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带宋之光去见邓小平。邓小平先谈了挑选合适的驻法大使的重要性，强调“要选派政治坚强并有外交工作经验的同志担任此职”。他接着指示宋之光早日赴法，首要任务是“驱蒋”，如果“驱蒋”拖延不决，中国将撤回代办。为此，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宋之光在思想上做了留与撤的两手准备。
实际上，在法国方面，戴高乐也很着急，担心如果台湾不作出断交决定，导致中方变卦，将使他在外交上和政治上陷于被动局面。因此，法国政府要求中国代办先去巴黎，以利于促使台湾方面主动撤除其“外交机构”。2月6日，戴高乐在给蓬皮杜总理（Georges Pompidou）和德姆维尔外长的指令中说：“从国际法的观点看，只有一个中国；而且所有中国人，特别是北京政府和台北政府，都这样认为。既然我们与北京政府协议建立正常的大使级外交关系，我们就认为北京政府是中国政府。对我们来说，有理由不承认台北代表机构的外交地位，并尽快向其告知此意，并为此进行相应的物质准备。”根据戴高乐的指示精神，2月10日，法国政府通知台湾当局：一旦北京外交人员到达巴黎，台湾在法国的“外交代表机构”就失去存在的理由。同一天，台湾当局不得不采取主动，宣布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2月15日，中法两国临时代办分别抵达巴黎和北京。
中国领导人对中法关系正常化的进展表示满意。2月17日，正在缅甸访问的周恩来接见法国驻缅甸大使，请他转告戴高乐：“我很高兴中法正式建交，应对此表示祝贺。现蒋帮已同法绝交，这很好，正合我们原来的设想。”周恩来还评价了法国的历史和文化，说：“法国人民是有很强的民族志气的，法国近二百年的历史，把法国人民锻炼出来了。法国的文化也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发展了殖民主义，另一方面又以其大革命和支持美国独立战争的革命传统影响了殖民地人民。对于殖民主义，我们一贯反对。”
3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法国驻中国使馆临时代办克劳德·沙耶时指出：中法双方要痛痛快快地发展关系，要如期互派大使和发展其他各方面的关系，这样做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我们的相互了解才开始，要逐渐加深。随着了解的加深，双方文化、经济、贸易机构可以进行更多的接触.4月10日，中国政府将任命黄镇为首任驻法大使的决定通知法国政府，并对法国政府任命吕西安·佩耶（Lucien Paye）为首任驻华大使表示欢迎。至此，中法关系实现完全正常化.
中国领导人在中法建交谈判中，对台湾问题做了灵活处理，即在不要求法国先同台湾断交的情况下与法国建交。中国领导人之所以破例这么做，是因为他们考虑到法国是一个在国际舞台上有影响力的重要国家，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法建交可以帮助中国改善同第二中间地带中其它西方国家的关系。但是，中国领导人并没有把中法建交的模式看成是一个日后可以普遍适用的样板，而是把中法建交的经验当成为一个特别案例来处理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外交部在1964年3月17日发布的一个文件中，有一个明确的说明。文件分析了中法建交对其它第二中间地带国家的影响，并指出警惕美国试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中法建交后，对于我们在第二个中间地带开展工作，进一步利用帝国主义间的矛盾，造成了很有利的条件。目前，一些西方国家，要求突破美国的控制，改善对华关系的呼声愈来愈高。我们应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对西方未建交国家采取更积极的方针，分别不同对象，进行争取分化，扩大在第二中间地带的战果，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美帝国主义。但另一方面，美国仍在阴谋制造“两个中国”，有些西方国家也认为“两个中国”的作法，既能适应美国的需要，又可对付要求同我建交的舆论压力。因此，在采取积极方针的同时，我们在具体作法上还应更加明确，以便彻底地粉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中法建交后，有些国家会试探我对建交的态度。我们认为，在建交问题上，对西方国家原则上仍应一律不采取主动。如这些国家向我试探，对同蒋帮有外交关系的，应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必须对方先同蒋帮绝交，然后才能同我建立外交关系，一般不再轻易采取中法建交方式。但在特殊情况下，如对方同美矛盾较深，同我建交影响较大，对我态度较好者，也不排除参照中法建交的方式加以运用。总之，既要充分利用这些国家同美国的矛盾，发展我对外关系，又要在原则上毫不含糊，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阴谋。
中法建交是否会有助于解决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中国领导人的估计是谨慎的。1964年2月3日，正在索马里访问的周恩来对舍马克总理说：虽然法国承认中国代表了一种承认中国的趋势，但是，在联合国中是否能有多数支持恢复中国合法权利并且驱逐蒋介石代表，那还不能肯定，因为美国在联合国操纵了多数。美国如看到联合国中多数国家支持恢复中国席位，它会有新花样，会提出台湾必须除外。周恩来强调，中国绝不会承认把台湾割出去。如果出现“两个中国”，中国宁可不进联合国。
