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方面在国内加紧战备，另一方面增加了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事援助。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还通过多种渠道和场合，向美国发出警告，表达中国对美国干涉越南的严重关切。1965年4月2日，周恩来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约翰逊总统转达四点警告：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那就是如果亚洲、非洲或世界上任何国家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政府和人民是一定要给予支持和援助的。如果由于这种正义行动引起美国侵犯中国，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奋起反抗，战斗到底；三、中国是作了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不论它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原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将进得来，出不去；四、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
后来，约翰逊政府由于不满意阿尤布·汗对中国的友好态度，推迟了他访问美国的计划。结果，周恩来委托阿尤布·汗向美国传递的四点警告未能转达。因此，1965年6月8日，周恩来又委托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向美国转达这四点警告。与此同时，外交部长陈毅于5月31日在北京约见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Donald Charles Hopson），请他向美国转达周恩来的四点警告。
美方很重视中国发出的讯息。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在接到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转达的中方警告后，很快于6月5日向国务卿腊斯克作了汇报。邦迪说，中国外交部长已经向美国亮出底牌。如果美国对北越的攻击只是限于空中轰炸，而不直接打击中国，北京不会参战；如果北京一旦参战，它就会全力以赴打到底。邦迪还告诉腊斯克，他已经请英国方面转告中国：美国收到中国的信息了。
6月26日，麦克纳马拉在一份给约翰逊的备忘录中，分析了中国和苏联可能会对美国在越南增加军事介入的反应，担心中苏在北越为扩大影响而展开的竞争会刺激北京增加对河内的援助。麦克纳马拉指出，只要美国或南越军队不对北越发动地面进攻，只要美国或南越的飞机不轰炸和袭击中国领土，中国很可能不会派正规地面部队或飞机参战。但是，苏联扩大对北越的支持可能会促使中国以志愿军的形式向北越派出地面部队，以和苏联争影响。
7月22日，约翰逊总统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将军们讨论是否再向南越增兵10万人时，明确表达了他对中国反应的担心。他问：如果美国再向南越派10万士兵，中国和苏联会不会介入？陆军参谋长哈罗德·约翰逊（Harold Johnson）将军回答：不会。约翰逊总统反驳：当年朝鲜战争时麦克阿瑟将军也认为中国不会介入朝鲜。约翰逊将军不以为然地说，现在的情形和朝鲜战争时的情形不同。约翰逊总统重申，美国不得不考虑中国向越南派兵参战的可能。很明显，约翰逊总统很在意中国的态度，他用朝鲜战争中麦克阿瑟将军忽视中国警告的教训，来批评陆军参谋长轻视中国的倾向。
约翰逊总统在实施“滚雷行动”时，小心挑选轰炸目标，一开始，只限于北越的南部，远离中国边境，以后逐级将轰炸目标向北部扩大。1965年4月6日，约翰逊签署命令，禁止美军攻击河内附近的米格19飞机机场，以免打死在那里工作的中国顾问和技师。4月8日，几架执行轰炸北越桥梁任务的美国军机进入海南岛榆林上空，与中国海军航空兵飞机遭遇，美国飞机向中国飞机发射空对空导弹。事件中，一架美国飞机失踪。中美战机的冲突让约翰逊总统非常紧张，他一天一夜没合眼，十分关切事态的发展。他在4月8日半夜十二点零五分和次日凌晨三点五十五分，两次打电话给国防部指挥中心，询问失踪飞机的下落和飞行员的情况。约翰逊非常害怕由于对越战升级操作不当而引起中美冲突。整个1965年上半年，越南这个“烫手的热山芋”让约翰逊经常寝食不安。
