权的函电，因为法国官员已经对在中国内战中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政权不抱希望，准备面对现实，承认即将诞生的新中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法国政府开始酝酿是否承认新中国。12月21日，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讨论由法国共产党提出的立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案，委员会最后以22票对14票否决了法共的提案，而通过了一个“适时采取步骤，准备可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议。法国政府采取等着看的态度，看新中国是否支持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
1950年2月7日，法国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一次会议上，就国民党政府代表地位问题投弃权票。法国对国民党政府冷淡和疏远的做法引起撤离到台湾的蒋介石的极度失望和强烈不满。蒋介石的“外交部长”叶公超在1950年2月25日致“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的电文中指出：“据各方可靠报导，法政府本拟于保大政府获得英美等重要国家承认后，即承认中共政权，嗣以中共与苏联相继承认胡志明政权，故不得不暂于搁置，而对我政府方面若干重要交涉，则多方予以拖延，种种迹象皆证明法政府尚未放弃与中共妥协之企图。本部认为：法政府既不放弃与中共妥协企图，而对承认保大事，亦迄未正式通知我方，其对我政府之地位如此忽视，对于反共立场亦无明确表示，目前我方自应暂时持观望态度。”
台湾对法国政府“不放弃与中共妥协企图”的判断是正确的。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对大西南地区的占领，法国官员密切关注中共会不会派兵越过中越边界去支持越南共产党武装。1950年3月13日，法国驻美大使亨利·波奈（Henri Bonnet）奉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之命向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转告法国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上的立场。波奈说，舒曼正在考虑和中共政权谈判建交的可能，他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目的是维护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利益，因为一旦中共决定派兵进入越南，法国如果和北京有外交关系的话，就可以通过外交渠道和中共谈判。艾奇逊问波奈，中法建交是否意味着中共将承认保大政权，如果是那样的话，法国是不是将面对中共既承认保大政权又承认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这样一种不正常的局面？波奈回答说，他认为中共如果承认保大政府，就意味着中共将断绝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
法国希望以“承认”为筹码，在越南问题上和中共讨价还价的计划未能实现，因为中共在援助越南革命的问题上，态度坚定，毫不犹豫。中共领导人在建立全国政权前后，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路线，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结盟，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集团。在亚洲，中共视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为自己责无旁贷的国际主义义务。周恩来在1950年4月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今天胜利了，要有不怕担当大任的精神，要担当起帮助解放全世界的重任，而且要有此气魄。今后我们要帮助东方被压迫民族兄弟的解放，如朝鲜、印尼、越南等国家，如果这些民族都起来了，得到了解放，那不是全世界人民的力量就更大，帝国主义更加容易崩溃么？”对于东南亚，中国不但迅速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而且派出大批政治和军事顾问，协助胡志明的抗法斗争。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眼里，与越南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友谊要比与资本主义法国建立外交关系更重要。
对于法国而言，由于北京在印度支那战争中毫不犹豫地站在胡志明一边，中法建交的构想也就无疾而终，法国和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保持外交关系。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法国追随美国谴责中国“侵略”朝鲜。
1954年5月，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国际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在会议上，中法代表团就结束印度支那战争和发展中法关系问题做过接触。5月18日，法国代表团军事顾问纪业马上校（Colonel Jacques Guillermaz）宴请中国代表团的王炳南，表示法国希望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起大国的调停作用。在谈及中法建交问题时，纪业马指出，当中国新政府成立后，法国原计划承认中国，后因中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而未能实现。这次在日内瓦会议上，如果印度支那和平得以恢复，即证明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所起的重大作用，法国将再无理由不考虑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及贸易关系。
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签订标志着法国在印度支那殖民统治的终结。日内瓦会议之后，法国国内要求同中国建交的呼声又起，面对国内舆论的压力，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es-France）和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两届内阁都公开表示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声称“希望两国关系在将来能有所增进”，“不承认中国及把中国排斥在联合国之外是不现实的”。法国驻瑞士、英国、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外交代表先后主动同中国驻这些国家的使馆人员接触，表示愿意改进两国关系和保持个人联系。在对中国的事务性的联系方面，上述两届内阁也较前稍有改进，比如先后批准中国技术参观团、里昂展览团以及艺术团访问法国，但是这两届内阁仍屈从美国意志，不敢单独承认中国。富尔内阁的外交部长安东·比内（Antoine Pinay）公开表示，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必须由西方国家共同决定”和“将考虑美国的态度”。
中国政府注意到孟戴斯-弗朗斯和富尔两届内阁在改善中法关系方面的举动，但也同时看到法国继续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中国外交部的分析家指出：“法国统治集团，在法国人民广泛要求与我建立正常关系和发展贸易的压力下，不得不和我在经济和文化上建立一些联系；但由于美国的压力，仍不敢同我正式建交，而是企图追随英国，逐步推行‘两个中国’的计谋。”
1956年2月，法国社会党领袖居尔·摩勒（Guy Mollet）担任总理。摩勒内阁在促进中法关系方面比前几届内阁更积极。1956年3月，外交部长克里斯蒂安·比诺（Christian Pineau）在出席东南亚条约组织会议时对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说：法国社会党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法国现政府在目前情况下还不打算这么做。尽管如此，法国准备同中国互换贸易代表团，因为贸易和外交承认是两个范畴内的事。4月12日，比诺又强调指出：法国渴望发展同中国的贸易。与此同时，法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法国政府正在研究改变对中国禁运的可能性。比诺访问美国时，曾提出将对中国的禁运放宽到对苏联禁运的水平.此外，法方就两国互派非正式代表和建交问题，分别向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和驻瑞士使馆进行探询。1957年2月，摩勒表示他赞成承认中国和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两个月以后，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首次访华，和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谈，明确表示反对“两个中国”的做法。他在回到法国后着书，主张法国对中国采取新的政策并与中国建交.