结论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是高举意识形态大旗，支持反帝革命。从1949年到1963年，中法关系的发展之所以举步维艰，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毛泽东更重视推动反帝反殖运动，更强调支持民族解放斗争，而对改善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不太在乎。毛泽东对越南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情和援助是造成1949至1963年间中法隔阂的一个主要原因，法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导致中法分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当中国的国际地位处于极度困难的时候，毛泽东也能在外交方面及时作出基于现实主义考量的政策调整，审时度势，绝地反击。1963年的中法建交谈判就是一个例子。到1962年末，中国外交已陷入严重困境：中美对抗势头不减，中苏关系日趋恶化，边境冲突又使中国与印度的关系降到冰点。面对来自所谓“帝、修、反”的多重压力，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试图为中国的外交窘境找到改善的途径。中法建交是中国政府在毛泽东“两个中间地带”原则的指导下，在外交领域里取得的一个重要突破，是毛泽东“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务实思想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一次有效实践，是对美苏操控国际局势的挑战。为了推动利用美法矛盾、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战略目标，毛泽东在台湾问题上做了灵活处理，不让该问题成为中法建交的拦路虎。
反对美苏独揽世界事务的共同需要使中法两国走到一块。在中法建交以后的一年中，毛泽东在多个场合向国际友人强调中法在反美问题上的共同立场和诉求。1964年8月17日，毛泽东在与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谈话时指出：“在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一点上，我们同戴高乐有共同点，他也需要我们。”一个多月以后，毛泽东对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5周年国庆庆典的西哈努克亲王说，在对美政策问题上，“我们同法国总统有共同点”。“英国政府、西德政府就不如法国政府，还有日本政府都比不上戴高乐政府，也比不上亲王。但是，我看这些国家总有一天要走你的道路和戴高乐的道路。这是控制和反控制的关系”。很显然，中法领导人都愿意从全球战略的大角度出发来处理彼此之间的双边关系。
中法建交对日后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铺垫。1971至1972年的中美关系破冰谈判是毛泽东在外交困境中以现实主义态度寻求战略突破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就美国而言，中法建交进一步推动了美国国内围绕对华政策的辩论。1964年3月25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J.William Fulbright）在国会提出美国应该重新审视对华政策。他作了题为“旧神话、新现实”的演讲，批评美国的东亚政策。他说，美国官员必须抛弃那些扭曲他们对中国看法的旧神话，以开放的态度面对东亚新现实，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将长期存在下去的现实。他建议，美国应该在对华关系中加入灵活的成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竞争共存”的关系，为“将来同共产党中国改善关系的可能打开大门”。富布赖特的讲话在公众中引起积极反响，他收到约一千两百封信，其中三分之二支持他的观点。《纽约时报》指出，富布赖特的讲话代表了对华政策大讨论的开始。
戴高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举动影响了后来尼克松的对华政策。尼克松对戴高乐怀有高度的崇敬。他在《领导人》一书中，给予戴高乐极高的评价，称世界上最伟大的领导人中，丘吉尔第一，戴高乐第二。1963年6月，尼克松访问法国时，同戴高乐共进午餐。席间，两人纵论国际局势，戴高乐强调，和中国关系正常化有利于西方。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以后，第一次出国访问的目的地就是欧洲。在法国，他和戴高乐再度聚首，讨论世界形势。戴高乐向他建议，从越南撤军，和苏联缓和，同中国改善关系。尼克松对戴高乐所说的国际社会不应该孤立中国的观点，并无异议，只是觉得他眼下还不能马上就向中国示好。他表示，十年之内，当中国在核力量方面取得显着进步以后，美国将别无选择，不得不和它交往。戴高乐不以为然地说，你何必要等到将来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再同中国交往，你最好现在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尼克松告诉戴高乐，有很多国务院官员不但主张美苏缓和，还提出美国、苏联和欧洲联合起来反对中国的建议。尼克松认为，这个建议在短期内是个好主意，但从长远考虑，承认中国和苏联是“大国”并和他们建立“同等的关系”，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很显然，戴高乐的劝告加强了尼克松要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决心。
如果把中法建交放在一个更长远的时段看，它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即从客观效果的评价考虑（毛泽东主观上始料未及的），中法建交可以说是中国最终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的重要一环。从中法建交，到中美关系正常化，再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中国最终实现了一个华丽转身，从一个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变成为一个该体系的支持者和既得利益者。
（本人在为撰写此文收集资料时，得到首都师范大学姚百慧、北京大学高艳丽、南开大学张秀阁和中南大学刘青松的帮助。中共党史专家章百家、杨奎松和前中国驻法国大使蔡方柏就本文的初稿提出宝贵修改意见。本人也曾就此课题，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和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中心作讲座，得到参加讲做师生的有益回馈，感谢牛大勇、赵学功、徐友珍、李潜虞和蔡佳禾安排本人在上述五校作讲做。本文后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8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