8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一个越南作战方案，其中包括加强和扩大对北越的空中和海上打击、进军老挝和柬埔寨以阻止北越通过“胡志明小道”向南方游击队运送武器装备、用布雷的方式封锁北越主要港口海防港、在泰国增兵以阻吓中国等措施。约翰逊拒绝采纳这些建议，因为他担心这些行动会激怒中国，引起中美对抗。他还拒绝军方提出的动员后备役和国民警卫队、在国会通过对越宣战、置国家于战争状态、征战争税等要求，他担心这些行动会刺激中国。
约翰逊总统在制定越战政策时，小心谨慎、瞻前顾后，密切关注中国的举动和言论，重视中国领导人就越南局势发出的警告。中美领导人在处理越南战争升级的危机时，表现出很多相似性。一方面，双方都坚决支持自己的盟友；另一方面，双方都无意再打一次像朝鲜战争那样的仗。因此，双方都非常仔细地观察对方的信息和举动，都将对方的可能反应作为自己决策时必须认真考虑的重要因素。结果，尽管越南战争从1965年初开始就不断升级，中美双方也分别向各自的越南盟友提供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援助，但像朝鲜战争那样的中美直接军事交锋并没有在印度支那重演。中美两国之间在越战初期通过特殊信息传递而避免直接军事冲突的案例生动地表明：即使在两个有着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并互相敌视的国家之间，仍然有可能通过有效沟通和对话，使得敌对双方在抵制对方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在“不同对方交战”这一问题底线上达成与对方妥协的共识。而这种妥协的实现，又必定会使双方在彼此看法中产生一种对于对方“信守承诺”意愿和能力的信心，从而为未来双边关系从敌对转向和解打下基础。
担心扩大越南战争会导致中美直接冲突的顾虑，束缚了约翰逊总统在越南战争中的手脚。中国的警告就好像在约翰逊周围画了一个圈，将他行动限制在圈内，使他感到非常尴尬。一方面，他感到他不能坐视北越消灭南越政权，因为出现那种情况的话，美国在盟国心目中的信誉度将受到极大损害，美国的盟国将因此不再相信美国会信守对他们承担的义务。另一方面，约翰逊又害怕，如果他让军方放手打击北越的话，美国可能无限制地扩大战争，引发中美大战。
事后，美国军方领导人对约翰逊总统在越战中的表现非常不满。他们抱怨，美国在越南打的是一场窝囊仗，因为美国是一只手被绑在身后，只用另一只手和敌人交手，一只手打敌人的两只手，难怪打不赢。他们责怪约翰逊没有动员后备役兵力，使美军人手不够，在应对美国面临的各种全球挑战时，捉襟见肘。他们批评白宫在决定越南政策时，缩手缩脚，怕这怕那，过多地让杞人忧天的政治考虑干扰军事行动，过多地担心中国的可能反应，过分地限制军方在越南的行动，使军方在越南不能全力以赴作战，不能充分发挥美国的军事优势，不能争取主动权，来打败对手，赢得胜利。他们认为，中国对美国发出的警告纯属咋呼，中国国内问题成堆，和苏联又吵得一团糟，根本无暇顾及越南；美国根本不必担心中国介入越南。
虽然约翰逊因为越南战争的失败而在国内大失民意，最后不得不忍痛放弃参加1968年的总统选举，但他在指导美国干涉越南时小心谨慎不触怒中国的作法，却避免了美中之间有可能因为越南冲突而发生的一场直接军事对抗。如果约翰逊在指挥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时，无视历史教训，毫不顾及中国的反应，完全采纳军方的激烈建议，那么，美国很可能在越南重蹈朝鲜战争的覆辙。尽管约翰逊在指导越南战争升级时，做了很多错误的判断和决定，但他在处理中国的可能反应时，却表现出意外的冷静和谨慎。
历史往往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发展。约翰逊在越南的战争升级对他的中国政策产生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效果。约翰逊干涉越南的最终目的是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展，中国是一个主要遏制对象。但约翰逊又希望避免朝鲜战争悲剧重演，害怕再和中国兵戎相见，结果，他在增加对越南的军事介入的同时，又向中国释发善意，作出妥协举动。比如，从1965年8月开始，在约翰逊的直接推动下，美国政府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作出了一些试探性的初步举动：放宽对华旅行限制、在中美大使级谈判中正式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缓和对华言论的语气等。由于约翰逊在实施越南战争升级的措施时，非常担心与中国直接交战，所以，他在密切关注北京的警告和信息传递的同时，又对美国对华的强硬政策作些调整，以达到向中国交出底牌的目的，即美国在越南的目标是有限的，行为是有克制的；美国只是要惩罚北越，美国无意与中国开战；美国不希望美中两国领导人因为误解对方意图和错判形势而陷入一场直接军事冲突。