尽管在1950年代后期法国方面不断有人呼吁承认中国，但中法建交的路途上横亘着两个主要路障：一个是阿尔及利亚战争，另一个是台湾问题。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中国坚定不移地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反对法国的殖民主义政策。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坚决抵制任何“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做法。
中国领导人对戴高乐的看法
1958年5月，法国成立第五共和国，戴高乐重新执政。他在军事和防务政策上强调法国的独立性，主张发展法国的独立核力量，不愿在外交政策方面对美国言听计从，亦步亦趋。他重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重要地位，希望推动对华关系。法国官员多次暗示准备承认中国.
毛泽东十分关注戴高乐的政治生涯和思想动向。1956年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和参加会议的耿飚、黄镇、王幼平等驻外大使谈话。在谈话中，他问几位大使有没有读过戴高乐的回忆录，大家摇摇头。毛泽东接着说，“这也难怪，你们都很忙，但我还是要劝你们抽空看看这本书。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其中有很多提法很有意思。例如，戴高乐承认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大鱼吃小鱼’。这个话很有辩证法，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也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实质。我们看看当前的国际现状，美国和英、法等国的关系不就是这样吗？但是，戴高乐有独立性，在一些国际问题上，他不同意美国的一些观点和做法，不愿意让美国牵着自己的鼻子走，也不愿意让法国听从美国的控制和摆布。所以，美国可以指挥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却指挥不动法国。它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就可以正确地观察和分析国际形势。”
在戴高乐上台之初，中国政府内部的分析和官方媒体的反应都比较消极。《人民日报》刊登评论，批评戴高乐执政使法国的“议会政治从此让位于军事独裁”，认为戴高乐将把法国“引向法西斯化”，戴高乐政权绝不可能解决法国在国内外面临的各种困难和危机，它的寿命不会太长久。
中国领导人认为，戴高乐领导法国有弊有利。从消极的方面说，戴高乐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将更多地限制法国共产党；从积极的方面看，他会和美国顶着干。1958年7月，外交部长陈毅对访华的法国记者代表团说：“我们没有与戴高乐将军直接接触过，因此，对他没有特别的好感，也没有特别的恶感，对法国政府也是这样。”“戴高乐将军有闹独立性的一面，他并不是那样甘心情愿屈从于英美。”对于戴高乐有意承认中国的说法，陈毅重申中国在建交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戴高乐上台后，非正式地放出空气，要承认中国，但还没有实际行动。因此，我也不准备对此发表意见，但我要说一句：如果要承认中国，就要赶走蒋介石的大使馆，否则，即使他承认中国，我们也不干。”
9月5日，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纵论国际形势时，专门提及戴高乐执政的好处和坏处，强调戴高乐的反面教育作用。毛泽东说：“戴高乐登台好，还是不登台好？现在法国共产党和人民应该坚决反对戴高乐登台，要投票反对他的宪法，但是同时要准备反对不了时，他登台后的斗争。戴高乐登台要压迫法共和法国人民，但对内对外也有好处：对外，这个人喜欢跟英美闹别扭，他喜欢抬杠子。他从前吃过苦头的，他写过一本回忆录，尽骂英美，而说苏联的好话，现在看起来，他还是要闹别扭的。法国跟英美闹别扭很有益处。对内，为教育法国无产阶级不可少之教员，等于我们的‘蒋委员长’一样。”毛泽东的讲话清楚地表明，他对戴高乐上台喜忧参半。从积极的方面看，戴高乐和英美的矛盾标志着西方阵营的四分五裂，有利于世界人民的反帝斗争，证明国际形势正处于“东风压倒西风”的局面。从消极的方面看，戴高乐掌权对法共和法国人民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