结论
总而言之，约翰逊在越南的战争升级，是一场在错误观念指导下的错误战争。约翰逊和他的政府内外的顾问们大都是从西方文化和经验的角度审视越南问题，将复杂的越南问题简单化。他们或是从美国历史经验中找对付越南的办法，或是从欧洲事务角度看待越南。比如，约翰逊凭着他过去在国会与议员们打交道的经历（有时，为了使一个议案获得通过，议员之间互相拉票），错误地认为他也可以如此对付胡志明：他可以通过向胡志明提供经济援助的办法，来换取胡志明在南越问题上的让步。约翰逊政府中主张战争升级的顾问们和政府外的外交政策“智者”们，大多是欧洲事务专家和西方中心论者，对东南亚历史和文化知之甚少。他们在讨论越南问题时，主要关心的是越南会对欧洲产生什么影响。他们在制定越南战争政策和考虑政策的可能结果时，往往表现出傲慢自大和一厢情愿。他们相信，越南人应该会按照美国人的思维逻辑行事。约翰逊和他的助手在谈到越南人（不管是北越对手，还是南越盟友）时，言语中经常表现出轻藐和高人一等。他们简单化地认为：以胡志明为代表的力量只是国际共产主义势力的走卒而已，完全受苏联或中国支配。他们彻底低估了对手的强烈民族主义诉求和决心。由于美国优越论和美国例外论的作祟，华盛顿的越战政策制定者们对先前法国殖民者在越南打得头破血流的教训不屑一顾，嗤之以鼻。对美国技术优势的迷信使他们过高估计美国的力量，过低估计越南民族主义的力量。他们坚信，美国无所不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必定能使北越乖乖就范。
约翰逊政府的越南战争极大地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使美国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美国国际地位和力量的下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越南战争削弱了美国同西欧盟国的关系，法国公开反对约翰逊的越南政策，西欧的其他国家对美国在大西洋联盟中的领导地位和判断力产生怀疑和不信任。第二，越南战争使苏联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借机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扩大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力。当约翰逊在越南战场上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资源时，苏联乘机大力发展自己的军备，特别是核武器和海军。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让在核力量方面落后于美国的苏联蒙受屈辱，在国际上很丢面子。自那次危机以后，苏联就一直在充实和加强自己的核武器库方面加大投入，奋力追赶美国。到1969年约翰逊下台时，苏联已经在陆地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上取得几乎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到1970年代中期，苏联在陆地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和其他几种战略武器的数量上超过美国。同时，苏联乘美国泥足深陷越南之机，在非洲、中东、拉丁美洲等地区四处出击，扩大影响。约翰逊刚担任总统时，曾提出一个用加强同东欧国家贸易联系的方法来分化东欧和苏联关系的计划，但是，约翰逊在越南进行战争升级后，苏联和东欧国家都加强了对北越的援助和支持，引起美国国会的反弹，国会拒绝取消对东欧国家的贸易限制，使约翰逊用贸易手段离间东欧和苏联的计划胎死腹中。第三，越南战争损害美国的国际金融霸主地位。为了支付越南战争的庞大军事费用，约翰逊政府不得不采取赤字财政、大借外债等措施，引起美元大幅贬值，导致通货膨胀发生。结果，作为支撑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和贸易流通的美元，忽然间失去了自己的诱人光环，身价大跌。欧洲银行纷纷抛售美元，兑换黄金，造成严重的“美元危机”。
1969年1月20日，约翰逊黯然下台，挥泪告别白宫。他总统任期的结束也标志着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主导作用的终结。越南战争不仅毁了一个总统的声望，也毁了一个国家的世界领袖地位。
（本文是沈志华主编：《冷战时期美国重大外交政策研究》中的一章，该书将由经济出版社出版。）